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某某、国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与成都华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裁判文书全文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2）川民终918号

当事人信息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某某（出生日期、住址略）。

上诉人（原审被告）：国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法定代表人：张某某甲。

上诉人（原审被告）：瑞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执行事务合伙人：刘某某甲。

原审被告：成都华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

法定代表人：王某某甲。

审理经过

上诉人许某某因与上诉人国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某证券）、上诉人瑞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原审被告成都华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某材料）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初30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2年6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组织各方当事人对本案进行了询问。上诉人许某某，上诉人国某证券，上诉人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原审被告华某材料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二审诉讼请求

许某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国某证券对华某材料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对华某材料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国某证券、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华某材料承担。

事实和理由：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的〔2018〕8号《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成都华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王某丁、王某某甲等18名责任人员）》（以下简称《华某处罚决定书》），华某材料虚假陈述所涉危害最严重的违法行为即实际控制人通过大量无效的复印票据侵占上市公司13亿元资金。国某证券作为保荐人，只要尽责复核票据原件，就能够发现问题。一审判决认定国某证券主要过错在于“疏忽大意”、在共同侵权中是“基于过失”，均与事实不符。故国某证券应对投资者损失承担100%的连带赔偿责任。同理，瑞某会计师事务所亦应对该虚假陈述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连带责任。

二审辩方观点

针对许某某的上诉，国某证券辩称：本案应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的生效示范判决，将本案揭露日纠正为2015年11月24日；投资者提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国某证券在从事案涉证券中介服务业务的过程中尽到了勤勉尽责义务，不应对投资者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即使按照“分责”的逻辑，国某证券无论基于何种过错分责，对于投资者损失所可能承担责任的范围也不应超过25%。针对许某某的上诉，瑞某会计师事务所辩称：其在本案中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不同意许某某提出的上诉请求。许某某要求瑞某会计师事务所承担全部连带赔偿责任的依据是瑞某会计师事务所为华某材料出具2013年、2014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而被中国证监会作出〔2018〕126号《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瑞某会计师事务所、王某某丙、刘某某乙、张某某丙）》（以下简称《瑞某处罚决定书》）予以行政处罚，该《瑞某处罚决定书》认定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过程中没有勤勉尽责，故许某某认为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应对华某材料虚假陈述行为给其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但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在为华某材料提供审计服务过程中勤勉尽责，故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针对许某某的上诉，华某材料述称：对许某某的上诉主张，不发表意见。

二审诉讼请求

国某证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依法改判驳回许某某对国某证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许某某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将本案实施日认定为2014年1月10日，属适用法律错误，应改判为2014年4月25日。本案中，《华某处罚决定书》认定华某材料的虚假陈述行为，系其所涉《2013年年度报告》《2014年年度报告》和《2015年半年度报告》等信息披露违法。其中，最早涉及的虚假陈述行为，即2014年4月25日发布的《2013年年度报告》。

因此，本案的虚假陈述实施日应认定为2014年4月25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虚假陈述的实施日应当是虚假陈述的作出或发生之日。一审判决将行政处罚都不认为具有重大性的行为认定为虚假陈述，并据此确定实施日，显然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

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的规定、司法实践的权威指导意见、既往案例等，并结合本案的相关事实情况，本案虚假陈述揭露日应认定为华某材料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之日，即2015年11月24日。故一审判决将案涉揭露日认定为2017年7月7日，既没有事实依据，且实属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并与过往同类案件的司法实践相悖，应予纠正。一审判决以华某材料发布的立案调查公告所揭示的信息不全面为由，不予支持国某证券关于以该日认定为揭露日的主张，既不符合揭露日的制度意义，也不符合本案的客观情况。

即使考虑信息揭示的充分程度，相较于其他案件，华某材料在2015年11月24日之前揭示的信息也显然更加充分，且远远超出了立案调查信息的范畴。在此情况下，更没有任何理由以信息揭示不充分为由排除“立案调查日”规则的适用。对于华某材料虚假陈述所涉及的部分事实，包括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网在内的各大权威媒体于2015年11月24日当日或次日作出了相关报道。一审法院关于“尚无证据表明有权威媒体刊载报道华某材料所涉及的虚假陈述行为”的认定，显属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以华某材料于案涉“立案调查日”所揭示的信息未达到市场明显反应程度为由，不将该日认定为揭露日，亦不符合揭露日的制度意义和本案客观情况。

本案中，华某材料股价在“立案调查日”逆市大跌，且换手率很高，已充分反映了该信息的揭示对市场所起到的警示作用。华某材料股价在“立案调查日”之后一段时间内的上涨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而不是立案调查信息未起到警示作用。并且，“立案调查日”后股价上涨，也不应是据以“反推”揭露日的因素。

三、基于上述揭露日的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定的基准日和基准价也显然错误。在认定“立案调查日”2015年11月24日为揭露日的基础上，经测算，本案基准日应认定为2015年11月30日，基准价应认定为19.87元／股。同时，因一审判决认定揭露日错误而导致的基准日认定错误，也使得本案的处理结果严重不公。

四、一审判决未依法扣除许某某因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造成的损失，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也不符合本案实际情况。无论本案的“三日一价”最终如何确定，本案均应在确定许某某损失时应考虑系统风险的剔除问题。如果一审法院确定的“三日一价”得到维持，本案应根据华某材料股票长期停牌和期间发布诸多利空信息的现实情况，考虑非系统风险的剔除。

五、就许某某等投资者损失计算方法而言，本案应采用“先进先出法”计算投资者损失，一审判决采取的损失计算方法应予纠正。

六、国某证券在从事案涉证券中介服务业务的过程中尽到了勤勉尽责义务，不应对许某某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七、一审判决在案件当事人缺少必要主体的情况下，按照“过错程度”进行的“分责”认定没有法律依据；并且，即使按照一审判决的“分责”逻辑，国某证券最多也仅在许某某损失的25%以下承担连带责任。在共同侵权、尤其是虚假陈述共同侵权的案件中，相应诉讼解决的是共同侵权人如何对被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一般不解决“分责”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即使要在共同侵权案件中划分各共同侵权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其前提也是共同侵权人确定、均是案件当事人、且一并主张了确认责任份额。但是，在本案一审阶段，包括本案重要责任人、华某材料的实际控制人王某某甲父子三人等主体均不是诉讼当事人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仅对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分责”缺乏依据。

如果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分责”思路正确，则本案一审阶段因华某材料实际控制人等责任主体未参加诉讼，应予发回重审。退一步而言，如按照一审判决依据“过错程度”进行分责，显然，在上市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王某某甲父子三人均应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国某证券无论基于何种过错分责，对于投资者损失所可能承担的责任也不应超过25%。此外，国某证券在一审中提出其不应就投资者的全部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是基于案涉《华某处罚决定书》认定华某材料涉及《2013年年度报告》《2014年年度报告》《2015年半年度报告》等多项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而其中除《2013年年度报告》《2014年年度报告》以外的行为与国某证券完全无关，故国某证券就华某材料的案涉其他行为可能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与华某材料及其他主体不构成共同侵权，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八、对中小证券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应当以虚假陈述造成的影响为限度，不能以牺牲法律适用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为代价。本案一审判决相当于判令华某材料对华某材料股票恢复上市后的全部投资者的全部损失均承担责任，显然超越了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制度的功能，对仅作为中介机构的国某证券严重不公。

综上，本案一审判决在实施日、揭露日、基准日和基准价、系统风险与非系统风险因素的剔除以及国某证券是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上，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依法应予纠正。请求根据示范判决确定的裁判规则对本案依法改判。

二审辩方观点

针对国某证券的上诉，许某某辩称：一、国某证券主张应将2014年4月25日确认为实施日，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实施日为2014年1月10日应予维持。根据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华某处罚决定书》，陕西华某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某金属）在2013年至2015年的调查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以及向关联方提供资金的金额均达到应当及时披露的标准。

因此，华某材料应在恢复上市之日2014年1月10日即应披露，但华某材料并未披露。

二、国某证券关于本案揭露日应为华某材料发布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公告之日2015年11月24日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还是《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均未明确规定以“立案调查日”作为揭露日的裁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上述规定明确了监管机关的处罚决定而不是立案调查通知书才具有最高的警示强度。国某证券引用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中的相关内容进行论证，但该书籍中的相关内容仅为作者的个人观点，并不是法律依据。

案涉立案调查通知书与立案调查通知公告中也仅提及“公司涉嫌信息披露不实等证券违法违规”的简单内容，而未提及其实际控制人违法侵占上市公司巨额资金的重大情况。

因此，司法实践中亦有很多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日期作为揭露日的判例。警示作用与上市公司的股价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可以从股价的表现反推警示作用。但从华某材料股价本身来说，公告其被立案调查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15年11月24日，股价下跌7.51%，这主要是由于国际期货市场镍的期货价格大跌所致，而非国某证券主张的是由于立案调查公告导致的。而从2015年11月25日起华某材料股价即开始连续大涨。显然，立案调查通知公告的内容因过于简单笼统，产生的警示作用过低。

因此，不应作为揭露日。本案揭露日确定为2017年7月7日，对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意义重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在文首即确立了制定该司法解释的宗旨之一即为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本案如将立案调查公告发布日确定为揭露日，将造成80%以上的投资者无法请求索赔。

三、国某证券关于一审判决未依法扣除许某某因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造成的损失，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也不符合本案实际情况的上诉主张，系错误理解了系统风险真正含义，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作为支撑。华某材料股票停牌期间的诸多利空信息，不是诸多不同方面共同形成的利空信息，而均是由于其虚假陈述所涉违法行为未被及时披露、揭露而造成的系列后果，如果国某证券在恢复上市保荐的尽职调查中勤勉尽责，核对案涉票据的原件，发现问题不予进行保荐，华某材料根本就无法上市，投资者就不会产生损失。

四、国某证券认为一审法院对投资者损失的计算方法不合适，应采用“先进先出法”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就采用“移动加权平均成本法”征询过各方当事人意见，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

五、国某证券关于其在从事案涉证券中介服务业务过程中尽到了勤勉尽责义务，不应对投资者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即使认定其应在过失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其最多仅在投资者损失的25%以下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一审判决违反明确的法律规定，错误认定国某证券应承担的责任。国某证券等任一共同侵权人均应对投资者承担100%的连带赔偿责任。

（二）国某证券声称“完全尽到了勤勉尽责义务”，显然是罔顾中国证监会作出的〔2018〕46号《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国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龙某某、王某某戊等5名责任人员）》（以下简称《国某处罚决定书》）中的事实。

（三）国某证券关于华某材料2015年中报的虚假陈述行为与其无关，应相应减少承担的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因为本案有多个虚假陈述行为，但每个虚假陈述行为的发生均百分百地导致投资者当时受到该虚假陈述行为影响而买入华某材料股票并遭受损失。

综上，国某证券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针对国某证券的上诉，瑞某会计师事务所述称：同意国某证券提出的关于实施日、揭露日、基准日以及应当扣除系统风险部分的上诉意见。但瑞某会计师事务所认为本案中不应进行责任划分。国某证券提出最多仅在许某某损失的25%以下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如果成立，则瑞某会计师事务所承担的责任不应超过许某某损失的3%。针对国某证券的上诉，华某材料述称：尊重并认可二审法院作出的示范判决的意见。

二审诉讼请求

瑞某会计师事务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许某某对瑞某会计师事务所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许某某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本案虚假陈述实施日、揭露日、基准日及基准价的认定均错误。该部分上诉理由除与国某证券一致部分以外，瑞某会计师事务所还认为，原则上，只要证券交易市场对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等信息的发布存在明显的反应，即可被认定为揭露日。本案中，2015年11月24日，华某材料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官方网站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称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不实等违法违规行为被立案调查，并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该公告被权威媒体刊载转发，华某材料股价当日下跌7.51%，受该信息的影响明显。

因此，本案的揭露日应为2015年11月24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本案的基准日应为2015年11月30日，基准价应为19.87元／股。

二、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投资者的损失没有受到系统风险的影响，不考虑系统风险扣除，是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明确规定了投资者的风险责任，即受公司自身经营情况和市场涨落影响而导致的股价波动，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责任。在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中，在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同时，将因宏观经济形势、政策变化等系统风险导致股价下跌造成的损失予以剔除，不仅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的规定，也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公平原则和风险与收益对等原则。众所周知，中国股市在2015年下半年经历了有史以来损失最惨重的股灾，Ａ股又在2016年1月4日遭遇首次熔断。

华某材料自2014年1月10日恢复上市至2019年7月9日摘牌期间，股票价格受市场系统风险因素影响巨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第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本案投资者损失受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因素影响，该部分应予以扣除。为更公平的保护每个投资者的利益，更科学的计算每个投资人的投资差额损失，中某有限公司开发了科学的软件，可以对每个投资人的投资差额损失、是否存在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及相应的扣除比例进行核定。而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仅委托中某有限公司对投资者的投资差额损失进行计算，并认定投资者的投资损失都不受系统风险的影响，更未提及非系统风险因素的影响，系错误认定本案事实。

三、一审判决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对投资人损失承担60%的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了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及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在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中的责任承担方式，即对外共同侵权行为下的连带责任。

因此，保荐人、证券承销商、专业中介服务机构未尽勤勉职责，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对外承担连带责任，此为法定责任，不因任何情形而发生改变。当发生前述情形时，保荐人、证券承销商、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如果能够证明自身没有过错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对外承担连带责任时，仅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对侵权责任比例进行的划分，系适用法律错误。部分投资人在起诉时将华某材料实际控制人、董事等因虚假陈述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自然人也列为被告，但在一审庭审前撤回了对上述自然人的起诉，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审判逻辑和责任划分比例，除华某材料外的各侵权行为人赔偿责任比例将超过100%，这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且有违逻辑。

二审辩方观点

针对瑞某会计师事务所的上诉，许某某辩称：一、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关于一审法院对本案虚假陈述实施日、揭露日、基准日及基准价的认定均错误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理由与针对国某证券上诉的相关答辩理由一致。

二、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本案投资者的损失受到系统风险的影响，系统风险应予扣除的上诉主张，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投资者而言，系统风险是无法消除的，投资者无法通过分散投资或投资其他行业股票规避。许某某等投资者通过对酿酒、保险、水泥建材等板块指数的分析，将2015年12月31日收盘后的上述板块指数与2017年7月6日、2018年3月20日、2019年7月5日收盘时的板块指数进行对比，可以证明本案不存在系统风险。

三、同意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其与国某证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主张。

综上，瑞某会计师事务所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针对瑞某会计师事务所的上诉，国某证券述称：国某证券不同意瑞某会计师事务所提出的责任分担比例的主张。国某证券对华某材料持续督导期内作出的案涉虚假陈述行为，并不负有法定的保证华某材料信息披露真实的义务。但瑞某会计师事务所直接作为华某材料相关年度报告的审计方，依法应当负有此等义务。并且，一审判决也认定，在本案的中介机构中，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国某证券承担次要责任。

因此，无论如何，瑞某会计师事务所承担的责任比例均不可能低于国某证券。除此以外，对瑞某会计师事务所提出的其他上诉主张均予以认可。请求二审法院按照示范判决的裁判规则依法作出判决。针对瑞某会计师事务所的上诉，华某材料述称：尊重并认可二审法院作出的示范判决的意见。

一审诉讼请求

许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某材料、国某证券、瑞某会计师事务所连带赔偿许某某投资损失（含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印花税、利息）277217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华某材料、国某证券、瑞某会计师事务所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成都聚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某网络）于1997年2月26日在深交所主板上市，证券代码：000xxx。2007年5月21日，聚某网络因连续三年亏损，被深交所暂停上市。

二、2010年11月30日，聚某集团有限公司、华某金属签署《成都聚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框架协议》。2011年12月，聚某网络与王某丁、王某某乙、陕西飞某、鲁某投资、三某投资、西某股权、伟某某某、杨某某甲、杨某某乙、洪某某（上列人员为重组方，以下简称重组方）以及北京某某科技有限公司（聚某网络债权人委员会为该次重组专门设立的承接出售资产的壳公司，以下简称某甲公司）签署《资产重组协议》，具体方案包括：聚某网络将原有的资产和负债全部出售给某甲公司，聚某网络发行股票购买重组方持有的华某金属100%股权。后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聚某网络与重组方进行了股权交割，华某金属变为聚某网络的全资子公司，同时聚某网络的控股股东由深圳市聚某网络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王某丁、王某某乙，实际控制人由陈某变更为王某丁、王某某乙、王某某甲，主营业务由信息传播服务变更为有色金属生产销售。

2013年10月9日，聚某网络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公司名称由“成都聚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成都华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低镍镍铁、硫酸镍及副产品的生产、销售以及相关有色产品的经营贸易。

三、2012年3月19日，聚某网络与国某证券签署财务顾问协议，聘请国某证券担任该次重组的财务顾问。国某证券于2012年6月、2013年3月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四、2012年12月，深交所作出《关于同意成都聚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决定》，决定核准聚某网络在此次重组完成后恢复上市。聚某网络与国某证券签署恢复上市保荐协议，委托国某证券为聚某网络恢复上市的保荐人。

五、2013年12月，国某证券出具《恢复上市保荐书》。

六、2014年1月10日，聚某网络更名为华某材料恢复上市。

七、2015年11月18日，华某材料发布《关于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现场检查相关事项的整改工作报告及公开说明》，载明华某材料于2015年10月1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关于对华某材料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关于对华某材料采取责令公开说明措施的决定》后，立即通知了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和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自查。在华某材料的公开说明中通报了华某材料和华某金属的业务往来主要是基于票据贴现业务和由此衍生出的资金短期拆借，因两家有长期业务关系，互有资金和票据往来，本身的业务交易是真实的。

八、2015年11月24日，华某材料发布公告：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因华某材料涉嫌信息披露不实等证券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华某材料立案调查。

九、2015年11月23日，华某材料股价收于19.3元／股。2015年11月24日，华某材料股价跌幅7.51%，最低跌至17.37元／股，收于17.85元／股，同日深证综指涨幅1.39%，深证成指涨幅0.86%。2015年11月25日-29日，华某材料股价连续上涨。

十、2016年3月1日，华某材料股票停牌，直至2018年3月20日一直处于停牌状态。

十一、2017年7月7日，华某材料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编号：处罚字〔2017〕80号）：华某材料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一案已由中国证监会调查完毕，中国证监会拟对华某材料及部分高管做出行政处罚、市场禁入，处罚所依据的违法事实及理由如下：（一）2013年、2014年及2015年上半年华某材料未及时披露、且未在相关年报中披露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及相关的关联交易情况。

1.华某材料、华某金属、陕西天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某公司）、陕西臻某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臻某公司）、陕西某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集团）构成关联方。王某丁、王某某甲（王某丁之父）、王某某乙（王某丁之妹）分别担任华某材料董事长、副董事长和董事，王某丁和王某某乙分别持有华某材料15.49%和19.77%股份，为控股股东。华某材料持有华某金属全部股权，某某集团由王某丁家庭持有全部股权。天某公司、臻某公司均由王某丁家庭控制或其相关企业间接控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之规定，华某材料的关联法人是臻某公司、天某公司、某某集团，华某金属与上述企业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华某金属与天某公司、臻某公司进行关联交易，进而向某某集团提供资金，王某丁安排华某金属通过天某公司、臻某公司向关联方提供资金，华某金属与天某公司、臻某公司之间无商品购销出入库记录，往来凭证所附的购销合同未实际履行，资金划转方式为银行存款转账和少量库存现金转款。2013年9月18日至12月31日，华某金属向臻某公司占用资金余额为369200000元。2014年度，华某金属通过天某公司占用资金余额为510256683元，通过臻某公司占用资金余额为31400000元。2015年1月1日至6月30日，华某金属通过天某公司占用资金899174904元。

另外，华某金属借用陕西某某金属有限公司、陕西某甲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陕西某乙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向关联方提供巨额资金。

综上，华某金属通过上述公司在2013年9月18日至12月31日累计发生关联交易资金占用余额890240000元，2014年度累计发生关联交易资金占用余额1154153937元，2015年1月1日至6月30日，累计发生关联交易资金占用余额1329340121元。上述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均达到应当及时披露的标准。但华某材料未及时披露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及相关关联交易情况，也未在2013-2015年度的年报、半年报中予以披露。

（二）华某材料将无效票据入账，2013年年报、2014年年报和2015年半年报存在虚假记载，为掩盖关联方长期占用资金的事实，王某丁安排人员搜集票据复印件，将无效票据入账充当还款，华某材料2013年应收票据中的1319170000元为无效票据，2014年应收票据中的1361531170元为无效票据，2015年应收票据中的1098700000元为无效票据。

（三）华某材料2015年未及时披露，且未在2015年年报中披露某某集团与华某金属签订代付新材料项目建设款合同及华某材料为某某集团融资提供担保的情况。

（四）华某材料2015年未及时披露、且未在2015年年报中披露华某材料为王某丁向山东黄某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借款3500万元提供担保的情况。

（五）华某材料未在2015年年报中披露华某材料、华某金属、王某丁、王某某乙共同向张某某乙借款3700万元的事项。

十二、2018年1月23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华某处罚决定书》，对华某材料及王某丁等人作出行政处罚。

十三、2018年3月21日华某材料股票复牌，2018年4月28日华某材料股票再次停牌，复牌期间未达到20个交易日，期间股票累计成交量也未达到华某材料股票可流通部分的100%。华某材料股价2018年3月21日收于11.88元，2018年4月27日收于3.31元，股价累计下跌72.13%。深证指数于2017年7月7日收于10563.72点，2018年4月27日收于10324.47点，深证指数累计下跌2.26%。

十四、2019年5月17日，华某材料发布《关于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公告》，退市整理交易起始日为2019年5月27日，整理期为30个交易日，最后交易日为2019年7月8日。2019年6月26日再次停牌，期间每个交易日均为跌停。2018年3月21日复牌交易至2019年7月5日，期间华某材料股票累计成交量达到华某材料股票可流通部分的100%。

十五、2019年7月9日，华某材料股票终止上市并摘牌。

十六、2018年6月19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国某处罚决定书》，载明被处罚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1.华某材料2013年和2014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2.国某证券出具的《华某材料恢复上市保荐书》《华某材料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持续督导工作报告书》和《华某材料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2014年度持续督导工作报告书》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3.国某证券在核查上市公司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和应收票据，以及利用审计专业意见等方面未勤勉尽责。据此，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国某证券保荐业务行为，责令其改正，给予警告，没收保荐业务收入1000万元，并处以300万元罚款。

对国某证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行为，责令其改正，没收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收入600万元，并处以1800万元罚款。

十七、2018年12月29日，中国证监会作出《瑞某处罚决定书》，载明被处罚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1.华某材料2013年和2014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2.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在对华某材料2013年度、201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未勤勉尽责，出具了存在虚假记载的审计报告，未能实施有效程序对公司舞弊风险进行识别，未对应收票据余额在审计基准日前后激增又剧减的重大异常情况保持必要的职业怀疑，未能及时识别财务报告的重大错报风险，未对询证函回函的异常情况保持应有的关注，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实施的审计程序不足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据此，中国证监会决定：没收瑞某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收入130万元，并处以390万元的罚款。

十八、许某某在2014年1月10日至2017年7月7日期间购买了华某材料的股票，具体的股票买入卖出价格及持有数量各方当事人均一致同意以一审法院向深交所调取的数据为准。

一审法院认为

与裁判结果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第十七条第一款关于“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第六款关于“不正当披露，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在适当期限内或者未以法定方式公开披露应当披露的信息”之规定，现中国证监会已作出《华某处罚决定书》，认定华某材料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规定的虚假陈述的违法行为，并对华某材料及其控股股东、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行政处罚。

故对华某材料实施了虚假陈述违法行为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固定，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华某材料实施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揭露日、基准日、基准价的确定；二、许某某的损失与华某材料的虚假陈述行为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三、许某某的投资损失是否受到系统风险的影响，在本案中应否予以扣除；四、许某某的损失计算方式、标准及范围；五、国某证券、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及责任范围；六、本案是否存在中止审理的情形。

一、关于华某材料实施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揭露日、基准日、基准价确定的问题（一）实施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虚假陈述实施日，是指作出虚假陈述或者发生虚假陈述之日。国某证券、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均提出本案的实施日应为2014年4月25日。其理由为华某材料在2013年-2015年期间，连续性地实施了多个虚假陈述行为，在既往的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倾向于将多个存在连续性、关联性的虚假陈述行为视为一个整体，将首次实施虚假陈述行为的时间点认定为实施日。

中国证监会作出的《华某处罚决定书》认定华某材料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是2013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重大遗漏，故本案的实施日应为2013年年度报告发布之日，该日是投资人及国某证券、瑞某会计师事务所知晓的华某材料首次虚假陈述行为日，故应当确定2013年年度报告发布之日即2014年4月25日为本案华某材料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华某材料主张实施日为2013年9月20日。其理由为中国证监会作出的《华某处罚决定书》所认定的华某材料首次关联交易发生于2013年9月18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在两个交易日内向社会披露，但华某材料未披露上述交易，故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应为2013年9月20日。

案涉投资者人数众多，各投资者的意见不一，部分投资者同意上述两种意见，另有部分投资者主张实施日应为2014年1月10日。理由为华某材料实施了多起虚假陈述行为，且部分行为持续数年之久，无法判定具体哪一起虚假陈述占主导作用。故应当从对投资人的损失角度出发考虑，2014年1月10日系华某材料股票恢复上市交易的时间，在此之前的虚假陈述行为确实存在，但并未对投资者产生直接的影响，从即日起投资者开始购进华某材料股票，故以此时间点为实施日便于统计投资者的损失。一审法院认为，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包括定期披露和临时披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在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临时报告，并予公告。

根据《华某处罚决定书》记载，华某材料的关联交易行为最早可追溯到2013年9月，也即意味着华某材料最早在2013年9月就实施了虚假陈述行为。但根据查明的事实显示，华某材料的名称在2013年10月9日才正式经工商管理机关登记启用，此时间段正是聚某网络变更为华某材料的期间，最终华某材料承继了聚某网络的权利义务，因此，华某材料至迟在2014年1月10日恢复上市当天，就应当披露上述可能影响股票交易价格的重大事件，事实上华某材料隐瞒了该重大事件。另外，从案件审理的实际意义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设立虚假陈述实施日目的在于确定侵权范围，因此，即使华某材料（或聚某网络）在2014年1月10日前实施了关联交易行为，但因其股票尚未上市交易，尚不存在侵害投资者权益的后果，在华某材料股票恢复上市之日，股票重新进入市场流通，其之前的关联交易侵权行为与投资人权益受损之间正式形成了因果关系。

故案涉虚假陈述的实施日应认定为华某材料股票恢复上市之日，即2014年1月10日。

（二）揭露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发行或者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华某材料、国某证券、瑞某会计师事务所主张揭露日为2015年11月24日。理由如下：2015年11月24日，华某材料发布公告称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华某材料立案调查。发布公告当日，有部分媒体对立案情况及华某材料可能涉嫌的问题进行了报道。11月24日当日，华某材料股价逆市大跌7.51%。再结合2015年11月18日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对华某材料的现场检查整改意见等信息，足以对市场发出强烈警告，且当日的股价走势亦反映了该信息对市场的影响。

许某某主张揭露日为2017年7月7日。2015年11月24日的立案公告内容过于笼统，完全无法使投资者合理地判断对股票价值的影响，从市场反应来看，除11月24日当天股价下跌外，华某材料股价从次日11月25日起就强势反弹，连续多日上涨，起不到警示投资者的作用。2017年7月7日华某材料发布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才符合司法解释中首次全面公开揭露。一审法院认为，虚假陈述的揭露和更正，是指虚假陈述行为被市场所知悉、了解，其精确程度并不要求达到全面、完整、准确的程度。原则上，只要交易市场对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权威媒体刊载的揭露文章等信息存在着明显的反应，对一方当事人主张市场已经知悉虚假陈述的诉讼理由，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故揭露日的认定应当以立案调查、权威媒体揭露与市场明显反应相结合的认定方式。在本案中，2015年11月24日中国证监会对华某材料立案调查符合立案调查条件。尚无证据表明有权威媒体刊载报道华某材料所涉及的虚假陈述行为，仅有部分媒体用猜测性的报道指出华某材料背后可能存在两家神秘公司，相互之间往来资金巨大，也未指出该资金往来是正当的业务往来还是违法行为，并不能真正反映虚假陈述的实际行为。从市场反应来看，除立案调查当日华某材料股价下跌，之后数日均出现上涨情形，达不到市场明显反应的程度。故2015年11月24日华某材料被立案调查虽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揭露意义，但其警示程度不足以达到揭露日的认定标准。

2017年7月7日，华某材料的虚假陈述行为首次全面在全国范围内被揭露，符合揭露日的标准，应当认定该日为案涉虚假陈述的揭露日。

（三）基准日和基准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第三十三条关于“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的基准日，是指虚假陈述揭露或者更正后，为将投资人应获赔偿限定在虚假陈述所造成的损失范围内，确定损失计算的合理期间而规定的截止日期。基准日分别按下列情况确定：（一）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被虚假陈述影响的证券累计成交量达到其可流通部分100%之日。但通过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的证券成交量不予计算。

（二）按前项规定在开庭审理前尚不能确定的，则以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后第30个交易日为基准日。

（三）已经退出证券交易市场的，以摘牌日前一交易日为基准日。

（四）已经停止证券交易的，可以停牌日前一交易日为基准日；恢复交易的，可以本条第（一）项规定确定基准日”之规定，本案中，华某材料虚假陈述揭露日为2017年7月7日，此时华某材料股票处于停牌状态，之后的复牌期间的交易在2019年7月5日累计成交量达到华某材料股票可流通部分的100%，故本案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的基准日应为2019年7月5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第三十二条关于“投资人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者仍持有证券的，其投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基准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之规定，结合前述已确定的揭露日、基准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之规定，计算出本案投资差额损失的基准价格为3.72元。

二、关于投资者的损失与华某材料虚假陈述行为的因果关系问题关于许某某的损失与华某材料的虚假陈述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大小。华某材料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第十九条规定：“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四）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许某某的损失是系统风险造成的，与华某材料的虚假陈述行为不具有因果关系，并提交了华某材料股票、深证指数、上证指数跌幅对比等证据证明。

理由如下：首先，2015年6月9日至9月2日，华某材料股价下跌58.93%，同时期上证指数下跌38.2%，深证指数下跌42.21%，该期间众所周知是我国股市最惨烈的2015年股灾，华某材料股价走势与上证指数、深证指数走势基本一致，华某材料在虚假陈述揭露日（2015年11月18日）之后的价格下跌并非其个股所独有，而是当时其所在证券市场存在的普遍现象，因此，在股市大盘巨跌的背景下，许某某损失应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其次，从揭露日（2015年11月18日）到基准日（2015年11月27日）期间，华某材料股价不仅未下跌，反而逆市上涨，这充分反映了包括许某某在内的股民们当时无视巨大的泡沫和风险，赌博心理严重，不属于正常、理性的投资者，许某某的损失与华某材料的虚假陈述行为没有因果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第十八条规定：“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许某某如买入华某材料股票时间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后揭露日之前，并在虚假陈述揭露日后基准日之前卖出全部／部分华某材料股票、基准日后继续持有部分华某材料股票，由此可以推定许某某买卖华某材料股票的亏损与华某材料的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华某材料所作的答辩意见均建立在其自行认定的虚假陈述揭露日、基准日为前提，但如前所述，案涉虚假陈述揭露日应为2017年7月7日而非2015年11月18日，以2017年7月7日作为揭露日来看，华某材料所陈述的两条理由均不成立，故对华某材料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许某某的损失与华某材料的虚假陈述行为具有因果关系。

三、关于许某某的投资损失是否受到系统风险的影响，在本案中应否予以扣除的问题华某材料主张本案存在系统风险，应当予以扣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前述确定的揭露日2017年7月7日，而华某材料股票自2016年3月1日起至2018年3月20日期间停牌，2018年3月21日复牌后，股价暴跌，每个交易日大多以跌停报收，而同期沪深股市大盘均未出现明显震荡，且略有上涨，华某材料股票的个股表现与大盘表现完全背离，故本案中不考虑系统风险扣除。

四、关于许某某的损失计算方式、标准及范围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第三十条规定：“虚假陈述行为人在证券交易市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范围，以投资人因虚假陈述而实际发生的损失为限。投资人实际损失包括：（一）投资差额损失；（二）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前款所涉资金利息，自买入至卖出证券日或者基准日，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故投资人所主张的融资融券成本、开户费、过户费，均不在赔偿之列。同时，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征收方式的通知》，目前股票交易印花税仅对出让方征收，许某某的投资差额部分不存在股票交易印花税损失，且许某某亦未主张印花税损失。

因此，一审法院仅支持投资者因虚假陈述行为而导致的投资差额损失及该差额损失的利息、佣金。

关于利息损失标准，应当以许某某投资差额损失为基数，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存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进行计算。

关于佣金损失的标准，根据目前我国Ａ股交易市场的市场行情酌定为投资差额损失的0.03%。

因此，一审法院委托中某有限公司对许某某在本案中的损失计算如下：基础损失计算过程相关参数实施日：2014-01-10揭露日：2017-07-07基准日：2019-07-05基准价：3.72实施日股票余额：0揭露日股票余额：12900算法移动加权平均成本法计算公式(买入均价-卖出均价)×揭露日后基准日前卖出股数+(买入均价-基准价)×基准日持有股数考察期间考察期间2:第一笔有效买入日2015-06-10至基准日2019-07-05基础损失金额基准日持有股票的差额损失=（15.12-3.72)×12900=147060.00元投资差额损失=卖出股票的差额损失+基准日持有股票的差额损失=（15.12-3.72)×12900=147060.00元损失赔偿金计算过程相关参数佣金比率：0.0003印花税比率：0.0银行同期存款利率：0.0035赔偿金额考察期间应获赔投资差额损失=考察期间投资差额损失×(1)=147060.00×(1)=147060.00元投资者应获赔投资差额损失=考察期间应获赔投资差额损失=147060.00元应获赔佣金=投资者应获赔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比率=147060.00×0.00030=44.12元应获赔资金利息=(投资者应获赔投资差额损失+应获赔佣金+应获赔印花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实际天数/365=(147060.00元+44.12元+0.00元)×0.0035×1486÷365=2096.13元投资者应获赔偿金额=投资者应获赔投资差额损失+应获赔佣金+应获赔资金利息=147060.00元+44.12元+2096.13元=149200.25元ivstyle='text-align:center'>基础损失计算过程相关参数实施日：2014-01-10揭露日：2017-07-07基准日：2019-07-05基准价：3.72实施日股票余额：0揭露日股票余额：12900算法移动加权平均成本法计算公式(买入均价-卖出均价)×揭露日后基准日前卖出股数+(买入均价-基准价)×基准日持有股数考察期间考察期间2:第一笔有效买入日2015-06-10至基准日2019-07-05基础损失金额基准日持有股票的差额损失=（15.12-3.72)×12900=147060.00元投资差额损失=卖出股票的差额损失+基准日持有股票的差额损失=（15.12-3.72)×12900=147060.00元损失赔偿金计算过程相关参数佣金比率：0.0003印花税比率：0.0银行同期存款利率：0.0035赔偿金额考察期间应获赔投资差额损失=考察期间投资差额损失×(1)=147060.00×(1)=147060.00元投资者应获赔投资差额损失=考察期间应获赔投资差额损失=147060.00元应获赔佣金=投资者应获赔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比率=147060.00×0.00030=44.12元应获赔资金利息=(投资者应获赔投资差额损失+应获赔佣金+应获赔印花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实际天数/365=(147060.00元+44.12元+0.00元)×0.0035×1486÷365=2096.13元投资者应获赔偿金额=投资者应获赔投资差额损失+应获赔佣金+应获赔资金利息=147060.00元+44.12元+2096.13元=149200.25元上述计算方式经本案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且中某有限公司计算的损失金额在许某某的诉讼请求范围内，一审法院予以采纳。

五、关于国某证券、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及责任范围问题关于国某证券的责任承担问题。国某证券的抗辩意见有两点，一是国某证券不应对华某材料的虚假陈述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尤其是对华某材料《2013年年度报告》《2014年年度报告》以外的虚假陈述行为，更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二是即使认定国某证券应承担连带责任，国某证券认为由于华某材料存在多个虚假陈述行为，国某证券仅对自己相关联的虚假陈述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对虚假陈述给投资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但有证据证明无过错的，应予免责。”从广义解释来看，本条对承销商、上市推荐人确立的是过错推定责任，即承销商、上市推荐人举证证明自己并无过错，如不能证明，就推定其有过错，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在本案中，国某证券作为华某材料股票恢复上市的保荐人，应当对其保荐书内容负责。《国某处罚决定书》中载明：1.《华某材料恢复上市保荐书》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2.2013年度和2014年度持续督导工作报告书虚假记载；3.国某证券在核查上市公司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和应收票据，以及利用审计专业意见等方面未勤勉尽责。从《国某处罚决定书》可以看出国某证券在案涉华某材料虚假陈述行为中存在未勤勉尽责的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同时，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国某证券承担责任的范围应当与其主观过错程度相匹配，证券法的立法目的在于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同时，通过民事责任追究实现震慑违法的功能，维护资本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有必要评价不同主体的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以区分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份额，实现责任与侵权行为、主观过错程度相匹配。在本案中，虚假陈述行为的主要实施人是华某材料的实际控制人王某某甲、王某丁、王某某乙等人，具体的违法行为也是利用关联公司占用华某材料的资金，违规为他人担保等等。由于华某材料实际控制人有意识的欺诈行为，在欺骗投资者的同时，也向国某证券、瑞某会计师事务所提供虚假材料、隐瞒相关事实，而国某证券作为保荐人，除了在审计工作中投入更多的精力外，亦没有其他强有力的手段对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行为加以规制，国某证券对华某材料实际控制人的上述行为并不知情，亦无通过行政手段调查、制裁华某材料实际控制人之责任和能力，其主要过错在于保荐华某材料股票恢复上市过程及持续督导过程中未勤勉尽责，疏忽大意。

在共同侵权中，华某材料存在主观故意，国某证券是基于过失，华某材料应当赔偿许某某的全部损失，国某证券在其过失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国某证券应当对许某某的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同理，瑞某会计师事务所承担责任的事实与理由与国某证券大致相同。但瑞某会计师事务所本身是负责华某材料财务审计工作，在此次虚假陈述中，其勤勉尽责义务较国某证券更高，理应对华某材料的财务异常通过审计手段及时发现并披露，而瑞某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专业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年报作出无保留意见的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对投资者的影响更为深远，故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应当承担更高的责任，以体现权责相适应原则，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对许某某的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

六、关于本案是否存在中止审理情形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中止诉讼。本案中，瑞某会计师事务所虽对案涉《瑞某处罚决定书》不服提起了行政诉讼，但《瑞某处罚决定书》非经法定程序撤销之前，仍属合法有效。中国证监会对瑞某会计师事务所的处罚是对其行为进行行政管理领域的评价，并不影响本案中对瑞某会计师事务所民事责任承担的评价。

因此，瑞某会计师事务所提出的行政诉讼审结并非本案审理的前置条件，本案不符合必须中止审理的情形，对瑞某会计师事务所提出中止审理之申请，不予支持。

综上，许某某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予以部分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第五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四项、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判决：一、华某材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因虚假陈述给许某某造成的损失149200.25元；二、国某证券对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华某材料的赔偿义务在40%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对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华某材料的赔偿义务在60%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许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864.69元，由华某材料、国某证券、瑞某会计师事务所负担。

二审法院查明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国某证券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1.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节录），拟证明：将“立案调查日”确定为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揭露日，是最高人民法院明确确立的司法裁判精神，各地法院均应遵循。证据2.《关于立案调查公告内容与揭露日认定关系问题的案例梳理》，拟证明：在司法实践中，将“立案调查日”确定为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揭露日，是全国各地法院所普遍接受且采用的做法。证据3.国某证券经济研究所作出的《关于华某材料立案调查公告警示作用的分析报告》，拟证明：华某材料于2015年11月24日发布的立案调查公告信息对市场起到了充分的警示作用。

证据4.华某材料股票2015年11月18日至12月4日换手率情况及其走势图，拟证明：2015年11月24日，华某材料股票成交量达到56392600股，换手率达到22.09%，换手率较此前显著上涨。并且，在2015年11月24日及其后的5个交易日内，华某材料股票的换手率均维持在历史高位，6个交易日累计换手率达到146.49%。该等事实足以证明案涉立案调查公告对市场起到了充分的警示作用，投资者亦在根据该等公告、重新判断华某材料股票价值的基础上，相应作出了投资决策。证据5.中国证券网于2015年11月24日发布的《信息披露不实被调查华某材料再陷监管漩涡》的报道；证据6.中国证券网于2015年11月25日发布的《华某材料信披不实被立案定向增发或被迫中止》的报道；证据7.搜狐网于2015年11月25日发布的《虽然目前有关立案调查的结果尚难以预测但其对华某材料的影响将是不容忽视的》的报道。

拟证明：结合国某证券一审提交的证据，对于华某材料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事实，包括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网在内的各大网站于2015年11月24日当日或次日作出了相关报道。该等报道不仅使得华某材料被立案调查的信息广泛传播，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华某材料虚假陈述所涉的相关事实，足以对市场起到警示作用。许某某质证意见：证据1-3均不符合证据的基本要件，不属于证据，亦不能产生任何证明效力；对证据4-7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亦不认可该部分证据的证明目的。瑞某会计师事务所质证意见：对国某证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

华某材料质证意见：对国某证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本院认证意见：对国某证券提交的证据1-2，因不符合书证的形式要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3-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其证明力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和事实予以综合判定。许某某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1.2015年11月27日、30日华某材料交易龙虎榜，拟证明：理性的专业投资机构耗资近3亿元购买华某材料股票，说明立案调查公告的警示作用弱。某甲管理有限公司官网介绍；某乙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鹏华中证Ａ股资源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2015年年度报告；证据3.鹏华中证Ａ股资源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2016年半年度报告。

拟证明：国某证券持有某乙管理有限公司50%的股权。该基金在立案调查公告日后增持了136700股华某材料股票，国某证券旗下基金的增持也证明立案调查公告的警示作用弱。证据4.2015年11月20日至11月24日期间国际对应国内时间伦镍ＣＦＤ、综合镍03、沪镍主力、华某材料股票价格的行情数据；证据5.2005年5月22日中国经济网文章《国际市场期货价格连续暴跌有色金属股面临考验》；证据6.2018年2月25日东方财富网文章《Ａ股有色板块表现与有色金属商品期货的相关性有多大》。拟证明：全球有色金属交易关联性较强，国际金属期货的重挫直接影响到国内期货和股市中的相关品种，华某材料于2015年11月24日的下跌主要受到国际伦镍ＣＦＤ、伦镍期货、国内沪镍期货大跌影响。

证据7.2015年11月25日华某材料在深交所“互动易”对涉嫌信息披露不实的回复。拟证明：该回复有意将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内容指向华某材料于2015年10月15日及2015年11月18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和《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现场检查相关事项的整改工作报告及公开说明》所涉的范围，使得立案调查公告对投资者的警示作用更加不足。证据8.华某材料于2015年12月1日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证据9.华某材料于2016年2月5日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拟证明：华某材料发布关于收到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并没有揭示风险和警示作用的主观意图，亦进一步误导投资者，进一步证明本案不应将立案调查通知书公告之日作为揭露日。证据10.华某材料于2015年6月9日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证据11.华某材料于2015年6月11日发布《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证据12.华某材料于2015年8月11日发布《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证据13.华某材料于2015年9月2日发布《关于筹划员工持股计划及复牌公告》。拟证明：4份具有利好消息的公告文末均载明“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2015年11月24日发布利空消息的立案调查公告也作同样提示，足以说明这是格式化或形式化的做法，并非华某材料在真实、有效提示风险，无法对投资者起到重新判断股票价值、注意证券市场投资风险的警示作用。

证据14.国某证券2018年年报摘要；证据15.2019年12月9日某某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结案通知书》公告；证据16.2019年10月30日某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结案通知书》公告。拟证明：监管机构的立案调查经调查后亦有撤销调查的案件，以此证明“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只有在掌握较为确定充分的证据的前提下，才能对涉嫌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者进行立案稽查，行政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内容，对于所有投资者都应属于具有较强警示性的投资信息，足以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符合有关虚假陈述‘揭露’之客观要求”的结论过于武断。国某证券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

华某材料于2015年11月24日发布立案调查信息后，华某材料股票换手率明显上升，充分说明案涉虚假陈述侵权行为已被揭示并对华某材料股票交易产生了实质影响。对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等证据仅能证明有机构投资者于本案基准日2015年11月30日后（即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增持了华某材料股票，该等交易行为与本案完全无关，更不能说明立案调查公告是否具有警示作用。对证据4-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法证明所谓“伦镍下跌”因素就构成华某材料股票在“立案调查日”之后股价涨跌的唯一决定因素、可以排除立案调查相关公告的重大影响。

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恰能证明，综合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的初步调查结论和立案调查信息，投资者理应明确感知到华某材料存在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信号，华某材料在立案调查日前已披露相关监管措施的情节，本身就具备极强的警示作用，更说明立案调查日附近的揭示内容更加充分。对证据8-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异常波动”仅指股价在某一时间内涨跌幅较高等事实，而不是对某一情况作出“不合法”的定性。上市公司发布股票异常波动公告，系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而不是对此前是否存在虚假陈述事项的澄清。

也即，上市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告主要说明当时是否有上市公司自身或相关的原因导致了当时的“异常波动”，而非要求上市公司自查是否从来不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对证据10-1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在立案调查公告以及相关临时公告中写入所谓的“模式化／格式化写法”，就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提示风险的法定要求，也是目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实践中的通用作法。对证据14-1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信息披露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网”的查询结果，自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五年期间，我国Ａ股上市公司共披露公司自身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被证券监管机构立案调查的信息250份，而同期披露收到结案通知的信息只有6份。

足以说明，在目前的证券监管形势下，证券稽查执法机构在决定立案调查时即已掌握了较为充分的证据。瑞某会计师事务所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与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华某材料质证意见：对许某某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证据1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证明2015年11月24日后的华某材料股票交易换手率明显上升，与许某某的证明目的相悖；对证据2-3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机构投资者交易行为与立案调查公告无关；对证据4-7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没有证据显示国际上伦镍ＣＦＤ等金融产品交易走势与国内华某材料股价走势之间有必然联系；对证据8-13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14-16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证意见：对许某某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确认；证据1-3为个别案外机构投资者购买华某材料股票情况，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6所示金融产品伦镍ＣＦＤ、综合镍03、沪镍主力所反映的价格变化与案涉华某材料股票价格变化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关联性，故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7显示，华某材料回复“目前公司正在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配合接受调查，具体情况需等待中国证监会的调查结果”，表明华某材料待调查结果出来后方能就具体情况予以回复，并未明确具体范围，该证据无法达到许某某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证据8-9是华某材料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其证明力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和事实予以综合判定；证据10-13所示所谓“格式化／形式化”的表述属于华某材料依规发布公告，不能证明出现在利好消息公告的风险提示表述，出现在利空消息公告中就不具有警示作用，故该等证据不能达到许某某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4并非本案相关事项的调查结案情况，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5-16是其他上市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除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根据本案一、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提交并经质证的证据，另认定下列事实：一、2015年10月15日，华某材料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载明：华某材料于2015年10月1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2015〕17号、〔2015〕18号和〔2015〕19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关于对成都华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15〕17号）主要内容为：2013年华某材料子公司华某金属收到臻某公司资金往来列入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2014年华某材料收到臻某公司资金往来列入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资金，2014年华某材料收到天某公司资金往来列入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资金，发生额均未在现金流量表列示；部分仓储费用、运输费用未及时入账；2014年年报应付票据分类、销售收入明细披露有误。责令华某材料在30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整改报告。《关于对成都华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公开说明措施的决定》（〔2015〕18号）主要内容为：2013年末臻某公司向华某材料子公司华某金属出具的商业承兑汇票中，部分商业承兑汇票无承兑人签章；2014年华某金属从天某公司收到应收票据中，部分直接开给华某金属的商业承兑汇票未盖有出票人印鉴章；华某材料2013年、2014年年报披露期末所持有的应收票据均为银行承兑汇票，未披露持有上述商业承兑汇票；华某金属应付账款明细账显示，部分企业与公司存在无交易实质的银行存款及票据往来。

责令华某材料于30个工作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媒体上，按要求进行公开说明。

二、2015年11月24日，华某材料发布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还载明：“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2015年11月24日股市交易开盘前，证券时报网、搜狐网、全景网、东方财富网吧等网络媒体均刊载了华某材料因涉嫌信息披露不实等证券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的信息。2015年11月24日股市开盘交易后以及2015年11月25日，东方财富网、中国证券网等各大媒体先后刊登了《华某材料信批不实被调查股价应声大跌》《华某材料信批不实被立案定向增发或被迫中止》等信息。此外，本案属于2020年5月已上诉的涉华某材料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200余件系列案中的一件，因该批案件系涉众案件，经各方当事人共同协商同意，本院选取其中3件具有代表性的案件作为示范案件先行审理，并于2021年4月8日作出生效判决。

此后，该3案经当事人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已裁定驳回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22〕2号）自2022年1月22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同时废止。前述3件示范判决对实施日、揭露日、基准日、基准价以及损失范围的认定，均是依照当时有效的法释〔2003〕2号司法解释作出。

本院认为，为公平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持系列案件裁判尺度统一、充分发挥示范判决机制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考虑到本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对基准日、基准价及投资者损失范围的认定，相较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22〕2号）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对投资者的保护更为有利，且国某证券、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及华某材料在本案审理中亦认同按照示范判决处理，故本案在法律适用上宜与示范判决保持一致，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的相关规定。

二审法院认为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案涉虚假陈述的实施日、揭露日、基准日、基准价如何确定；二、许某某是否因虚假陈述产生损失，如果有损失，造成损失的原因是否存在系统风险或非系统风险的因素以及应当如何扣除；三、国某证券、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对许某某因虚假陈述造成的损失是否承担责任及应当承担责任的范围如何确定。

一、关于案涉虚假陈述的实施日、揭露日、基准日、基准价如何确定的问题。

（一）实施日一审法院确认2014年1月10日为案涉虚假陈述的实施日。国某证券、瑞某会计师事务所上诉主张案涉虚假陈述的实施日应为华某材料首次实施虚假陈述行为，即发布《2013年年度报告》时的2014年4月25日。

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华某处罚决定书》记载，华某材料的关联交易行为最早可追溯到2013年9月，也即意味着华某材料最早在2013年9月就实施了虚假陈述行为。华某材料的名称是在2013年10月9日才正式经工商管理机关登记启用，从2013年9月至2014年1月10日华某材料股票恢复上市之前的这段时间之内，正是聚某网络变更为华某材料的期间，也是华某材料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期间。

因此，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条关于“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各方必须及时、公平地披露或者提供信息，保证所披露或者提供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之规定，华某材料在恢复上市前的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期间的信息披露义务依然存在。

依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款关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以及第五条关于“信息披露文件主要包括招股说明书、募集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等”之规定，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需要保证真实性与及时性。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方式来看，有定期性的披露方式，如定期发布的年报、半年报、季报等，也有临时性的披露方式，如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对外提供重大担保等情形。并且，依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二款关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公司网站及其他媒体发布信息的时间不得先于指定媒体，不得以新闻发布或者答记者问等任何形式代替应当履行的报告、公告义务，不得以定期报告形式代替应当履行的临时报告义务”之规定，华某材料不能以发布《2013年年度报告》的方式替代其发生关联交易行为之时需要履行的披露义务。

国某证券、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案涉虚假陈述的实施日应为华某材料发布《2013年年度报告》时的2014年4月25日的上诉主张，忽略了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性以及定期性披露义务无法替代临时性披露义务的基本要求，故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将华某材料股票恢复上市的2014年1月10日确立为实施日，是因为在华某材料股票恢复上市之日，该股票重新进入市场流通，其之前的关联交易侵权行为与投资人权益受损之间正式形成了因果关系，该认定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符合本案实际情况，依法应予以维持。

（二）揭露日国某证券、瑞某会计师事务所上诉主张案涉虚假陈述的揭露日应为2015年11月24日。

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发行或者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84条规定：“虚假陈述的揭露和更正，是指虚假陈述被市场所知悉、了解，其精确程度并不以‘镜像规则’为必要，不要求达到全面、完整、准确的程度。原则上，只要交易市场对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权威媒体刊载的揭露文章等信息存在着明显的反应，对一方主张市场已经知悉虚假陈述的抗辩，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因此，认定揭露日应当从三个方面考量：一是虚假陈述行为属首次被公开，但并不要求达到全面、完整、准确的程度；二是在全国范围发行、传播；三是揭露对证券交易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本案中，华某材料于2015年11月24日早间发布了其因涉嫌信息披露不实等证券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公告。具体来看，一方面，华某材料于2015年11月24日股票交易市场开盘前发布了其因涉嫌信息披露不实等证券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的公告，而且证券时报网、搜狐网、全景网、东方财富网吧等网络媒体亦在2015年11月24日股票交易市场开盘前刊载了华某材料因涉嫌信息披露不实等证券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的信息。

另一方面，在华某材料发布被立案调查公告之日前，华某材料于2015年10月15日发布了收到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在公布的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对华某材料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对华某材料采取责令公开说明措施决定中已对华某材料存在的部分不合规行为予以公开，虽然华某材料于2015年11月18日发布关于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现场检查相关事项的整改工作报告及公开说明，对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现场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予以说明，但事隔几日，华某材料于2015年11月2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只有在掌握较为确定充分的证据的前提下，才能对涉嫌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者进行立案稽查，而且在华某材料发布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中已明确载明“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从该角度看，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内容，对于所有投资者都应属于具有较强警示性的投资信息，足以对理性投资者起到重新判断股票价值、注意证券市场投资风险的警示作用。

再一方面，华某材料股价在华某材料发布被立案调查公告之日出现逆市大跌，且换手率很高，已充分反映了该信息的揭示对市场所起到的警示作用。2015年11月24日早间，华某材料发布被立案调查公告，该公告对华某材料股价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日，华某材料股价最终收于17.85元／股，单日跌幅达7.51%。而在同日，深证综指涨幅1.39%，深证成指涨幅0.86%，上证指数涨幅0.16%。由此可见，华某材料发布的被立案调查公告所揭示的信息，导致其股价明显下跌，且与大盘指数背离，客观上已起到了足够的警示投资者的作用。同时，华某材料股票在当日成交量达到56392600股，换手率达到22.09%，而在之后的几个交易日中，虽然华某材料股价出现上涨，但股价的上涨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股市其他利好因素可能对华某材料被立案调查这一利空因素进行对冲，从而导致其股价后续出现上涨，而且在华某材料发布被立案调查公告后华某材料股票在短期内换手率迅速达到并超过100%，亦说明交易市场已对其被立案调查这一强烈警示信号持续作出反应，足以认定交易市场对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存在了明显的反应。

综合前述分析，华某材料于2015年11月24日发布其因涉嫌信息披露不实等证券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的公告，符合揭露日的认定标准，本案应当认定2015年11月24日为案涉虚假陈述揭露日。国某证券、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案涉虚假陈述揭露日应当认定为2015年11月24日的上诉主张，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一审判决以华某材料于2015年11月24日发布的被立案调查公告所揭示的信息以及相关媒体刊载报道并不能真正反映虚假陈述的实际行为，且未达到市场明显反应程度为由未将该日认定为揭露日，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第二十条第二款对揭露日的规定，也与本案客观情况不符，应予以纠正。

（三）基准日和基准价基于已确定2015年11月24日为案涉虚假陈述的揭露日，在2015年11月24日后至华某材料股票换手率达100%时，该等虚假陈述信息的揭示也理应得到市场的消化，也即案涉虚假陈述对华某材料股票的影响也应截至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第三十三条规定：“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的基准日，是指虚假陈述揭露或者更正后，为将投资人应获赔偿限定在虚假陈述所造成的损失范围内，确定损失计算的合理期间而规定的截止日期。基准日分别按下列情况确定：（一）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被虚假陈述影响的证券累计成交量达到其可流通部分100％之日。

但通过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的证券成交量不予计算……”本案中，根据华某材料《2015年年度报告》的记载，揭露日2015年11月24日当日华某材料股票可流通股股数为258207481股。经计算，自揭露日2015年11月24日至2015年11月30日，华某材料股票的累计成交量达291716276股，达到其可流通股股数的100%。

因此，本案虚假陈述基准日应认定为2015年11月30日。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第三十二条规定，基准价应为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基准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经计算，本案虚假陈述揭露日2015年11月24日至基准日2015年11月30日期间，华某材料股票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为19.868元。

因此，本案虚假陈述基准价应确定为19.868元。

二、关于许某某是否存在损失，如果有损失，损失的原因是否存在系统风险或非系统风险的因素以及是否应当予以扣除的问题。首先，关于许某某是否存在损失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第三十条规定，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中，投资人的损失应包括投资差额损失、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以及前述资金自买入至卖出证券日或者基准日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利息。同时，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征收方式的通知》，目前股票交易印花税仅对出让方征收，许某某的投资差额部分不存在股票交易印花税损失。

本案中，结合许某某买卖华某材料股票的时间、数量、价格，对其投资损失经中某有限公司计算如下：投资差额损失计算过程相关参数实施日：2014-01-10揭露日：2015-11-24基准日：2015-11-30基准价：19.868实施日股票余额：0揭露日股票余额：8400第一笔有效买入日：2015-06-10最后一笔有效卖出日：2015-11-30算法移动加权平均法计算公式(买入均价-卖出均价)*揭露日后基准日前卖出股数+(买入均价-基准价)*基准日持有股数考察期间考察期间1:第一笔有效买入日2015-06-10至最后一笔卖出日2015-11-30考察期间2:第一笔有效买入日2015-06-10至基准日2015-11-30投资差额损失卖出股票的差额损失=(20.622-20.902)*900=-252.000元(盈利)基准日持有股票的差额损失=(20.622-19.868)*7500=5655.000元投资差额损失=卖出股票的差额损失+基准日持有股票的差额损失=0+(20.622-19.868)*7500=5655.000元赔偿金计算过程相关参数佣金费率：0.0003印花税税率：0.0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0.0035赔偿金额考察期间2应获赔投资差额损失=考察期间2投资差额损失*(1)=5655.000*(1)=5655.000投资者应获赔投资差额损失=考察期间1应获赔投资差额损失+考察期间2应获赔投资差额损失=0.000+5655.000=5655.000应获赔佣金=投资者应获赔投资差额损失*佣金费率=5655.000*0.0003=1.697应获赔资金利息=(投资者应获赔投资差额损失+应获赔佣金+应获赔印花税)*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实际天数/365=(5655.0+1.697+0.000)*0.0035*173/365=9.384投资者应获赔偿金额=投资者应获赔投资差额损失+应获赔佣金+应获赔资金利息=5655.000+1.697+9.384=5666.08根据中某有限公司前述计算结果，许某某的投资损失总计为5666.08元,一审判决认定其损失为149200.25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其次，关于本案是否存在系统风险，是否予以扣除的问题。国某证券、瑞某会计师事务所上诉主张案涉虚假陈述实施日至揭露日，基准日期间证券市场存在系统风险，一审判决未依法扣除许某某因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造成的损失，适用法律错误。

本院认为，系统风险是指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变化、汇率波动等对证券市场产生普遍影响的市场风险，属企业实体之外的因素，对该风险个别企业实体无法控制。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2015年11月23日，华某材料股价收于19.3元／股，2015年11月24日，华某材料股价跌幅7.51%，最低跌至17.37元／股，收于17.85元／股，而同日，深证综指涨幅1.39%，深证成指涨幅0.86%。该事实表明，华某材料股价在揭露日之后的表现与大盘走势完全背离，而在揭露日之后的2015年11月25日-29日期间，华某材料股价连续上涨。

因此，从华某材料的个股走势上看，不足以说明大盘或整个行业存在何种不确定的负面因素，不足以说明存在系统风险和行业风险。故国某证券、瑞某会计师事务所该项主张依据并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无需考虑系统风险扣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三、国某证券、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对许某某因虚假陈述造成的损失是否承担责任及应当承担责任的范围如何确定的问题。许某某上诉主张，国某证券和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均应对案涉虚假陈述行为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连带赔偿责任。国某证券与瑞某会计师事务所上诉均认为，其在本案中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对侵权责任比例进行划分，系适用法律错误，即使进行分责，其承担的责任比例也过高。

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中国证监会于2018年6月19日、12月29日分别作出《国某处罚决定书》《瑞某处罚决定书》对国某证券、瑞某会计师事务所予以行政处罚。《国某处罚决定书》载明《华某材料股票恢复上市保荐书》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2013年度和2014年度持续督导工作报告书虚假记载，国某证券在核查上市公司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和应收票据，以及利用审计专业意见等方面未勤勉尽责。《瑞某处罚决定书》载明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在对华某材料2013年度、201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未勤勉尽责，出具了存在虚假记载的审计报告，未能实施有效程序对公司舞弊风险进行识别，未对应收票据余额在审计基准日前后激增又剧减的重大异常情况保持必要的职业怀疑，未能及时识别财务报告的重大错报风险，未对询证函回函的异常情况保持应有的关注，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实施的审计程序不足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对虚假陈述给投资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有证据证明无过错的应予免责”、第二十七条规定：“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或者专业中介服务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而不予纠正或者不出具保留意见的，构成共同侵权，对投资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判断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专业中介服务机构是否应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行为给投资者造成的全部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关键是该机构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行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如果系“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则构成共同侵权，需承担连带责任。

此为法定责任，不因任何情形而发生改变。而证券上市公司保荐人、审计机构作为专业机构在按照执业准则、规则，依法勤勉尽责履行职责后，应当知道上市公司或被审计单位存在会计报表等重要事项有不实内容等情形，不予指明仍出具不实报告的，即应当认定审计机构对被审计单位的侵权行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本案中，从中国证监会对国某证券、瑞某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处罚决定书所列多项事实看，国某证券作为保荐人，在案涉虚假陈述行为中主要过错在于保荐华某材料恢复上市过程及持续督导过程中未勤勉尽责；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在对华某材料2013年度、201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未勤勉尽责，出具了存在虚假记载的审计报告，未尽到最基本的注意义务，致使出现诸如涉及大量无效的复印票据侵占上市公司13亿元资金等异常情况，导致华某材料公司伪造大量财务资料事项均未予发现。

作为专业的上市公司保荐人和审计机构，如果按照执业规则勤勉尽责，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华某材料虚假陈述行为即应当被发现，其过错并非一般疏失，而当属重大过错，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第二十七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形，构成共同侵权，需承担连带责任。

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国某证券、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就华某材料的共同侵权行为向投资者承担100%的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国某证券、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就华某材料对许某某因案涉虚假陈述行为产生的损失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承担100%的连带责任。一审判决判令国某证券、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分别对华某材料因虚假陈述行为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承担40%、60%的连带责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许某某因案涉虚假陈述行为而产生的损失为5666.08元，华某材料应当赔偿因虚假陈述行为给许某某造成的损失5666.08元，国某证券、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对华某材料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国某证券、瑞某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本案揭露日、基准日、基准价认定的上诉主张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对案涉虚假陈述揭露日认定不当，导致基准日、基准价认定不当，判决结果不当，应予纠正。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二审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初3026号民事判决；二、成都华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因虚假陈述给许某某造成的损失5666.08元；三、国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瑞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判决第二项确定的成都华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许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864.69元，由成都华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国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瑞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负担2432.35元，许某某负担2432.3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864.69元，由成都华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国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瑞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负担2432.35元，许某某负担2432.3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学敏

审判员 许静

审判员 唐楠栋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于节

书记员 王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