姚某等与万某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裁判文书全文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5）黔民终339号

当事人信息

上诉人（一审被告）：某甲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

法定代表人：高某，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一审被告）：王某甲（出生日期、住址略）。

上诉人（一审被告）：马某（出生日期、住址略）。

上诉人（一审被告）：周某甲（出生日期、住址略）。

上诉人（一审被告）：陈某（出生日期、住址略）。

上诉人（一审被告）：某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住所地天津市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黄某甲，该所执行事务合伙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万某（出生日期、住址略）。

审理经过

上诉人某甲公司、王某甲、马某、周某甲、陈某因与上诉人某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某事务所）及被上诉人万某、一审被告潘某、姚某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23年11月6日作出（2023）黔01民初29号民事判决，某甲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4年5月10日作出（2024）黔民终175号民事裁定，将该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立案后，于2025年6月16日作出（2024）黔01民初245号民事判决，某甲公司、王某甲、马某、周某甲、陈某、某事务所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5年12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

上诉人某甲公司、王某甲、马某、周某甲、陈某共同，上诉人某事务所，被上诉人万某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潘某、姚某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二审诉讼请求

某甲公司、王某甲、马某、周某甲、陈某共同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万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万某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案涉信披违规行为具有重大性。

（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仅认定案涉信披违规行为构成信息披露违法，并未认定案涉信披违规行为严重违反证券交易相关规则，更未将其定性为重大违法行为。证券违法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与证券民事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存在重大差别，被行政处罚的证券违法行为并不会当然构成具有重大性的虚假陈述，更不会必然引发民事赔偿责任。一审判决未考虑两者之间的差异，导致错误认定案涉信披违规行为具有重大性。

（二）一审判决认定虚假陈述的更正导致相关证券的交易价格产生明显变化错误。

1.一审判决日期计算错误。2019年4月23日为更正日，更正日之后的第七个交易日应为2019年5月6日，一审判决认定2019年5月8日作为第七个交易日错误；2.导致某甲公司股价八个交易日内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系统性风险，不是案涉信披违规行为的更正。2019年4月23日后八个交易日内，4个参考指数跌幅分别为8.51%、12.92%、14.65%、14.25%，4个参考指数平均跌幅为12.58%，某甲公司跌幅为19.46%，某甲公司股价走势与4个参考指数基本一致，未明显偏离参考指数。参考某中心计算系统性风险的方法[（上证综合指数跌幅+电力设备行业指数跌幅+中压设备行业指数跌幅+智能电网概念指数跌幅）∶某甲公司股票跌幅：指数数量]，八个交易日内系统性风险比例为64.66%[（8.51%+12.92%+14.65%+14.25%）÷19.46%:4]，将近2/3；3.某甲公司的非系统性风险导致更正日后的八个交易日内的股价与参考指数存在差异，并非案涉信披违规行为的更正导致。

某甲公司股价的跌幅主要产生于4月29日之后，且与案涉信披违规行为的更正无关。具体而言，4月27日（非交易日，后一个交易日为4月29日），某甲公司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他32份系列公告，至5月7日，某甲公司还发布另外一份公告，上述公告披露了公司层面的利空非系统风险信息，交易所因此于4月30日对某甲公司采取监管措施，向某甲公司发出了《关于某甲公司有关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的监管工作函》，故案涉信披违规行为的实施、更正并未导致某甲公司股价或交易量产生明显变化。故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22〕2号）（以下简称《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认定案涉信披违规行为不具有重大性，并驳回万某的诉讼请求，退一步讲，即便不否定案涉信披违规行为的重大性，也应基于交易因果关系、损失因果关系，提高非系统性风险等的扣除比例。

二、一审判决未对交易因果关系进行审查和认定。某甲公司在2017年1月25日至2017年7月7日，涉及两类不同类型的信披违规情形，前次为“虚假记载”的积极行为，基准日为2017年7月6日，本次案涉的系“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的消极行为，两者对投资者的影响差异悬殊，本案所涉信披违规和2016年度业绩预告违规在前案中已处理，若投资者认为某甲公司在2017年7月7日之前的信披违规行为与其交易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应积极参加前案诉讼。在前案判决某甲公司全额赔偿投资者差额损失，涉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承担100%连带责任的情况下，本案投资者损失在前案中可得到全额赔偿，故本案应当认定实施日2017年1月25日至2017年7月7日期间的买入交易，与案涉信披违规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而一审法院作为前案生效判决的主审法院，未对前次信披违规行为对本案的影响进行审查错误。

三、一审判决损失因果关系审查认定依据错误，酌定非系统性风险比例过低。

（一）《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系交易因果关系，一审判决以该条作为审查和认定本案损失因果关系的法律依据错误，应根据《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对损失因果关系进行审查和认定。

（二）某甲公司、王某甲、马某、周某甲、陈某已举证证明至少存在退市风险、再融资失败、重大资产重组失败、证监会调查处罚、核心资产出售、董监高离职、管理水平欠佳、业绩骤降、重大诉讼仲裁风险、股票质押和实控人变更风险、公司股票因退市风险警示被众多指数剔除、其他风险因素等12类非系统风险因素，一审判决仅认定退市风险、股票质押和实控人变更风险、核心资产出售、董监高离职、证监会调查处罚、重大诉讼仲裁风险等6类非系统性风险，未对某甲公司、王某甲、马某、周某甲、陈某主张的其他非系统风险因素予以审查和认定，即便按一审判决认定的6类非系统性风险因素扣除比例，一审判决酌定非系统性风险扣除比例亦与风险因素的数量、性质、风险大小不符，也与证券市场风险的常识不符，导致一审法院酌定非系统性风险比例过低，不合理地加重了某甲公司、王某甲、马某、周某甲、陈某的赔偿责任。

（三）一审判决采用某中心的计算方法错误，导致实际扣除的非系统性风险比例远低于酌定比例，举例而言，若系统、非系统性风险扣除比例各为40%、30%，按一审法院的算法，应赔偿比例是42%[（1-40%）×（1-30%）]，此时，实际的非系统性风险扣除比例并非所酌定的30%，而是只有18%（1-42%-40%），故应以未扣除系统性风险的投资差额损失作为基数，同时扣除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即未扣除系统风险的投资差额损失×（1-系统性风险扣减比例一非系统性风险扣减比例），沿用前述举例，则应赔偿的比例为30%（1-40%-30%），（2022）鲁民终2016号案件、（2024）桂民终240号案件以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发布的金融审判十大典型案例均采用该计算方法计算赔偿比例，故该计算方法更为公平合理，符合对系统性、非系统性风险的常识性认知，也更能体现立法意图。

四、一审判决连带责任认定错误。在行政处罚案件中，仅有一个违法行为，根据当事人的主客观情况，确定不同的罚款金额具有合理性，但在民事案件中，除需考虑违法行为外，还需要考虑违法行为对个体投资者的具体影响。本案中，各董监高职务、职权不同，任职期间、确认的公告数量也不相同，一审判决以《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四条作为裁判依据正是个性化审核认定原则的体现，但一审判决未对董监高在信息披露资料的形成和发布等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取得和了解相关信息的渠道、为核验相关信息所采取的措施等实际情况进行审查和认定，更未对董监高的违法行为对具体投资者的影响进行审查和认定，仅参考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的罚款金额酌定连带责任的比例，统一酌定各董监高的连带责任比例上限不当，且比例过高。

另，案涉董监高，凡涉及前次虚假陈述的，均承担了100%连带责任且被限高，已产生严厉的惩罚后果，部分人生活极端困难，已无赔偿能力，即使判决其承担连带责任，实际也无法履行，只会进一步恶化这些人的老年生活质量，故应判决其不承担责任；即便需要承担连带责任，也应酌定更低比例。

二审辩方观点

万某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关于虚假陈述实施日的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某甲公司主张实施日为2017年8月24日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1.实施日的认定应严格遵循法律规定。本案中，某甲公司于2017年1月21日（周六）与华夏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依据当时适用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应在签署协议之日起两个交易日内（即至迟2017年1月24日）披露该重大担保信息，故实施日确定为2017年1月25日符合法律规定。

2.某甲公司主张“损害填平原则”适用错误。前次2016年度业绩预告虚假陈述与本案未披露担保、资金占用等事项属于两类完全不同的虚假陈述行为，所侵害的法律关系、影响的投资者决策依据均不相同。前次诉讼的赔偿范围仅限于该业绩预告虚假陈述造成的损失，而本案所涉虚假陈述是某甲公司长期未披露重大担保、资金占用及诉讼事项，与前次虚假陈述无直接关联，不存在重复赔偿的情形。

3.定期报告发布日不能作为实施日。某甲公司2017年8月24日发布的半年度报告仅是对前期未披露事项的补充披露，不能倒推该日为实施日，否则将纵容上市公司通过拖延披露规避责任，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

二、案涉虚假陈述行为具有重大性，一审法院认定正确，某甲公司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1.虚假陈述内容属于法定重大事件。某甲公司2017年至2019年期间，累计关联担保发生额49183万元，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总计46933.42万元，2018年全年涉诉金额56438.67万元，分别占对应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最高达36.07%、17.83%、49.12%，上述事项对公司资产状况、偿债能力及投资价值具有决定性影响，足以影响投资者决策。

2.虚假陈述更正后股价产生明显变化。2019年4月23日（更正日）后七个交易日内，某甲公司股价从5.19元跌至4.18元，跌幅达19.46%，直接证明该虚假陈述行为对证券交易价格产生了显著影响，符合《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条关于重大性的认定标准。

3.某甲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否定重大性。指数对比分析仅能证明市场整体环境的影响，但不能排除虚假陈述对股价的独立作用，更不能推翻《行政处罚决定书》已认定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性质。

三、案涉虚假陈述与万某投资损失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适用“推定信赖”规则正确。

1.万某在虚假陈述实施日（2017年1月25日）之后、更正日（2019年4月23日）之前买入某甲公司股票，并在更正日之后至基准日（2019年5月30日）期间持有该股票产生亏损，完全符合《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的交易因果关系成立要件。

2.某甲公司虽发布过风险警示，但该等警示并未披露案涉担保、资金占用及重大诉讼等核心虚假陈述事项，投资者无法从风险警示中获知真实风险。且“ST”“*ST”标识仅提示公司经营风险，不能免除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法定义务，更不能成为投资者“明知重大风险仍交易”的抗辩理由。

3.前次虚假陈述不影响本案因果关系认定。如前所述，前次业绩预告虚假陈述与本案系不同侵权行为。

四、一审法院确定的非系统性风险扣减比例合理，某甲公司主张扣减70%以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1.对于非系统性风险，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某甲公司自身经营风险与虚假陈述行为的影响程度，酌情确定30%的扣减比例，符合“虚假陈述行为与其他风险因素对损失的影响比例相当”的司法实践惯例。

2.某甲公司所列的退市风险、再融资失败等所谓“非系统风险”，部分与案涉虚假陈述行为存在直接关联（如重大诉讼、资金占用导致的偿债能力恶化），部分系公司自身经营不善导致，不应全部归责于市场或投资者。上述风险因素在虚假陈述实施前已部分存在，而万某的投资损失主要发生在虚假陈述存续期间及更正后，与虚假陈述行为的关联性更强。某甲公司要求扣减70%以上损失，实质是试图将自身违法违规行为造成的损失转嫁给投资者，违背了“侵权责任填补损失”的基本原则。

3.某中心作为专业损失测算机构，其采用的移动加权平均法及风险扣除方式符合司法解释规定，测算结果客观公正。一审法院在此基础上结合案件实际情况调整非系统性风险扣减比例，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既尊重了专业意见，又兼顾了公平正义，并无不当。

某事务所答辩称，一、关于因果关系。万某等人买卖股票的损失，与某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某甲公司2018年《年度审计报告》没有因果关系。《年度审计报告》发布时有关虚假陈述已经更正，万某应当知道某甲公司2017年、2018年财务报表存在虚假陈述；《年度审计报告》已经揭示某甲公司2018年年报的风险，审计结论是“保留意见”，充分披露某甲公司年度财务报表的风险。

二、关于应否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认定“现有证据足以认定某事务所在对某甲公司2018年年度审计时未勤勉尽责，未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根据某事务所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酌情确定其对本案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的比例为10%”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某事务所对《年度审计报告》以外某甲公司公司的虚假陈述给他人造成损失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万某等人买卖股票损失，与某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没有因果关系；一审判决认定某事务所有过错与客观事实不符，根据《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某甲公司虚假陈述实施日是2017年1月25日，某事务所于2018年4月25日、2019年4月25日出具2017年《年度审计报告》、2018年《年度审计报告》，不可能对早已实施的“虚假陈述的形成和发布”存在故意或者过失，《关于对某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张某、周某乙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以下简称《警示函》）证明某事务所对更正“虚假陈述”有功劳。

三、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审判决以行政处罚作出之日起算诉讼时效错误，股民对某甲公司的诉讼时效，不等于对某事务所的诉讼时效；《警示函》不是行政处罚，对某事务所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应以最新司法解释规定的某甲公司虚假陈述的更正日（即2019年4月23日）起算，而不能以旧的司法解释规定的“行政处罚日”（2021年12月10日）起算。《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诉讼时效衔接适用相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某事务所的诉讼时效、因果关系、过错责任与其他当事人均有不同，应当分开计算、分开认定。

一审被告潘某、姚某未出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二审诉讼请求

某事务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万某对某事务所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万某等人买入股票的损失与某事务所对某甲公司2018年年报审计报告中的虚假陈述有因果关系，与客观事实不符。某甲公司虚假陈述的更正日是2019年4月23日，某事务所对某甲公司的2017年审计报告于2018年4月28日公布，2018年审计报告于2019年4月27日发布，为投资者知悉。

1.某事务所的审计结论是“保留意见”，并对保留意见作出详细说明。一审判决在“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部分已大段引述，某事务所对投资风险已给予足够的风险提示，尽职尽责，依法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一审判决以有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予以追责，且该份审计报告公布于虚假陈述揭露日之后，一审显然错误。

2.叶某、万某、王某乙更是于某事务所第一次年报审计公布前已购入股票，故相应风险与中介机构无关，应驳回对某事务所的诉讼请求。

二、行业监管机构出具《警示函》所涉事项不是承担民事责任的事实依据。

1.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行业监管机构对某事务所出具《警示函》是责令改正、监管谈话的一种监管措施，而非行政处罚。其警示结论仅提示某事务所提高、完善审计手段和审计质量。某事务所的审计工作不足部分并不构成“重大遗漏”，不足予以处罚。

因此一审判决直接引用《警示函》作为判决依据，缺乏事实基础。

2.结合某事务所要求某甲公司公司出具《管理层说明书》《管理层对外担保事项说明书》《管理当局对或有争项及期后事项说明书》《管理当局对已发生所有经济业务已全部入账无账外账的声明书》，及自行依规收集的《征信报告信息资料与企业明细账借款余额核对及说明》《企业信用报告》《企业信息公示公告》等足以证明某事务所已经按照执业准则确定的工作程序和核查手段出具报告，并保持必要的职业谨慎。

3.结合现已查明的某甲公司违规事项及手段，全部未经过公司董事会、股东会表决同意，没有计入公司财务账簿。某甲公司财务资料、会议记录等没有记载，因此不能归责于某事务所，某事务所并无故意或重大过失。

4.结合《证券法》和《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监管机构并未依照行政责任对某事务所采取警告、没收审计收入等行政处罚措施，足以说明《警示函》所涉事项并无重大性，应认定某事务所不承担虚假陈述民事侵权连带责任。

二审辩方观点

万某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被告潘某、姚某未出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一审诉讼请求

万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某甲公司赔偿投资差额损失23，840元，佣金损失7.15元，印花税损失23.84元，合计损失23,870.99元；2.判令潘某、姚某、某事务所、王某甲、黄某乙、马某、周某甲、陈某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由某甲公司、潘某、姚某、某事务所、王某甲、黄某乙、马某、周某甲、陈某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重审中，万某撤回对某乙公司的起诉，一审法院予以准许。

一审法院查明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某甲公司系一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为某甲公司、ST天成、*ST天成，证券代码为6×××××。某甲公司系某G公司100%股东。2017年1月21日，某G公司作为保证人与债权人某银行成都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某G公司为债务人某丙公司与债权人某银行成都支行在2017年1月22日至2020年1月31日期间发生的借款提供最高额担保，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2,100万元。根据某甲公司发布的《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显示，2017年3月14日，某甲公司为关联方（债务人）某乙公司与债权人某丁公司涉及的20,000万元债务提供担保；2017年10月24日，某甲公司为关联方（债务人）某乙公司与债权人李某涉及的15,000万元债务提供担保；2017年12月3日，某甲公司为关联方（债务人）某乙公司与债权人姜某涉及的4,500万元债务提供担保；2018年4月12日，某甲公司为关联方（债务人）某乙公司与债权人某戊公司涉及的500万元债务提供担保。

上述公告还显示，2017年3月14日，某甲公司与某H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3,000万元，该笔借款直接汇入某甲公司股东账户，由某乙公司实际占用，此后至2019年期间，某甲公司陆续发生多起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2018年起，某甲公司涉及多起重大诉讼、仲裁案件，均未及时履行披露义务。2019年4月23日，某甲公司发布《关于公司自查对外担保、资金占用等事项的提示性公告》和《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上述《关于公司自查对外担保、资金占用等事项的提示性公告》载明：“一、公司违规对外担保的事项。近日，经自查，公司存在未履行审批程序向控股股东某乙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履行内部审批及相关审议程序为公司控股股东某乙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金额为9,230万元（不含利息），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99%。

二、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事项。经自查，控股股东存在以上市公司名义借款的情形，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被控股股东某乙公司共占用资金9,201.24万元（不含利息），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96%……”。上述《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载明：“某甲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本公司及子公司最近二十个月内的累计涉及诉讼（仲裁）实行进行了统计，诉讼（仲裁）金额合计44,635.28万元（未考虑延迟支付的利息及违约金），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8.63%”。该公告中对诉讼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详细列明，并就相关风险进行了提示。

2021年12月1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作出（202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一、未按照规定披露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事项。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某甲公司及其子公司共计8次为控股股东某乙公司及其关联方提供对外借款担保、商业承兑汇票连带保证责任担保，保证全质押借款担保，累计关联担保发生额49,183万元，其中2017年、2018年、2019年关联担保发生额分别为41，600万元、5,633万元、1，950万元，分别占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36.07%、4.9%、1.6%。2021年4月30日，某甲公司公告披露“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违规担保余额11,180万元。

前述关联担保事项，某甲公司未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2018年修订、2019年修订）第10.2.6条规定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也未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二、三、二十一、二十二、三十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6年修订、2017年修订）》第四十、四十一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6年修订、2017年修订）》第三十八、三十九条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2018年修订、2019年修订）》第9.11、9.14、10.2.6条的规定，及时履行临时报告披露义务和在2017年半年报及年报、2018年半年报及年报、2019年半年报中披露。

二、未按规定披露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2017年3月至2019年，某甲公司及其子公司直接（或间接）向某乙公司及其关联方划转资金13,576.3万元、代某乙公司及其关联方偿还债务或利息8,916.1万元、对外借款19,000万元直接供某乙公司使用、履行为某乙公司及其关联方连带担保责任被法院强制划转资金5,441.02万元，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总计46,933.42万元。按年度统计，2017年、2018年、2019年发生额分别为20,000万元、20,492.35万元、6,441.07万元，分别占上一年度某甲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17.34%、17.83%、5.28%。

2021年4月30日，某甲公司公告披露“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余额31,050.08万元”。前述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某甲公司未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二、三、二十一、二十二、三十条……规定，及时履行临时报告披露义务和在2017年半年报及年报、2018年半年报及年报、2019年半年报中披露。

三、未按规定披露重大诉讼、仲裁事项。2018年上半年，某甲公司发生诉讼事项2起，涉诉金额合计13,345万元，其中自2018年3月28日知悉“李某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某甲公司等还借款本金9,000万元”起，某甲公司连续未披露涉诉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超过10%。某甲公司2018年全年发生诉讼、仲裁事项15起，涉诉金额合计56,438.67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超过49.12%。……某甲公司未按规定披露前述“为某乙公司及其关联方违规担保”“某乙公司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重大诉讼和仲裁”事项的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条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二、三、二十一、二十二、三十条的规定，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某乙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在“某甲公司为保证人的某乙公司对外借款合同或协议”上签章，在“以某甲公司名义向第三方借款供其使用的《借款及保证协议》”等文件材料上签章并实际使用借款，向某甲公司拆借资金、要求某甲公司代偿债务等，知悉前述未按规定披露的违规担保、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部分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控股股东指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的行为。潘某作为某乙公司控股股东及时任董事长，某甲公司实际控制人，在“某甲公司为保证人的某乙公司对外借款保证合同”“以某甲公司名义向第三方借款供某乙公司使用的《借款及保证协议》”等文件材料上签章或签名，策划、组织实施了某甲公司违规担保、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且未告知上市公司，知悉某甲公司未按规定披露的有关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潘某作为某甲公司实际控制人并曾长期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知悉并负有配合某甲公司履行其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的义务，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指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的行为。

潘某2010年以来被我会行政处罚3次、采取市场禁入措施2次。姚某（某乙公司股东之一）2005年至2019年7月任某乙公司总裁，在潘某授权下管理某乙公司及控制的上市公司，策划、组织实施了某甲公司“为某乙公司对外借款提供担保”“向第三方借款供某乙公司使用、为某乙公司拆借资金、代某乙公司偿还债务”等事项，知悉前述未按规定披露的违规担保、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部分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构成某乙公司指使某甲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姚某2011年以来被我会行政处罚2次、采取市场禁入措施1次。王某甲2016年11月至2017年10月任某甲公司董事长，具体实施了任职期间的某甲公司“为某乙公司对外借款提供违规担保”“向第三方借款供某乙公司使用、为某乙公司拆借资金、代某乙公司偿还债务等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等事项；作为信息披露主要责任人，未勤勉尽职督促某甲公司真实、准确、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在审议某甲公司2017年半年报的董事会决议上签字并签署书面确认意见，是某甲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周某甲2016年11月至2018年9月任某甲公司董事、总经理，参与实施了某甲公司“为某乙公司向某丁公司20,000万元信托贷款违规提供担保”事项并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未勤勉尽职督促某甲公司真实、准确、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在审议某甲公司2017年半年报及年报、2018年半年报的董事会决议上签字并签署书面确认意见，是某甲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黄某乙2016年11月至2019年11月任某甲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17年12月起兼任财务总监），参与实施了某甲公司“为某乙公司某丁公司20,000万元信托贷款违规提供担保”事项，在兼任财务总监期间的某甲公司“为某乙公司拆借资金、代某乙公司偿还债务等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往来财务凭证上签字，未勤勉尽职督促某甲公司真实、准确、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在审议某甲公司2017年半年报及年报、2018年半年报及年报、2019年半年报的董事会决议上签字并签署书面确认意见，是某甲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陈某2016年11月至2019年11月任某甲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16年11月至2019年1月兼任董事会秘书），参与实施了某甲公司“为某乙公司向某丁公司20,000万元信托贷款违规提供担保”事项；陈某作为董事会秘书，负责组织和协调信息披露事务，未勤勉尽职督促某甲公司真实、准确、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在审议某甲公司2017年半年报及年报、2018年半年报及年报、2019年半年报的董事会决议上签字并签署书面确认意见，是某甲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马某2016年11月至2017年12月任某甲公司财务总监，参与实施了2项某甲公司向第三方借款供某乙公司使用事项，在任职期间某甲公司“为某乙公司拆借资金、代某乙公司偿还债务等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往来财务凭证上签字，未勤勉尽职督促某甲公司真实、准确、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对某甲公司2017年半年报签署书面确认意见，是某甲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遂依据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决定：一、对某甲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二、对某乙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三、对潘某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四、对姚某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五、对王某甲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六、对朱某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七、对黄某乙给予警告，并处以20万元罚款；八、对马某给予警告，并处以10万元罚款；九、对周某甲给予警告，并处以5万元罚款；十、对陈某给予警告，并处以5万元罚款；……另查明，2019年4月25日，某事务所作出《某甲公司审计报告》CAC证审字[2019]0312号，载明：一、保留意见。

我们审计了某甲公司财务报表，包括2018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8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我们认为，除“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产生的影响外，某甲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某甲公司2018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18年度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一）以上市公司名义借款并形成关联方占用资金的可收回性。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控股股东某乙公司以上市公司名义借款并形成非经营性占用某甲公司资金9,201.24万元，某甲公司对此款项计提了920.12万元坏账准备。我们实施了访谈、函证等程序，收集了控股股东承诺函以及第三方不可撤销的担保函并查询了担保方的财务状况、工商信息。截至本报告日，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上述关联方占用资金发生坏账损失的可能性进行合理估计，进而无法确定某甲公司计提的坏账准备是否充足以及是否应做出审计调整。

（二）对外担保损失。截至2018年12月31日，某甲公司未经公司股东会批准为某乙公司借款担保9,230.00万元（不含利息等），上述担保事项已全部进入诉讼程序，给某甲公司造成的影响尚无法准确估计，某甲公司本期未计提预计负债。由于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上述违规担保是否发生法律效力尚不确定，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某甲公司可能需要承担的担保损失金额进行合理估计，同时，我们也无法判断某甲公司是否存在其他未经披露的对外担保事项以及对财务报表产生的影响。

（三）货币资金、其他应收款、预付款项的真实性与商业合理性。

1、截至2018年12月31日，某甲公司在某华夏银行成都分行银行存款余额为30,835,089.80元，我们检查了对账单、利息回单并实施了函证程序，但截至审计报告日我们尚未取得银行回函，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认该存款的真实性、是否存在质押及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2、截至2018年12月31日，某甲公司在预付款项列报某己公司1，500.00万元、某庚公司1,453.00万元、某辛公司1,266.80万元，其他应收款列报某壬公司2,032.00万元、某癸公司2,000.60万元、某A公司774.92万元、某B公司500.00万元、某C公司495.89万元、某D公司200.00万元，上述款项合计10,223.21万元。上述款项未严格履行公司规定的内部审批流程，我们无法确认上述业务的交易实质、款项的性质以及是否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

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某甲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会计报表附注二所述，某甲公司在报表日及报表日后部分到期债务不能及时、足额偿还，也未能采取措施与债权人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引起法律诉讼，公司部分银行账户及资产被冻结，这些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该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同日，某事务所作出《某甲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CAC证内字[2019]0023号，载明：四、导致否定意见的事项重大缺陷，是指一个或多个控制缺陷的组合，可能导致企业严重偏离控制目标。在审计过程中，我们识别出某甲公司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以下重大缺陷：1、2018年度某甲公司未履行规定的审批程序，对外支付大额资金，其中，计入预付账款的主要有：某辛公司1,266.80万元、某己公司1,500万元、某庚公司1,453.00万元；计入其他应收的主要有：某壬公司2,032.00万元、某癸公司2,000.06万元、某A公司774.92万元、某B公司500.00万元、某C公司495.89万元、某D公司200.00万元。

我们无法确认上述款项性质及交易实质。

2、某甲公司未履行审批程序为关联方提供担保9,230.00万元，控股股东以某甲公司名义对外借款9,201.24万元，借款发生时未计入某甲公司账内，以上事项某甲公司未能及时发现与披露。上述事项构成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影响了财务报表中其他应收款、预付款项、其他应付款、短期借款及损益的列报认定，与之相关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失效。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为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整提供合理保证，而上述重大缺陷使某甲公司内部控制失去这一功能。某甲公司管理层已识别出上述缺陷，并将其包含在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但未在所有重大方面得到公允反映。

在某甲公司2018年财务报表审计中，我们已经考虑了上述重大缺陷对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的影响。2021年1月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作出《警示函》，载明：根据《证券法》等有关规定，我局对你们执业的某甲公司2017至2019年年报审计项目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你们存在以下问题：一、未保持应有的职业怀疑并采取进一步审计程序。你们在对某甲公司2018年年报审计过程中，已发现其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但未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对某甲公司固定资产、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等存在的异常情形，未采取进一步审计程序，未能识别某甲公司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合计1.47亿元。

二、函证程序执行不到位。一是对某甲公司2018年末3,083.51万元银行存款余额函证未回函情况，你们未采取进一步审计程序，未能发现该笔银行存款已为控股股东关联方提供担保。二是未对某甲公司2018年末应收某B公司500万元进行函证，未能识别该笔其他应收款构成资金占用。

三、前后任会计师沟通程序不到位。首次承接某甲公司2017年年报审计项目时，在向前任注册会计师发出《沟通函》未取得回函情况下，未采取进一步审计程序，未充分考虑是否接受委托及相关影响你们的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有关要求，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五十三条的规定。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所及注册会计师张某，周某乙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你们应严格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建立健全质量控制制度，加强内部管理，规范执业行为，提升执业水平，确保执业质量。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某事务所提交某甲公司向其出具的《管理层声明书》《管理当局对外担保事项声明书》《管理当局对或有事项及期后事项声明书》《管理当局对已发生所有经济业务已全部入账无账外账的声明书》以及《征信报告信息资料与企业明细账借款余额核对及说明》《企业信用报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公告》，拟证明其已经按照执业准则确定的工作程序和核查手段并保持必要的职业谨慎，仍未发现被审计的会计资料存在的错误，遗漏了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过错责任不在某事务所。

再查明，2017年4月24日，某甲公司发出《关于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称因公司2015年度、2016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2.1条第（一）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果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仍为负值，公司股票将自2017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暂停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2018年1月10日，某甲公司发出《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将对公司2016年年度业绩预告与年度报告业绩批量差异进行立案调查。

2018年5月3日，某甲公司发出《关于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称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为2018年5月7日，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后，公司经营情况不会发生重大变化，虽然公司2017年度实现扭亏为盈，但仍可能面对国家政策、宏观经济、行业去产能、产品市场、环保标准等变化的风险，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2017年7月14日，某甲公司发出《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复的公告》，称其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84907433股新股事宜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复。2017年12月11日，某甲公司发出《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公告》，称其原拟以9.78元/股的价格向控股股东某乙公司发行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84907433股，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83,039.47万元，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超高压、特高压变压器用分接开关研发及智能制造项目，智能固体绝缘开关柜产业化项目以及偿还银行借款。

鉴于当前资本市场、行业环境及相关政策等方面发生了诸多变化，公司综合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同时为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正在筹划关于购买资产的重大事项。

因此，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董事会慎重研究，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本次对非公开发行事项的终止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造成影响，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公司拟通过出售相关非主营业务资产归还银行贷款，降低资产负债率；使用自有资金对相关项目的投入等方式来完成。2017年12月5日，某甲公司发出《关于拟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称公司拟筹划重大事项，该事项可能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信息公平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于2017年12月5日紧急停牌，并于2017年12月6日起连续停牌。

某甲公司自2017年12月5日停牌至2018年3月2日。2018年2月28日，某甲公司作出《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称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是为了并购与公司战略发展相契合的标的资产，为公司引入优质资产，进一步拓展公司发展空间、提高综合竞争实力，有效提升资产规模和持续盈利能力，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为某E公司的相关股东，交易对方中的某乙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拟采用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交易对方持有的某E公司81%股权。本次标的资产拟定为交易对方持有的某E公司81%股权，某E公司所属行业为矿产资源开发行业。

由于涉及海外收购，所涉及的法律、审计及评估等尽职调查工作程序复杂、工作量大，预计难以在停牌期满3个月内完成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根据《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等有关规定，为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经审慎研究和友好协商，交易双方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2018年3月7日，某甲公司发出《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称2018年3月6日，某乙公司将其所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4,8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94%）质押给某F公司，质押手续已于2018年3月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某乙公司持有公司股份共计93,403,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34%。目前已质押93,403,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34%，占某乙公司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100%。2018年7月1日，某甲公司发出《关于签署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框架协议的公告》，称其拟向某G公司100%股权。截至本公告日，标的公司资产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交易价格将以中介机构审计评估结果为作价参考依据，确定交易价格后将签署正式协议，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框架协议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018年8月13日，某甲公司发出《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称其于当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某甲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0856号），具体内容如下：“某甲公司：你公司2018年8月13日公告，拟向某G公司100%股权，转让价款为3.98亿元。某G公司为公司重要子公司，本次出售将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1条的规定，现请你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1.某G公司是公司主营业务的重要经营实体，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2.78亿元，净利润1,953万元，净资产2.54亿元，分别占同期上市公司的49.2%、98.9%和22%。请公司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对公司主营业务发展、财务状况等产生的影响，并说明是否会对上市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2.公告称本次交易主要目的是回笼资金，偿还部分有息债务，补充流动资金，降低财务费用。请公司结合近期债务到期金额明细，某G公司的盈利情况和预计可减少的财务费用情况，补充披露以出售主要经营性资产的方式实现上述目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是否可能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长期利益。

3.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为某G公司提供担保合计1.85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截至目前公司为某G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以及后续安排。

4.公告显示，本次转让标的为某G公司股权，其日常经营所需的厂房、土地资产仍为上市公司所有。公司后续将与某G公司签署厂房租赁协议，租赁期限为交割日至2021年12月31日。针对前述厂房和土地资产，请公司补充披露：（1）未包含在本次转让范围内的原因；（2）是否与某G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具有不可分割性；（3）租赁期限届满后的使用安排。

5、公告称某G公司的审计和评估工作尚在进行中。请公司说明在评估报告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将某G公司股权转让价格定为3.98亿元的合理性及公允性，说明是否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请你公司及时披露本问询函，并于2018年8月15日之前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同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2018年8月15日，某甲公司发出《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称近年来，由于高压有载分接开关细分行业需求规模的限制，某G公司所涉的高压业务销售额未能获得较大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司销售规模的增长，公司剥离高压业务后，将降低公司有息负债，能够有效化解财务风险。

本次转让完成后，电气业务将调整为中压产品，公司收入规模及主营业务利润短期或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滑。鉴于中压电气产品的市场需求近年一直保持增长，市场需求规模较大，公司将加大对中压板块业务的投入，提升中压产品的销售规模和利润，同时敦促其他参股公司的业务发展以获取更好的投资收益。截至2018年3月末，公司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为56.61%，有息负债总额为99,066.75万元；某G公司资产负债率为63.34%，某G公司银行及金融机构债务为28,036.17万元。由于本次交易模式为承债式收购，某G公司原有债务将由股权交割后的某G公司承继。

转让完成后，公司拟用部分转让款用于归还利率较高的借款，而股权交割完成后某G公司承继原有的有息负债也将较大幅度地缓解公司债务到期压力，公司将进一步降低资产负债率，经财务部门测算，预计某G公司转让后上市公司有息负债财务费用每年可减少约3,000万元，由此将较大幅度地弥补某G公司出售后对公司利润的影响。某G公司转让后，预计2018年度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将减少约49.13%，净资产将增加约12.12%（以2017年度经审计数据初步测算）。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并未发生变化，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且资金压力的缓解有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战略布局，提高运营和管理效率。

后续公司将加大资源整合力度，持续培育新的业绩增长点，增加公司流动资产，提升整体业绩。本次转让不会对上市公司可持续性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截至目前，公司为某G公司提供的尚在存续期的担保总额为15,626.10万元。对于前述担保，公司本次交易对方将签署承诺函，交易对方将承诺在《股权收购协议》生效后取得某G公司相关债务的债权人同意，以置换担保方或其他可行方式免除公司的担保，以使公司不再对某G公司的债务承担任何担保责任。如果因交易对方的原因未能实现担保方转移而使公司被要求承担担保责任的，交易对方将代为履行担保责任或全额补偿公司因履行担保责任而产生的损失。

因此，上述担保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2017年9月29日，某甲公司发出《关于公司董事长辞职的公告》。2017年12月11日，发出《关于变更财务总监及聘任副总经理的公告》。2018年9月4日，发出《关于更换董事、监事及总经理的公告》。2019年1月16日，某甲公司发出《关于变更董事会秘书的公告》。2018年9月4日，某甲公司发出《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称公司2018年预计将要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2,280万元；公司将更换监事。2018年11月1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2018）1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7年1月25日，王某甲主持召开某甲公司高管会议，参会人员包括马某、总经理周某甲、副总经理黄某乙、陈某。

会议讨论决定，某甲公司发布2016年年度业绩公告：预计2016年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1,000万元至1，500万元之间。此次业绩预告未进行董事会决议，未征求独立董事意见。当天，某甲公司以董事会公告名义发布了上述2016年年度业绩预告。……某甲公司在本次资产置换事项的收益确认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形下，提前确认了资产置换收益，使其2017年1月25日发布的2016年度业绩扭亏为盈公告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的虚假记载行为。

对某甲公司及时任相关人员董事长王某甲、财务总监马某、周某甲总经理、黄某乙副总经理、陈某作出了行政处罚。2019年3月29日，某甲公司发出《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称控股股东某乙公司因签订《借款协议》出现债务纠纷，所持公司93403800股（无限售流通股）被法院轮候冻结。2018年7月25日，某甲公司发出《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载明：公司股票于2018年7月23日、2018年7月24日、2018年7月2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截至目前，公司转让子公司某G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股权的事项正在按计划进行，标的公司审计、资产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次交易事项尚处于意向性阶段，能否达成最终交易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某乙公司所质押的公司股票占某乙公司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100%，质押股票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01,953,938.4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9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908,204.74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78.57%。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但后续经营仍可能面对国家政策、宏观经济、行业去产能、产品市场、环保标准等变化的风险。2018年7月27日，某甲公司发出《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停牌核查的公告》。2018年8月3日，某甲公司发出《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18年8月1日、2018年8月2日、2018年8月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公司主营业务为电气设备制造，主要产品为高、中压电气设备。近年来因电力投入下降，市场竞争加剧，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连续六年均为负值，公司债务负担较重，财务费用较高。公司特向投资者提示相关投资风险。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某乙公司所质押的公司股票占某乙公司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100%，质押比例较高，若股价下跌存在一定的质押风险。截至目前，公司转让子公司某G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股权的事项正在按计划进行，标的公司审计、资产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次交易事项尚处于意向性阶段，能否达成最终交易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对公司的影响亦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目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某协会”）对公司的调查尚在进行中，如有进展公司将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如公司因立案调查事项被国家某协会最终认定存在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公司股票存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暂停上市的风险。2019年1月28日，某甲公司发出《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19年1月24日、2019年1月25日、2019年1月2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2019年4月10日，某甲公司发出《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司股票于2019年4月9日、2019年4月1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2019年5月22日，某甲公司发出《关于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称经自查，公司未履行审批及相关审议程序向控股股东某乙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金额为9,230万元（不含利息），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99%；控股股东以上市公司名义对外借款并占用公司资金总额为9,201.24万元（不含利息），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96%。控股股东未在承诺期限即至2019年4月22日起一个月内解决上述违规担保问题，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4.1（五）条“公司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或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情形严重的”规定，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019年5月28日，某甲公司发出《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称其涉及一审法院243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涉案金额48,525,800.93元，该诉讼预计会对公司利润产生负面影响。审理中，万某与某甲公司、王某甲、黄某乙、马某、周某甲、陈某、某事务所未就损失测算机构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通过摇号确定由某中心对万某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印花税损失金额进行测算，并对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影响予以扣除。某中心损失测算参数为：实施日为2017年1月25日，更正日为2019年4月23日，基准日为2019年5月30日，基准价为4.06元，佣金费率为万分之三，印花税税率为千分之一。

某中心采用移动加权平均法计算投资者投资差额损失，以“3+X”组合参考指标体系为基础的“同步指数对比法”扣除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后，测算得出万某的投资差额损失为24,111.961元、佣金损失为7.234元、印花税损失为24.112元。

一审法院认为

与裁判结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且相关虚假陈述事实均发生于2020年之前，故应适用《证券法》（2014年修正）的规定。又因《虚假陈述若干规定》已于2022年1月22日起施行，《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本规定施行后尚未终审的案件，适用本规定。”故本案亦应适用《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予以认定。结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某甲公司是否存在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行为；二、如果存在虚假陈述侵权行为，该行为是否具有重大性；三、如果存在虚假陈述侵权行为，如何确定虚假陈述的实施日、揭露日、基准日及基准价；四、万某的投资损失与某甲公司的虚假陈述侵权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五、万某的损失金额应当如何认定；六、潘某、姚某、王某甲、黄某乙、马某、周某甲、陈某、某事务所是否应当承担本案赔偿责任；七、万某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在披露的信息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虚假陈述。本案中，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202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某甲公司未及时披露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事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以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属于《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四款规定的重大遗漏型虚假陈述侵权行为。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的内容具有重大性：（一）虚假陈述的内容属于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重大事件；（二）虚假陈述的内容属于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要求披露的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事项；（三）虚假陈述的实施、揭露或者更正导致相关证券的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产生明显的变化。前款第一项、第二项所列情形，被告提交证据足以证明虚假陈述并未导致相关证券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明显变化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的内容不具有重大性。被告能够证明虚假陈述不具有重大性，并以此抗辩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本案中，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某甲公司及其子公司共计8次对外签订担保合同为控股股东某乙公司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合计关联担保发生额49,183万元，其中2017年、2018年、2019年关联担保发生额分别为41,600万元、5,633万元、1，950万元，分别占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36.07%、4.9%、1.6%。2017年3月至2019年，某甲公司及其子公司通过直接（或间接）向某乙公司及其关联方划转资金、代偿债务等方式占用非经营性资金总计46,933.42万元。按年度统计，2017年、2018年、2019年发生额分别为20,000万元、20,492.35万元、6,441.07万元，分别占上一年度某甲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17.34%、17.83%、5.28%。

同时，某甲公司2018年全年发生诉讼、仲裁事项15起，涉诉金额合计56,438.67万元。某甲公司前述隐瞒事项所涉金额相对某甲公司资产总额占比较大，相关信息准确披露与否会影响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资产状况、业绩与投资价值的判断，足以影响投资者的决策，故某甲公司未披露前述事实的行为属于能够影响投资者决策的虚假陈述。根据《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公司订立重要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以及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均属于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临时报告，并予公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对某甲公司作出的行政处罚亦以上述规定为处罚依据之一，印证某甲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已严重违反证券交易相关规则，系重大违法行为。同时，2019年4月23日后七个交易日内，某甲公司股价从5.19元跌至4．18元，跌幅为19.46%，证明虚假陈述的更正导致相关证券的交易价格产生明显变化。

综上，应当认定某甲公司虚假陈述行为具有重大性。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根据《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虚假陈述实施日，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虚假陈述或发生虚假陈述之日……未及时披露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事项等构成重大遗漏的，以应当披露相关信息期限届满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为实施日”。本案中，关于对外提供担保事宜，某甲公司所为的系重大遗漏型虚假陈述，即未能根据法律规定在法定期限内将这一重大信息予以公告。故虚假陈述发生之日，应为该法定期限届满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某甲公司系在上交所上市的公司，结合本案虚假陈述行为发生时应适用的2007年《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国家某协会令第40号，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上市公司应当在最先发生的以下任一时点，及时履行重大事件的信息披露义务：……（二）有关各方就该重大事件签署意向书或协议时……”以及本案虚假陈述发生时所适用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第7.3条第二项、第17.1条第三项：“上市公司应在以下任一时点最先发生时，及时披露相关重大事项：……（二）有关各方就该重大事件签署意向书或协议（无论是否附加条件或期限）时……”“及时，指自起算日起或触及本规则披露时点的两个交易日内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具体到本案，2017年1月21日（周六），某甲公司与华夏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达到《上市规则》规定的披露条件，按照《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某甲公司应在各方就该保证合同签署协议之日起两个交易日内，即至迟于2017年1月24日及时对该信息进行披露，故该项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应为次交易日即2017年1月25日。对于更正日，《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虚假陈述更正日，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证券交易场所网站或者符合监管部门规定条件的媒体上，自行更正虚假陈述之日。”虚假陈述被更正的意义在于对证券市场发出警示信号，提醒投资人重新判断股票价值。

本案中，某甲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发布《公告》，故该虚假陈述行为的更正日应为2019年4月23日。对于基准日和基准价，《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的基准日，是指在虚假陈述揭露或更正后，为将原告应获赔偿限定在虚假陈述所造成的损失范围内，确定损失计算的合理期间而规定的截止日期。在采用集中竞价的交易市场中，自揭露日或更正日起，被虚假陈述影响的证券集中交易累计成交量达到可流通部分100%之日为基准日。自揭露日或更正日起，……在30个交易日内未达到可流通部分100%的，以第30个交易日为基准日。

”以2019年4月23日为更正日，某甲公司股票集中交易累计成交量至2019年5月30日达到100%（未超过30个交易日）。故根据上述规定，基准日应为2019年5月30日，基准价为4.06元。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根据《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原告能够证明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原告的投资决定与虚假陈述之间的交易因果关系成立：（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了虚假陈述；（二）原告交易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三）原告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后、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实施了相应的交易行为，即在诱多型虚假陈述中买入了相关证券，或者在诱空型虚假陈述中卖出了相关证券。即只要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之前买入股票，且在虚假陈述揭露日及以后至基准日前因卖出，或者至基准日因持续持有该股票而产生亏损，即推定该亏损与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虚假陈述赔偿以“推定信赖”确定投资损失与虚假陈述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与否，除非虚假陈述行为人有证据证明投资者的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本案中，万某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更正日之前买入某甲公司该股票，并在虚假陈述更正日及以后卖出或持有该股票而产生亏损。

因此，本案的情况符合上述规定第十一条的三个要件，应当认定某甲公司虚假陈述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关于第五个争议焦点，根据《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发行人在证券发行市场虚假陈述，导致原告损失的，原告有权请求赔偿损失，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证券交易市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范围，以原告因虚假陈述而实际发生的损失为限，原告实际损失包括投资差额损失、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某甲公司主张公司股价变化受到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的多种因素影响。

关于系统性风险，某中心作出的《证券投资者损失测算咨询意见书》采用以“3+X”组合参考指标体系为基础的“同步指数对比法”扣除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影响，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一审法院对其扣除系统性风险影响后测算出的万某投资差额损失为24,111.961元、佣金损失为7.234元、印花税损失为24.112元予以确认。

关于非系统性风险，根据《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查明虚假陈述与原告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导致原告损失的其他原因等案件基本事实，确定赔偿责任范围。被告能够举证证明原告的损失部分或者全部是由他人操纵市场、证券市场的风险、证券市场对特定事件的过度反应、上市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等其他因素所导致的，对其关于相应减轻或者免除责任的抗辩，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本案中，某甲公司认为其存在的退市风险、再融资失败、重大资产重组失败、证监会调查处罚、核心资产出售、董监高离职、管理水平欠佳、业绩骤降、重大诉讼仲裁风险、股票质押和实控人变更风险、公司股票因退市风险警示被众多指数剔除及其他难以杜绝的风险因素，均对股价有重大负面影响，应当作为非系统性风险在损失中予以剔除。

经查，本案实施日至基准日之间，某甲公司发布《关于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关于签署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框架协议的公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控股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等公告，且2018年11月19日因某甲公司提前确认资产置换收益，使得2017年1月25日发布的2016年度业绩扭亏为盈公告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构成虚假记载，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予以行政处罚，结合以上行政处罚事实及某甲公司公告内容及发布频率，可以印证某甲公司存在自身经营风险，其主张应当作为非系统风险予以剔除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

综合考虑某甲公司自身经营风险因素与市场系统性风险因素，以及本案所涉虚假陈述行为共同对股价下跌的影响，再根据万某在本案实施日及基准日之间购买某甲公司股票的时间区间，一审法院酌情确定本案非系统性风险损失扣减比例为15%。即在某中心核定的损失结果基础上，扣减15%损失，则某甲公司应当赔偿投资差额损失20,495.17元（24,111.961元×85%）、佣金损失6.15元（7.234元×85%）、印花税损失20.50元（24.112元×85%）。对于万某主张超过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六个争议焦点，《证券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公告的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以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上市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发行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有过错的，应当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主张对虚假陈述没有过错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其工作岗位和职责、在信息披露资料的形成和发布等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取得和了解相关信息的渠道、为核验相关信息所采取的措施等实际情况进行审查认定。前款所列人员不能提供勤勉尽责的相应证据，仅以其不从事日常经营管理、无相关职业背景和专业知识、相信发行人或者管理层提供的资料、相信证券服务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等理由主张其没有过错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王某甲于2016年11月至2017年10月任某甲公司董事长，全面负责任职期间的公司事务，作为信息披露主要责任人，未勤勉尽责督促某甲公司真实、准确、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周某甲于2016年11月至2018年9月任某甲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某乙于2016年11月至2019年11月任某甲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陈某于2016年11月至2019年11月任某甲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马某于2016年11月至2017年12月任某甲公司财务总监，上述四人均作为某甲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亦未勤勉尽责督促某甲公司真实、准确、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同时，王某甲、周某甲、黄某乙、陈某、马某已经被行政处罚，且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无过错，故均应当对本案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各责任人在某甲公司的职务及岗位职责、任职时间，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王某甲对本案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的比例为40%、黄某乙对本案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的比例为30%、马某对本案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的比例为20%、陈某及周某甲对本案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的比例为10%。潘某系某乙公司的控股股东、某甲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姚某于2005年至2019年7月任某乙公司总裁，均知悉、参与实施了案涉违规行为，二人应当对本案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对于某事务所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证券服务机构为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等证券业务活动制作、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财务顾问报告、资信评级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应当勤勉尽责，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其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本案中，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作出的《关于对某事务所、张某、周某乙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已经认定，某事务所对某甲公司2018年年报审计中已发现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而未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存在对某甲公司2018年末3,083.51万元银行存款余额函证未回函情况未采取进一步审计程序、函证程序执行不到位及前后任会计师沟通程序不到位。

现有证据足以认定某事务所在对某甲公司2018年年度审计时未勤勉尽责，未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根据某事务所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酌情确定其对本案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的比例为10%。

关于第七个争议焦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诉讼时效衔接适用相关问题的通知》（法〔2022〕36号）第一条规定，在《虚假陈述若干规定》施行前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及有关主管部门已经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诉讼时效仍按照原司法解释第五条的规定计算。又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投资人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民事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根据下列不同情况分别起算：（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派出机构公布对虚假陈述行为人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规定，本案中，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作出于2021年12月10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某甲公司及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罚决定，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从2021年12月10日起算，万某于2022年10月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万某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一审法院对成立部分依法予以支持。潘某、姚某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证券法》（2014年修正）第四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三条，《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七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诉讼时效衔接适用相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五十五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某甲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万某投资差额损失20,495.17元、佣金损失6.15元、印花税损失20.50元；

二、潘某、姚某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王某甲、黄某乙、马某分别对上述第一项债务在40%、30%、20%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周某甲、陈某分别对上述第一项债务在10%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五、某事务所对上述第一项债务在10%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六、驳回万某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96.77元，由万某负担83.77元，由某甲公司负担313元。

二审法院查明

本院二审期间，某事务所向本院提交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某甲公司审计报告》CAC证审字[2019]0312号，拟证明：该审计报告于2019年4月25日出具，4月27日才向社会公开发布，在此之前，2019年4月23日某甲公司的虚假陈述已经更正，因此，投资者的投资损失与该审计报告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审计结论为保留意见，已经揭示风险，投资者在阅读该审计报告后，应该知道某甲公司2018年的年报存在虚假陈述。第二组证据：《警示函》，拟证明：《警示函》明文标注为行政监管措施，不是行政处罚，对某事务所不能以行政处罚作出之日计算诉讼时效；某事务所没有参与某甲公司虚假陈述的形成及发布，相反其在审计中发现了某甲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的情况，才迫使某甲公司主动向社会更正了虚假陈述，某事务所对虚假陈述的形成及发布没有过故意或过失，对构成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不仅没有过错，反而对揭露某甲公司的虚假陈述有功。

某甲公司提交了一组证据：某医院出具的黄某乙《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居民死亡殡葬证》，拟证明：黄某乙已死亡，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上诉人王某甲、马某、周某甲、陈某、某事务所、被上诉人万某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某事务所提交的上述证据在一审中已由其他当事人提交并经过质证，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于某事务所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将在说理部分予以论述。某甲公司提交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居民死亡殡葬证》加盖了某医院死亡证明专用章，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二审查明：1.某中心的出具的《证券投资者损失测算咨询意见书》附件投资者损失计算表（6×××××投资者损失计算表）载明，万某第一笔有效买入日为2019年4月12日。

2.2018年4月23日发布的《某甲公司关于社申请撤销公司退市风险禁止的公告》（编号临2018-031）载明“……二、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情况。公司2017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经某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3.某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居民死亡殡葬证》载明：2025年12月19日，黄某乙因心梗于家中死亡。

4.本案审理过程中，万某提交书面《撤诉申请书》，申请撤回对黄某乙的起诉。上诉人某甲公司、王某甲、马某、周某甲、陈某、某事务所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虚假陈述行为是否具有重大性；二、某甲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与万某的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三、非系统性风险因素扣除比例是否恰当、损失计算方式是否恰当；四、对各责任主体承担连带责任的认定和比例是否恰当、应否及以何种比例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案涉虚假陈述行为是否具有重大性的问题。

本院认为，依据《证券法》第六十七条“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临时报告，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下列情况为前款所称重大事件：（一）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二）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三）公司订立重要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四）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五）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重大损失；（六）公司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七）公司的董事、三分之一以上监事或者经理发生变动；（八）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其持有股份或者控制公司的情况发生较大变化；（九）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十）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被依法撤销或者宣告无效；（十一）公司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十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的内容具有重大性：（一）虚假陈述的内容属于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重大事件；（二）虚假陈述的内容属于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要求披露的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事项；（三）虚假陈述的实施、揭露或者更正导致相关证券的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产生明显的变化。前款第一项、第二项所列情形，被告提交证据足以证明虚假陈述并未导致相关证券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明显变化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的内容不具有重大性。被告能够证明虚假陈述不具有重大性，并以此抗辩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之规定，认定虚假陈述行为是否具有重大性应当就公司是否出现了应当披露的重大事件，是否对证券交易价格或交易量造成较大影响进行综合判断。具体到本案中，某甲公司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对外提供重大担保，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属于法定应当披露的重大事件，且确已对证券交易价格产生重要影响，其虚假陈述内容已构成重大性。第一，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某甲公司及其子公司共计8次对外签订担保合同为控股股东某乙公司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合计关联担保发生额49,183万元，其中2017年、2018年、2019年关联担保发生额分别为41,600万元、5,633万元、1，950万元，分别占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36.07%、4.9%、1.6%；

2017年3月至2019年，某甲公司及其子公司通过直接（或间接）向某乙公司及其关联方划转资金、代偿债务等方式占用非经营性资金总计46,933.42万元，按年度统计，2017年、2018年、2019年发生额分别为20,000万元、20,492.35万元、6,441.07万元，分别占上一年度某甲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17.34%、17.83%、5.28%，故某甲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通过直接或间接向某乙公司及关联方划转资金、代偿债务等方式使用公司资金数额巨大，足以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属于法定重大事件。第二，2019年4月30日，某甲公司发布《关于公司自查对外担保、资金占用等事项的提示性公告》和《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载明了某甲公司对外担保的部分情况、公司及子公司最近二十个月内累计涉诉金额44,635.28万元（未考虑延迟支付的利息及违约金），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8.63%，之后，某甲公司七个交易日内的股价从5.19元跌至4.18元，跌幅为19.46%，故股价跌幅与某甲公司发布的公告之间存在强关联。

关于某甲公司主张其股价下跌系由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一审将行政处罚等同于民事责任承担等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即便存在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但不能以此为由否定前述重大事件对某甲公司股价的影响。对于系统性风险，某中心计算损失时已予以扣除；对于非系统性风险，一审法院也充分考虑并酌情扣减相应比例。至于某甲公司等上诉人称一审判决认定第七个交易日时间错误的问题，经查，某甲公司等上诉人提交的民事上诉状第2-3页载明的表格显示，2019年4月23日后第七个交易日的起算日应为2019年4月24日，某甲公司等上诉人以2019年4月23日作为起算日不当，故一审认定2019年4月23日后第七个交易日为2019年5月7日正确，某甲公司等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此外，一审判决系在查明案涉虚假陈述事实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对某甲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而综合认定案涉虚假陈述系重大违法行为，并未仅以行政处罚作为认定依据。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案涉虚假陈述行为具有重大性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某甲公司、王某甲、马某、周某甲、陈某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某甲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与万某的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依据《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一条“原告能够证明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原告的投资决定与虚假陈述之间的交易因果关系成立：（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了虚假陈述；（二）原告交易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三）原告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后、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实施了相应的交易行为，即在诱多型虚假陈述中买入了相关证券，或者在诱空型虚假陈述中卖出了相关证券。”第三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查明虚假陈述与原告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导致原告损失的其他原因等案件基本事实，确定赔偿责任范围。

被告能够举证证明原告的损失部分或者全部是由他人操纵市场、证券市场的风险、证券市场对特定事件的过度反应、上市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等其他因素所导致的，对其关于相应减轻或者免除责任的抗辩，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之规定，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仅需结合信息披露时间、交易时间等客观证据，推定投资者是否因信赖虚假陈述而作出投资决定，如果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后、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购买了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证券，即推定已构成因果关系，除非信息披露义务人能够举出反证予以推翻。本案中，万某第一笔有效买入日为2019年4月12日，案涉虚假陈述的实施日为2017年1月25日，更正日为2019年4月23日，基准日为2019年5月30日，故万某的购买行为与某甲公司的虚假陈述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至于某甲公司、王某甲、马某、周某甲、陈某上诉称万某自实施日2017年1月25日至2017年7月7日期间的买入交易与本案虚假陈述行为无关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万某第一笔有效买入日时间为2019年4月12日，在2017年1月25日至2017年7月7日期间无买入交易，一审法院并未认定投资者在该期间存在损失，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非系统性风险因素扣除比例是否恰当、损失计算方式是否恰当的问题。本案中，某中心经一审法院委托，采用“3+X”组合参考指标体系为基础的“同步指数对比法”测算投资者证券市场系统风险扣除比例。

本院认为，该测算方法可以合理计算不同时期买入某公司证券的各投资者因市场系统风险是否受到损失，以及受到的损失比例，且属于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核定，故对某中心采用该测算方法计算出的系统风险扣除比例予以认可。同时，对于投资者因非系统性风险因素导致的投资差额损失，在前述某中心核定的损失结果基础上，综合认定后予以扣减，以扣除系统性风险后的投资差额损失作为扣除非系统性风险的基数，不仅逻辑自洽，也有效避免因各种风险因素重复计算而导致的结果偏差，一审法院所采用的计算方式及核定方法较为科学合理，且与一审文书中“酌情确定本案非系统性风险损失扣减比例为%。

即在某中心核定的损失结果基础上，扣减15%损失”的表述一致，并不存在实际扣除比例低于酌定比例的情形，亦未违反法律规定。至于某甲公司、王某甲、马某、周某甲、陈某主张（2022）鲁民终2016号、（2024）桂民终240号等案件系同时扣除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应作为本案裁判参考的上诉理由，因上述案件与本案在基本事实、法律适用问题等方面存在不同，故某甲公司、王某甲、马某、周某甲、陈某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另，某甲公司、王某甲、马某、周某甲、陈某上诉称一审判决审理认定的非系统性风险因素数量较少，仅认定6类，未对其他非系统风险因素予以审查和认定。

经查，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某甲公司自身经营风险等因素酌情确定本案非系统性风险损失扣减比例为15%，该扣除比例与案涉虚假陈述事件影响相当，符合公平原则，故某甲公司、王某甲、马某、周某甲、陈某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各责任主体承担连带责任的认定和比例是否恰当、应否及以何种比例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首先，对于王某甲、马某、周某甲、陈某应否承担责任，若承担责任，其承担责任比例的问题，本院论述如下：第一，根据《证券法》第六十九条“发行人、上市公司公告的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以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上市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发行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有过错的，应当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的规定及《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四条“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主张对虚假陈述没有过错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其工作岗位和职责、在信息披露资料的形成和发布等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取得和了解相关信息的渠道、为核验相关信息所采取的措施等实际情况进行审查认定。前款所列人员不能提供勤勉尽责的相应证据，仅以其不从事日常经营管理、无相关职业背景和专业知识、相信发行人或者管理层提供的资料、相信证券服务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等理由主张其没有过错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经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于2021年12月10日作出（202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6年11月至2017年10月，王某甲任某甲公司董事长，具体实施了任职期间的某甲公司“为某乙公司对外借款提供违规担保”“向第三方借款供某乙公司使用、为某乙公司拆借资金、代某乙公司偿还债务等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等事项；作为信息披露主要责任人，未勤勉尽职督促某甲公司真实、准确、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在审议某甲公司2017年半年报的董事会决议上签字并签署书面确认意见，是某甲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2016年11月至2017年12月，马某任某甲公司财务总监，参与实施了2项某甲公司向第三方借款供某乙公司使用事项，在任职期间某甲公司“为某乙公司拆借资金、代某乙公司偿还债务等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往来财务凭证上签字，未勤勉尽职督促某甲公司真实、准确、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对某甲公司2017年半年报签署书面确认意见，是某甲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2016年11月至2018年9月，周某甲任某甲公司董事、总经理，参与实施了某甲公司“为某乙公司向某丁公司20,000万元信托贷款违规提供担保”事项并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未勤勉尽职督促某甲公司真实、准确、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在审议某甲公司2017年半年报及年报、2018年半年报的董事会决议上签字并签署书面确认意见，是某甲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2016年11月至2019年11月，陈某任某甲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16年11月至2019年1月兼任董事会秘书），参与实施了某甲公司“为某乙公司向某丁公司20,000万元信托贷款违规提供担保”事项；陈某作为董事会秘书，负责组织和协调信息披露事务，未勤勉尽职督促某甲公司真实、准确、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在审议某甲公司2017年半年报及年报、2018年半年报及年报、2019年半年报的董事会决议上签字并签署书面确认意见，是某甲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在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决定对王某甲、马某、周某甲、陈某给予警告及相应罚款。

王某甲、马某、周某甲、陈某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其不具有过错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据此认定王某甲、马某、周某甲、陈某在相应比例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关于承担责任的比例，一审法院根据王某甲、马某、周某甲、陈某在某甲公司的职务及岗位职责、任职时间及案涉虚假陈述行为参与度，酌情确定王某甲对本案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的比例为40%、马某对本案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的比例为20%、陈某及周某甲对本案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的比例为10%，并无不当。其次，对于某事务所应否承担责任，若承担责任，其承担责任的比例问题。某事务所在二审中继续出示一审已由其他当事人提交的《某甲公司审计报告》《警示函》，拟证明某事务所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某事务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第一，2021年1月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作出的《警示函》中载明，对某事务所执业的某甲公司2017至2019年年报审计项目进行现场检查，发现某事务所存在“未保持应有的职业怀疑并采取进一步审计程序、函证程序执行不到位、前后任会计师沟通程序不到位”的问题，证明某事务所在某甲公司年报审计项目执业过程中确实存在违规行为，对于审计报告内容失实存在一定责任。第二，即使2018年年报的审计报告晚于某甲公司虚假陈述的更正日2019年4月23日，但某事务所在2017年年报审计过程中存在违规情形，且2017年年报审计结论为“无保留意见”，故某事务所主张其与案涉虚假陈述、万某的投资损失之间无因果关系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证券服务机构为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等证券业务活动制作、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财务顾问报告、资信评级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应当勤勉尽责，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其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的规定，某事务所应对案涉损失承担相应责任。至于承担责任的比例，本院认为，某事务所在对某甲公司进行年度审计时未勤勉尽责，未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存在过错，一审法院酌情确定其对本案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比例为10%，与某事务所的过错程度相当，并无不当。

关于某事务所主张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2021年12月1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作出（202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某甲公司及相关人员作出行政处罚，虽然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于2021年12月5日作出的《警示函》并非行政处罚，但该决定载明某事务所对其所执业的某甲公司年报审计项目中存在多处问题，而某事务所作的年报审计报告与万某购买、持有某甲公司证券的时间段存在重合，与某甲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共同导致了万某的权益受损，诉讼时效应该统一计算，故一审判决依据《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在《虚假陈述若干规定》施行前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及有关主管部门已经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诉讼时效仍按照原司法解释第五条的规定计算。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投资人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民事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根据下列不同情况分别起算：（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派出机构公布对虚假陈述行为人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规定，认定本案诉讼时效从2021年12月10日起开始计算并无不当，某事务所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另，本案一审判决后，黄某乙提起上诉，但黄某乙已于2026年12月19日死亡。万某申请撤回对黄某乙的起诉，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共同利益、他人合法权益。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年修正）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申请撤回起诉，经其他当事人同意，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准许撤诉的，应当一并裁定撤销一审裁判。”的规定，本院准许万某撤回对黄某乙的起诉，且不再将黄某乙列为上诉人。本院不再另行出具裁定书。

综上所述，某甲公司、王某甲、马某、周某甲、陈某、某事务所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因本院已准许万某撤回对黄某乙的起诉，故对一审判决黄某乙承担责任的部分予以撤销。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二审一、维持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黔01民初24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即：某甲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万某投资差额损失20,495.17元、佣金损失6.15元、印花税损失20.50元；潘某、姚某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周某甲、陈某分别对上述第一项债务在10%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某事务所对上述第一项债务在10%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黔01民初24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六项。即：王某甲、黄某乙、马某分别对上述第一项债务在40%、30%、20%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驳回万某的其余诉讼请求。

三、王某甲、马某分别对上述某甲公司债务在40%、20%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万某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某甲公司、王某甲、马某、周某甲、陈某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13元，由某甲公司、王某甲、马某、周某甲、陈某负担；某事务所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某事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雷苑

审判员 李可眉

审判员 胡萍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王刘洋

书记员 冯小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