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朱某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裁判文书全文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4）粤03民初6712号

当事人信息

原告：朱某，女，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

被告：某甲公司，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

法定代表人：刘某，董事长。

审理经过

原告朱某与被告某甲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于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某、被告某甲公司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诉讼请求

原告朱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投资差额损失136206元、交易手续费损失381.71元、印花税损失243.84元，合计136831.55元；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主要事实和理由：被告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上市公司，证券代码为0×××××。2019年10月17日，被告发布《关于收到<某医院信息化设备及服务采购项目成交通知书>的公告》。2019年12月20日，被告发布《关于收到<某园区示范工程建设项目中标通知书>的公告》。2020年4月30日至2023年4月28日，被告发布《2019年年度报告》《2020年年度报告》《2021年年度报告》《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12月2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以下简称深圳证监局）向被告送达《深圳证监局关于对某甲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以下简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3〕265号），经查认定被告存在以下问题：“一、财务报告披露不准确，你公司2019年至2020年部分收入核算与业务基础不匹配，2020年部分应收账款虚构收回，导致相关年度财务报告数据不准确。

二、自愿性信息披露未保持一致性和持续性，2019年，你公司自愿披露2份业务合同的签署情况，涉及金额4.85亿元。你公司直至2022年上半年始终未在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中披露上述合同履行进展，信息披露未保持一致性和持续性。”深圳证监局决定对被告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要求被告于收到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提交书面整改报告。同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向被告送达《关于对某甲公司的关注函》，对被告及相关当事人采取相应措施。2024年1月27日，被告发布《关于深圳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陈述“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对财务报告披露不准确、自愿性信息披露未保持一致性和持续性事项深表歉意。公司在今后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时，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严格遵循《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2024年4月30日，被告发布《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以下简称《差更公告》），被告对所涉问题进行了认真梳理及查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针对上述前期会计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被告对2019年至2022年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并在《2023年年度报告》中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同时，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2023年年度审计报告》《关于对2023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作出“无法对本次差错更正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金额作出调整”的保留意见。被告因2023年度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挂ST。被告股票自2024年4月30日开市起停牌一天，自2024年5月6日开市起复牌。2020年4月30日至2024年4月29日被告股票上涨26.34%，而同期深证成指下跌14.39%，行业指数下跌13.04%。2024年4月30日发布公告后，连续九个交易日跌停，跌幅高达37.12%，而同期深证成指则上涨0.18%。

综上，可以认定被告实施了诱多型的虚假记载虚假陈述行为，2020年4月30日为虚假陈述实施日，2024年4月30日为虚假陈述更正日，基准日为2024年6月17日，基准价格为3.34元/股。原告系市场普通投资者，基于对被告所披露信息的信任投资被告股票，在虚假陈述实施日至更正日之间购入某甲公司股票，因被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投资损失。根据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告证券虚假陈述行为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符合法定损失的因果关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被告某甲公司的主要答辩意见：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全部驳回。原告基于《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和《差更公告》主张被告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形成本案审查的事实基础。这两份公告均指向同一虚假陈述行为，应当以公告时间在前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作为该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日。《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载明“公司2019年至2020年部分收入核算与业务基础不匹配，2020年部分应收账款虚构收回，导致相关年度财务报告数据不准确”。由《差更公告》可知，“2019年至2020年部分收入核算与业务基础不匹配及2020年部分应收账款虚构收回”导致公司2019年、2020年等年度报告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净利润等财务数据存在会计差错。假设人民法院最终基于《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及《差更公告》中载明的内容认定被告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四条的虚假陈述行为，被告认为：一、本案实施日、揭露日、基准日及基准价（一）案涉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是2020年4月30日某甲公司自2020年4月30日发布《2019年年度报告》起，连续多年年度报告财务数据存在会计差错，案涉虚假陈述行为存在持续性。依据《若干规定》第七条，《2019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为本案实施日。

（二）案涉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日是2023年12月28日1.被告于2023年12月28日午间公告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已载明公司2019年至2020年部分收入核算与业务基础不匹配及2020年部分应收账款虚构收回，并明确指出了公司相关年度报告财务数据不准确。其所揭露的内容已经触及原告主张的虚假陈述行为的实质和主体，足以让投资者认识到公司存在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且该行为涉及2019年及2020年年度报告营业收入、利润等财务数据不准确问题，足以影响投资人对股票价值的判断。

2.《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三款赋予了监管部门对信息披露涉嫌违法违规的立案调查信息和自律管理措施信息被认定为揭露日的优先地位。行政监管措施效力介于立案调查和自律管理措施之间，既然连自律管理措施都能被优先认定为揭露日，举轻以明重，性质上更严重、更具权威性、更官方的行政监管措施也不应被旁落。

3.《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相较于某甲公司2024年4月30日发布的《差更公告》对案涉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具有首次性。《差更公告》仅仅是遵循《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所指出的问题进行追溯重述，显然不是对案涉虚假陈述行为的首次揭露，本案揭露日早于更正日，应基于在先原则适用揭露日。

4.《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由深圳证监局出具，该决定书的作出表明监管机构已经注意到了被监管对象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披露问题，经过公告后具有提醒和告诫投资者的作用，并且被告在《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公告中亦已提示投资风险，具备警示性。

5.《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公告后，每日经济新闻、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界面新闻等具备全国影响力的权威财经媒体对《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内容进行了全面、广泛的传播。综合上述理由，案涉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日是《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公告之日，即2023年12月28日。

（三）自揭露日2023年12月28日后，某甲公司的股票在30个交易日内累计换手率未达到可流通部分100%，依据《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应以第30个交易日，即2024年2月8日为基准日，基准价为6.969元/股。

二、案涉虚假陈述行为的内容不具有重大性，被告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虚假陈述行为是否具有“重大性”是判定证券虚假陈述责任是否成立的首要指标。原告主张本案系诱多型虚假陈述。诱多型虚假陈述实施后公司股票价格应明显上涨、揭露日应明显下跌、交易量明显增加，但本案中某甲公司股票价格的走势与原告的主张并不匹配：（一）案涉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并未导致某甲公司股票价格明显上涨、交易量明显增加，不具有重大性。某甲公司案涉年度报告的不实记载呈连续状态，对实施行为是否导致股票量价发生明显变化，应当综合考察案涉每个年报披露前后的量价变化。某甲公司2019年、2020年等年度报告的披露未导致其股票交易价格与成交量明显上涨，年报披露后某甲公司股票价格走势甚至不及深证成指、计算机设备行业指数涨势，即案涉定期报告的披露未能对某甲公司股票价格产生拉升作用，足以说明案涉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并未实际产生诱多的效果，本案虚假陈述行为不具有重大性。

（二）案涉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并未导致某甲公司股票价格明显下跌、交易量明显增加，不具有重大性。2023年12月28日午间某甲公司披露《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后五个交易日某甲公司股价累计上涨0.13%，其中披露《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后连续两个交易日分别上涨0.63%和1.12%，说明案涉虚假陈述行为在揭露以后，某甲公司的股价不仅没有下跌，反而上涨，与诱多型虚假陈述行为被揭露后的股价走势相背离，因此不具有重大性。

三、无论案涉虚假陈述行为是否具有“重大性”，原告买入某甲公司股票的投资决策与案涉虚假陈述行为没有交易因果关系。案涉虚假陈述行为涉及营业收入、净利润等关键财务数据，依据原告主张的逻辑，交易因果关系应当体现为：诱多型虚假陈述实施后将起到诱使投资者作出买入的决定，从而影响投资者投资决策。本案原告亦主张其基于对被告所披露信息的信任而投资被告股票。但原告的实际交易行为却与前述逻辑不符，原告并非受案涉虚假陈述行为的影响买入。信息具有时效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的重要性随着期限的拉长而逐渐衰减。本案虚假陈述的实施日是2020年4月30日，虚假陈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在披露后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减。尽管原告强调其交易决策受到了案涉虚假陈述的影响，但原告的首次买入股票的时间在2023年，距离案涉虚假陈述的实施间隔了近三年的时间。结合原告交易对账单可见，在某甲公司信息披露层面传递了多重投资风险信号后，原告仍然作出买入决定。原告朱某对账单显示其于2023年2月27日起开始买入被告股票，2024年4月28日最后一次买入，2024年5月24日清仓。原告在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存在频繁的买入卖出行为，通过低买高卖获取价差收益。2023年1月起，在被告业绩预告巨额亏损的情况下，原告朱某开始多次买入被告股票进行投资。2023年4月28日某甲公司公布《2022年年度报告》，在披露其最近两年营业收入持续下滑、净利润为负、年审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情况下，原告仍于当年5月10日买入1000股某甲公司股票。甚至在2023年12月28日《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公告后，本案虚假陈述行为被揭露后，原告仍继续买入：分别于2024年1月3日、1月29日、3月1日共计买入2300股；于2024年4月15日、4月19日、4月24日共计买入8000股。

综上，原告的投资决策与案涉虚假陈述之间无交易因果关系，其投资决策完全出于个人实时投资判断，属于自甘风险，其买卖某甲公司股票并不受案涉虚假陈述的影响。

四、无论案涉信息披露行为是否具有重大性、与原告的投资决定是否有交易因果关系，原告的投资损失是因为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因素、非系统性风险因素及原告自身操作导致，与案涉虚假陈述没有损失因果关系。

（一）揭露日后某甲公司股票交易价格整体上涨，案涉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未导致原告损失，原告的损失全部是由其他因素所导致。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内容只是影响投资决策及股票交易价格变化的诸多复杂因素中的一种。从诱多型虚假陈述行为的损失模型来看，在虚假陈述行为实施后，上市公司的股价处于一种泡沫状态，此时投资者买入股票的价格要高于股票的真实价格，在虚假陈述行为被揭露后，泡沫被戳破，上市公司股价逐步下跌恢复至真实价格，这一下跌过程会导致在虚假陈述行为被揭露前买入的投资者产生相应的损失。本案中，揭露日后五个交易日某甲公司股票价格累计涨幅0.13%，根本不存在泡沫被戳破后股价下跌的情况，因此，原告的损失系证券市场系统风险、非系统性风险及自身操作导致的，与案涉虚假陈述行为不存在损失因果关系。

（二）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和行业风险。受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美联储加息预期增强、国内货币政策趋紧等影响，二级市场持续低迷，案涉期间，某甲公司所属的“深证成指”“计算机设备”行业指数存在多个阶段性下跌。

（三）案涉期间存在非系统性风险，以下为部分影响股价的事件：1.2020年7月15日，某甲公司发布《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0-0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相比去年同期大幅度亏损，公告后连续三个交易日股价累计下跌9.59%。

2.2020年10月29日，某甲公司发布《2020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20-089），显示某甲公司年初至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相比上年同期下降394.24%，公告后第一个和第二个交易日股价累计下跌5.78%。

3.2020年12月23日，某甲公司发布《关于筹划出售部分境外资产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101），公告后两个交易日股价累计下跌12.20%。

4.2021年4月15日，某甲公司发布《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告当日股价下跌4.45%。

5.2021年7月15日，某甲公司发布《2021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1-029），某甲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度下降，公告当日股价下跌6.36%。

6.2022年1月27日，某甲公司发布《2021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2-014），某甲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度下降，盈亏性质发生变化，公告当日股价下跌9.96%。

7.2022年7月6日，某甲公司发布《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2-056），某甲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持续亏损，公告当日某甲公司股价下跌10.05%。

8.2022年10月27日，某甲公司发布《2022年三季度报告》（公告编号：2022-071），年初至报告期末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40.14%，公告次日某甲公司股价下跌9.34%。

9.2022年12月29日，某甲公司发布《关于筹划出售某丙公司控制权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87），公告当日股价下跌4.40%。

10.2023年2月1日，某甲公司发布《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3-009），公告后连续两个交易日股价累计下跌9.44%。

11.2023年6月30日，某甲公司发布《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3-054），公告当日股价下跌3.69%。

12.2024年1月18日，某甲公司发布《关于终止转让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公告后两个交易日股价累计下跌8.42%。

综上，依据《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原告的投资损失不应由某甲公司承担，恳请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关于收到深圳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2.《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3.《关于对某甲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4.股票明细对账单。

5.同花顺2020年4月30日至2024年4月29日K线区间统计截图。

6.同花顺2024年5月6日至2024年5月16日K线区间统计截图。

7.同花顺2024年5月6日至2024年5月17日K线区间统计截图。

8.同花顺2024年5月6日至2024年6月17日K线区间统计截图。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9年年度报告》巨潮资讯发布截图。

2.《关于收到深圳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19）及巨潮资讯截图。

3.《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及巨潮资讯截图。

4.权威财经媒体报道页面。

5.2023年12月28日起30个交易日某甲公司股票交易数据截图。

6.《2019年年度报告》巨潮资讯发布截图。

7.《2020年年度报告》巨潮资讯发布截图。

8.《2021年年度报告》巨潮资讯发布截图。

9.《2022年年度报告》巨潮资讯发布截图。

10.2019年年报至2022年年报披露前后十个交易日某甲公司股票历史交易数据及“计算机设备行业”与“深证成指”板块统计信息及数据来源截图。

11.2023年12月28日（揭露日）前后十个交易日某甲公司股票历史交易数据及“计算机设备行业”与“深证成指”板块统计信息及数据来源截图；12.《2022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3-002）及巨潮资讯发布截图。

13.《2021年年度报告》部分页面。

14.《2022年年度报告》部分页面及巨潮资讯发布截图。

15.《2023年三季度报告》（公告编号：2023-087）及巨潮资讯发布截图。

16.2023年12月28日（揭露日）前后十个交易日某甲公司股票历史交易数据及“计算机设备行业”与“深证成指”板块统计信息及数据来源截图。

17.“深证成指”板块统计信息和某甲公司历史交易数据。

18.“计算机设备行业”板块统计信息和某甲公司历史交易数据。

19.《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0-054）及巨潮资讯发布截图。

20.“某甲公司”历史交易数据（2020年7月15日-7月17日）。

21.《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20-089）及巨潮资讯发布截图。

22.“某甲公司”历史交易数据（2020年10月30日-11月2日）。

23.《关于筹划出售部分境外资产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101）及巨潮资讯发布截图。

24.“某甲公司”历史交易数据（2020年12月23日-12月24日）。

25.《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1-021）及巨潮资讯发布截图。

26.“某甲公司”历史交易数据（2021年4月15日）。

27.《2021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1-029）及巨潮资讯截图。

28.“某甲公司”历史交易数据（2021年7月15日）。

29.《2021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2-014）及巨潮资讯发布截图。

30.“某甲公司”历史交易数据（2022年1月27日）。

31.《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2-056）及巨潮资讯发布截图。

32.“某甲公司”历史交易数据（2022年7月6日）。

33.《2022年三季度报告》（公告编号：2022-071）及巨潮资讯发布截图。

34.“某甲公司”历史交易数据（2022年10月28日）。

35.《关于筹划出售新普互联控制权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87）及巨潮资讯发布截图。

36.“某甲公司”历史交易数据（2022年12月29日）。

37.《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3-009）及巨潮资讯发布截图。

38.“某甲公司”历史交易数据（2023年2月1日-2月2日）。

39.《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3-054）及巨潮资讯发布截图。

40.“某甲公司”历史交易数据（2023年6月30日）。

41.《关于终止转让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及巨潮资讯发布截图。

42.“某甲公司”历史交易数据。庭后补交证据如下：1.《某甲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信会师报字〔2023〕第ZI10389号）。

2.《关于对某甲公司2022年年报的问询函》。

3.《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2022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4.《关于对某甲公司的关注函》。

5.《关于深圳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6.《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新“国九条”）发布后ST板块暴跌新闻截图，ST板块统计信息（2024年5月6日-2024年6月26日）。

7.2021年-2023年年度报告部分页面。

8.《关于公司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公告》。

9.《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

10.《关于项目中标公示的提示性公告》及巨潮资讯发布截图，某甲公司历史交易数据（2020.6.30-2020.7.13）。

11.《总理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同花顺涨停分析截图，某甲公司历史交易数据（2022.3.10-2022.3.17）。

12.《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新闻报告，同花顺涨停分析截图，某甲公司历史交易数据（2022.4.19-2022.4.20）。

13.《全国政协召开“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专题协商会》新闻截图，同花顺涨停分析截图，某甲公司历史交易数据（2022.5.16-2022.5.19）。

14.重大热点事件新闻报道截图，同花顺涨停分析截图，某甲公司历史交易数据（2022.10.18-2022.11.10）。

15.某丁公司借壳上市传闻新闻截图，某甲公司历史交易数据（2022.12.5-2023.1.19）。

16.《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互动易平台截图，同花顺涨停分析截图，某甲公司历史交易数据（2023.2.17-2023.3.8）。

17.《2021年度业绩预告》及巨潮资讯发布截图，某甲公司历史交易数据（2022.1.27-2022.2.7）。

18.《2022年度业绩预告》及巨潮资讯发布截图，某甲公司历史交易数据（2023.1.5-2023.1.6）。

19.《关于筹划出售子公司某甲公司系统控制权的提示性公告》及巨潮资讯发布截图，某甲公司历史交易数据（2023.6.29-2023.6.30）。

20.《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及巨潮资讯发布截图，某甲公司历史交易数据（2021.7.26-2021.7.28），《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及巨潮资讯发布截图，某甲公司历史交易数据（2023.4.26-2023.4.27），《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及巨潮资讯发布截图，某甲公司历史交易数据（2023.6.26），《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及巨潮资讯发布截图，某甲公司历史交易数据（2024.1.8-2024.1.10）。

21.“某丁公司”相关媒体报道、股吧讨论，及该期间某甲公司股价行情截图。

22.“信创概念”相关政策解读、媒体报道、股吧讨论，及该期间某甲公司股价行情截图。

一审法院查明

本院经审理查明，某甲公司系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智慧城市建设与运营服务，注册地及营业地均为广东省深圳市。2023年12月28日，某甲公司披露深圳证监局作出的〔2023〕265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深圳证监局认定某甲公司存在以下问题：“一、财务报告披露不准确，你公司2019年至2020年部分收入核算与业务基础不匹配，2020年部分应收账款虚构收回，导致相关年度财务报告数据不准确。

二、自愿性信息披露未保持一致性和持续性，2019年，你公司自愿披露2份业务合同的签署情况，涉及金额4.85亿元。你公司直至2022年上半年始终未在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中披露上述合同履行进展，信息披露未保持一致性和持续性。”深圳证监局决定对被告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要求被告于收到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提交书面整改报告。此后五个交易日，某甲公司股价上涨0.13%、换手率8.66%；此后十个交易日，某甲公司股价下跌8.9%、换手率18.26%。2024年4月30日，某甲公司发布了《2023年年度报告》《差更公告》《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关于公司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公告》《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等多份公告。此后五个交易日，某甲公司股价下跌22.54%、换手率0.22%；此后十个交易日，某甲公司股价下跌33.9%、换手率9.92%。《2023年年度报告》显示某甲公司连续三年营收下滑，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为负值。《差更公告》以纠正《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指出的第一项问题为由，对2019年至2022年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经调整，2019年至2022年年度净利润分别调减65,601,495.18元、下降89.69%，调减132,373,423.06元、下降161.77%，调增32,240,185.86元、上升2.24%，调增95,969,397.60元、上升8.66%。《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载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主要原因。公司于2023年12月28日收到深圳证监局送达的〔2023〕265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决定书中涉及前期会计差错事项内容如下：公司2019年至2020年部分收入核算与业务基础不匹配，2020年部分应收账款虚构收回，导致相关年度财务报告数据不准确。公司对上述所涉问题进行了认真梳理及查证，于2024年4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涉及2019年至2022年年度财务报表。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涉及金额重大，对2023年初留存收益的累计影响金额为-69,765,334.78元，而某兴华目前无法完成对公司会计差错更正所涉事项的鉴证工作，无法对会计差错更正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四）项规定：公司最近一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或者鉴证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载明：公司未弥补亏损金额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主要系2021年度至2023年度累计亏损金额较大。《关于公司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公告》载明：经公司与相关部门了解，公司本次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系公司子公司与某乙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事宜，某乙公司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所致。公司本次被冻结银行账户被冻结的额度为28,759,489.10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7.01%，截至目前本次实际冻结金额1,768,101.96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0.43%。目前公司资金周转和经营活动正常，本次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事项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第9.8.1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同日，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2023年年度审计报告》《关于对某甲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作出“无法对本次差错更正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金额作出调整”的保留意见。专项说明明确上述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某甲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不具有审计准则所述的广泛性影响，原因如下：保留意见涉及事项不构成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不会改变深圳某甲公司的盈亏性质，不会导致深圳某甲公司2023年度触及财务类退市指标。2024年12月31日，某甲公司发布《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1），以相同的理由，重新对2019年至2023年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经调整，2019年至2023年年度净利润分别下降95.90%、下降39.01%、上升0.55%、上升8.78%、下降0.54%。2025年1月25日，某甲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公告载明：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2025年4月30日，某甲公司发布《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以收到《立案告知书》后进行自查为由，再次对2020年至2023年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经调整，2020年至2022年年度净利润在上一次更正的基础上，分别下降57.01%、上升0.57%、上升3.38%，2023年度未对净利润做调整。另查明，某甲公司发布《2019年年度报告》《2020年年度报告》《2021年年度报告》《2022年年度报告》的时间分别是2020年4月30日、2021年3月31日、2022年4月21日、2023年4月28日。双方当事人均同意由本院调取原告交易数据迳行核定投资损失。

本院依法委托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在扣除系统性风险的同时按照“移动加权平均法”测算投资差额损失。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出具《证券投资者损失测算意见书》，对原告的损失进行了测算，并对损失测算方法作出说明。对于本案的证券市场风险，采取“同步指数对比法”计算证券市场风险比例，参考指数为：深证综合指数399106.SZ、（申万）计算机行业指数801750.SL、（申万）安防设备行业指数850702.SL、数字孪生概念指数885820.TI。对于交易手续费损失、印花税损失，为计算方便及统一标准，本院酌定手续费标准为投资差额损失的0.3‰、印花税标准为1‰，双方当事人对该标准无异议。本案中，原告朱某的测算损失结果为亏损75413.93元。

一审法院认为

本院认为，本案为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某甲公司是否存在证券虚假陈述行为；二、如果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如何确定虚假陈述的实施日、揭露日/更正日、基准日及基准价；三、如果存在虚假陈述行为，该行为是否具备重大性；四、原告的投资损失与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关于争议焦点一，证券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的行为。原告主张某甲公司2019年至2022年度的财务报告及两项业务合同履行情况未持续披露的行为构成虚假陈述，均为诱多型的虚假记载行为。

本院认为，对于前者，《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指出的某甲公司“财务报告披露不准确”行为仅指向2019年至2020年财务报告，这与2024年4月30日《差更公告》调整数据显示2019年、2020年净利润有大幅度调减形成对应关系，2021年、2022年营收及利润均为小幅度调增。对于后者，《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虽指出某甲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未保持一致性和持续性”，但原告不能举证证明两项业务合同为虚假，且自愿性信息不属于法定披露信息，原告亦不能证明持续未披露行为构成重大遗漏。因此，本案中，某甲公司在2019至2022年度财务报告披露不准确的行为构成虚假记载，其中2019、2020年度构成诱多型虚假陈述，2021、2022年度构成诱空型虚假陈述。

关于争议焦点二。

关于实施日，《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虚假陈述实施日，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虚假陈述或者发生虚假陈述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证券交易场所的网站或者符合监管部门规定条件的媒体上公告发布具有虚假陈述内容的信息披露文件，以披露日为实施日。本案中，由于2019年年度财务报告存在虚假陈述，而后续涉案年度报告的发布与之具有持续性，应以其首次实施虚假陈述行为之日为实施日。双方当事人均认可2019年年度财务报告披露日即2020年4月30日为虚假陈述侵权行为的实施日，符合《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揭露日/更正日。《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报刊、电台、电视台或监管部门网站、交易场所网站、主要门户网站、行业知名的自媒体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并为证券市场知悉之日。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开交易市场对相关信息的反应等证据，判断投资者是否知悉了虚假陈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的虚假陈述呈连续状态的，以首次被公开揭露并为证券市场知悉之日为揭露日。第九条规定，虚假陈述更正日，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证券交易场所网站或者符合监管部门规定条件的媒体上，自行更正虚假陈述之日。原告主张，2024年4月30日《差更公告》发布之日为本案更正日。某甲公司认为，其披露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之日为本案揭露日，即2023年12月28日。

本院认为，揭露日/更正日的认定应当兼顾首次披露和市场知悉。虽然《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较早地指出了2019、2020年度“财务报告披露不准确”的问题，但该结论较为抽象，投资者据此无法对虚假陈述行为的诱多或诱空性质、具体内容和严重程度作出判断，进而指导投资决策。《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披露后的五个交易日，某甲公司股价上涨0.13%、换手率8.66%；披露后的十个交易日，股价下跌8.9%、换手率18.26%。可见市场对该信息的理解存在激烈分歧，呈现了“放量滞跌”的态势，故《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披露并未产生足够的警示作用。直到2024年4月30日《差更公告》对2019-2022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多个会计科目被大幅度调整，最终导致2019年至2022年年度净利润分别下降89.69%、下降161.77%、上升2.24%、上升8.66%，其中2019、2020年度更正幅度巨大。此后五个交易日，某甲公司股价下跌22.54%、换手率0.22%；此后十个交易日，某甲公司股价下跌33.9%、换手率9.92%。明确的利空消息导致股价大幅下跌但短期内难以成交，市场表现出一致性的悲观情绪，证明市场此时才广泛知悉某甲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故本案虚假陈述更正日为2024年4月30日。

关于基准日和基准价。《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的基准日，是指在虚假陈述揭露或更正后，为将原告应获赔偿限定在虚假陈述所造成的损失范围内，确定损失计算的合理期间而规定的截止日期。在采用集中竞价的交易市场中，自揭露日或更正日起，被虚假陈述影响的证券集中交易累计成交量达到可流通部分100％之日为基准日。自揭露日或更正日起，集中交易累计换手率在10个交易日内达到可流通部分100%的，以第10个交易日为基准日；在30个交易日内未达到可流通部分100%的，以第30个交易日为基准日。虚假陈述揭露日或更正日起至基准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为损失计算的基准价格。在本案中，由于2024年4月30日后30个交易日内换手率未达到100%，应当以第30个交易日即2024年6月17日，作为损失计算的基准日，基准价为2024年4月30日至2024年6月17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即3.34元/股。

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若干规定》第十条的规定，重大性的认定应当结合投资者决策标准与价格影响标准，实施日与揭露日的量价变化是认定虚假陈述是否具备重大性的重要证据。首先，如前所述，某甲公司在2019-2022年度报告披露不准确的行为构成虚假陈述，其中2021、2022年度报告构成诱空型虚假陈述，性质与原告主张的诱多型虚假陈述不相符，经三次差错更正，调整幅度都较小，且原告亦未能举证该年度存在其他虚假陈述行为。因此，对于某甲公司2021、2022年度财务报告的虚假记载行为，本院不予认定具有重大性。其次，关于2019、2020年度报告构成诱多型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的内容具有重大性：（二）虚假陈述的内容属于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要求披露的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事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07年）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上市公司应当披露的定期报告包括年度报告、中期报告和季度报告。凡是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均应当披露。”可见，定期报告中的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系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重要信息，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全面如实披露。本案中，某甲公司2019、2020年度报告中的财务数据涉及会计科目众多，2019、2020年年度净利润分别调减89.69%、161.77%，更正幅度巨大，其中2020年度甚至从盈利调整为亏损，显然会影响投资者决策。最后，虽然案涉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后的量价变化不明显，但被市场知悉后，即2024年4月30日《差更公告》发布后，五个交易日内，某甲公司股价下跌22.54%、换手率0.22%；十个交易日内，某甲公司股价下跌33.9%、换手率9.92%，股价降幅明显，从缩量大跌逐渐衍变为放量大跌，市场反应符合诱多型虚假陈述揭露后的量价变化。虽然同日会计师事务所对2023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但关于该保留意见专项说明亦明确保留意见涉及事项不构成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不会改变深圳某甲公司的盈亏性质，不会导致某甲公司2023年度触及财务类退市指标，因此上述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某甲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不具有审计准则所述的广泛性影响。故上述市场反应应主要受《差更公告》影响所致。

综上，某甲公司2019、2020年度报告披露不准确的行为构成虚假记载并且具备重大性。

关于争议焦点四。《若干规定》将虚假陈述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分为交易因果关系及损失因果关系，前者评判的是指虚假陈述行为对投资者交易决策的影响，后者评判的是虚假陈述行为对投资者资金损失的影响，两者概念上有明确的区别但是不应割裂，因为没有交易行为就没有投资损失，两者是可以相互牵制与转换的。就交易因果关系而言，根据《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了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股票，且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至基准日前因卖出，或者至基准日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均推定与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原告的投资行为符合上述标准，应推定存在投资因果关系。但虚假陈述信息对市场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逐渐减少。对于主动型虚假陈述，越临近实施日交易的投资者受到的虚假陈述影响越大，临近揭露日时交易的投资者受到的影响越小。对于隐瞒型虚假陈述，其对市场的影响主要发生在被揭露的时刻，这种情况下越临近揭露日时交易的投资者受到的影响越大，越临近实施日交易的投资者所产生的损失与虚假陈述之间的因果关系越遥远。本案中，虚假陈述行为是虚假记载，属于主动型虚假陈述，实施日为2020年4月30日，揭露日为2024年4月30日，虽然虚假陈述行为存在连续性，但具备重大性的虚假陈述行为仅存在于2019、2020年度财务报告。而本原告在实施日后，首次买入某甲公司股票的日期为2023年2月27日，距离2019、2020年度财务报告发布时间均较远，因此，即使推定存在交易因果关系，关联性也较弱。为体现该等关联性，本院酌定分段计算虚假陈述所导致的损失比例，即在2020年4月30日（实施日，即《2019年年度报告》发布日）至2022年4月20日（《2021年年度报告》发布日的前一日）之间买入某甲公司股票的投资行为与虚假陈述之间的交易因果关系按照100%的比例转化为损失因果关系，在2022年4月21日（《2021年年度报告》发布日）至2024年4月30日（揭露日）之间买入某甲公司股票的投资行为与虚假陈述之间的交易因果关系按照70%的比例转化为损失因果关系。

本院根据大盘和某甲公司股价的走势，认定存在系统性风险，并依法委托独立第三方专业机构——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就系统性风险进行评估核算，该公司已作出《证券投资者损失核定意见书》并就系统性风险做了相应的扣减，本院对该核算结果予以确认。

关于非系统风险问题，被告主张2024年4月30日某甲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市场产生过度反应，对此本院认为，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虽然可能影响投资者对被告股票的信心，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原因系公司最近一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鉴证报告，属于规范类风险警示，与案涉虚假陈述直接相关，故本院不作为非市场风险因素进行损失扣除。对于被告主张的该日披露的公司连续三年营收下滑、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等信息构成重大利空，对被告股价造成重大负面影响，本院认为具有事实依据，且与案涉虚假陈述无关，应当作为非系统性风险因素进行损失扣除。综合以上因素，本院酌情扣除30%的非系统性因素影响。

综上，本院认定原告的投资及损失与被告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应当赔偿原告的投资损失，具体的赔偿数额应当为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测算认定的投资损失乘以交易因果关系与损失因果关系的关联性比例后，再扣除非系统性因素影响。即，原告的首次买入时间在在2020年4月30日至2022年4月20日之间的，被告应当赔偿原告损失为：测算损失金额×100%×（1-30%）；原告的首次买入时间在2022年4月21日至2024年4月30日之间的，被告应当赔偿原告损失为：测算损失金额×70%×（1-30%）。本案中，被告应当赔偿原告损失为：75413.93元×70%×（1-30%）=36952.83元。

综上所述，原告朱某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裁判结果

被告某甲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朱某赔偿投资损失36952.83元；驳回原告朱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3036.63元，由原告朱某承担2,216.56元，由被告某甲公司承担820.07元。

被告某甲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逾期未足额缴纳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原告朱某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判决生效后予以退回。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审判长　　　尚彦卿

审判员　　　　孙妍

审判员　　　　易静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曾卓（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