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斌春、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裁判文书全文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浙02民初634号

当事人信息

原告：宣斌春（出生日期、住址略）。

被告：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金山路298号。

法定代表人：宋骐，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叶城路1630号5幢1088室。

负责人：孙勇、陆士敏，该事务所执行事务合伙人。

审理经过

原告宣斌春与被告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莱达公司）、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众华事务所）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宣斌春，被告圣莱达公司，众华事务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诉讼请求

宣斌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圣莱达公司、众华事务所赔偿宣斌春投资差额损失61941.11元，佣金、印花税损失123.88元，合计62065元；二、本案诉讼费由圣莱达公司、众华事务所负担。

事实和理由：2018年5月11日，圣莱达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该决定书，圣莱达公司存在严重的虚假陈述行为，其虚假陈述的实施日为2016年3月22日，揭露日为2017年4月19日，基准日为2018年4月23日，基准价为9.4元。原告基于对被告虚假陈述的信任投资其股票，其间遭受的损失依法应由被告赔偿。

圣莱达公司辩称：一、关于本案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揭露日、基准日和基准价的认定。本案虚假陈述行为是2015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虚假陈述实施日为2016年3月22日《2015年年度报告》公告日。圣莱达公司于2018年4月14日发布《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公告，首次揭露本案虚假陈述行为，充分向投资者警示投资风险，应当认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公告日为本案揭露日。本案基准日为揭露日后第30个交易日，即2018年5月29日，基准价为7.31元；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为《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原告所买入的圣莱达股票在揭露日2018年4月14日之前已经全部卖出的，原告的投资损失与圣莱达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圣莱达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三、在本案揭露日2018年4月14日前，圣莱达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业绩严重亏损等一系列利空消息，加上国内经济下行、中美贸易战开始爆发等系统风险因素影响，导致圣莱达公司的股价在揭露日前已经大幅下跌，这是投资者应承担的正常投资风险，与本案虚假陈述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四、2015年年报公告后，圣莱达公司持续发布一系列业绩严重亏损的公告，原告依然作出买入圣莱达公司股票的投资决策，充分表明其投资决策与圣莱达公司2015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没有交易因果关系。

本案揭露日2018年4月14日至基准日期间，因中美贸易战加剧、信用风险全面爆发等系统风险因素对投资者损失影响为100％，原告的投资损失全部由系统风险所致，与圣莱达公司2015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没有损失因果关系，不应由圣莱达公司承担；五、假设本案揭露日为《立案调查通知书》公告日（2017年4月19日），该日圣莱达公司股票可流通股数为157500000股，自2017年4月19日至2018年4月20日，扣除大宗交易后圣莱达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158963891股，达到其可流通股股数的100％，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值为9.43元。

本案的基准日为2018年4月20日，基准价为9.43元。原告主张基准日为2018年4月23日，基准价为9.40元，依法不能成立；六、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是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者投资决策之间具有交易上的因果关系。2015年年报公告后，圣莱达公司持续发布一系列业绩严重亏损的公告，而原告依然作出买入圣莱达公司股票的投资决策，且从原告的交易行为来看，原告的投资决策与圣莱达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没有交易因果关系，其损失也不应由圣莱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七、假设本案揭露日为《立案调查通知书》公告日，原告的投资损失完全是由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等虚假陈述行为之外的其他因素所造成，与本案虚假陈述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应由圣莱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八、应以先进先出加权平均法作为平均买入价的计算方法计算投资差额损失，并按法院最终认定的投资差额损失计算佣金、印花税。

如原告所买入的圣莱达公司股票在揭露日及以后因卖出发生亏损，佣金损失应按万分之二点五的标准计算，印花税应按千分之一的税率进行计算。

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众华事务所辩称：一、众华事务所不应就投资者的损失与圣莱达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众华事务所不存在恶意出具不实报告而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行为。原告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主张众华事务所出具不实的审计报告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应与圣莱达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实际上《证券法》并没有对证券服务机构的民事赔偿责任作出区分，如审计机构在没有与上市公司恶意串通情况下，仍然需要承担连带责任，那么将违反公平原则。证券服务机构在受到行政处罚情况下，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根据《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证券服务机构虚假陈述，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第二十七条规定，证券服务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而不予纠正或者不出具保留意见的，对投资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就本案而言，针对圣莱达公司收到的影视版权违约金收入及财政补助营业外收入，众华事务所已经执行基本的审计程序，获取主要的审计证据，能够为审计意见提供合理基础。但由于圣莱达公司精心策划并蓄意隐瞒串通舞弊行为，导致众华事务所设计和执行的审计程序无法有效发现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对此众华事务所没有恶意，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众华事务所与圣莱达公司不构成共同侵权。根据《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证券服务机构对投资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需要与上市公司构成共同侵权。从客观上看，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众华事务所“违法行为”与圣莱达公司的违法行为存在差异，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众华事务所的“违法行为”是为圣莱达公司2015年财务报表提供审计服务过程中未勤勉尽责；而圣莱达公司的违法行为是通过多种手段虚构营业外收入，出具不实的《2015年年度报告》。众华事务所和圣莱达公司的行为性质不同，这表明二者不是共同实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从主观上看，众华事务所作为圣莱达公司年报审计机构，仅向圣莱达公司收取固定的审计费用，对圣莱达公司执行相应的审计程序并出具审计报告，与圣莱达公司不存在任何共同侵权的意思联络，更不存在明知圣莱达公司违法而不予调整的情况。

（三）行政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存在本质区别，原告不能基于《行政处罚决定书》主张众华事务所存在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观过错。原告主张众华事务所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唯一证据是中国证监会对众华事务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然而，证券违法案件的行政处罚和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所保护的法律利益性质有所不同，构成要件及认定依据的实体法律规定也不同，证券服务机构的行政责任不同于证券虚假陈述民事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前者侧重于判断行政相对人是否违反行政管理秩序，后者侧重于判断行为人对其他民事主体的交易损失是否有过错。

因此，证券服务机构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并不等同于具有证券虚假陈述民事侵权责任的重大过失，并不必然导致其在民事纠纷中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就本案而言，中国证监会对众华事务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涉及的是众华事务所的审计程序是否适当，是否违反审计准则等行政管理规范，其并没有认定众华事务所知道圣莱达公司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也不涉及众华事务所是否对投资者的交易损失具有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主观过错。考虑到股票投资属于风险投资，股票价格受多种因素影响，投资者损失范围具有不确定性，原告从事股票买卖如有损失属于纯粹经济利益损失。

因此，在判断证券市场连带赔偿责任的民事过错方面，理应更加严格，不能仅依据《行政处罚决定书》就直接认定众华事务所应承担连带责任。

（四）从公平角度而言，众华事务所不应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审计存在固有限制，即使注册会计师按照审计准则执行恰当的审计工作，也只能为财务报表提供合理保证，无法全面消除财务报表的重大错误风险。在审计对象存在串通舞弊情况下，注册会计师更加难以发现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误。且根据审计准则要求，注册会计师应在有限的审计时间内按照一定的审计程序获取被审计单位的审计信息，该等信息具有明显的时效性。

因此，不能根据监管部门事后耗费大量时间通过多种手段查明的被审计单位财务舞弊的事实就全盘否认审计机构执行的审计工作，直接认定其存在连带赔偿的主观过错。本案中，众华事务所已经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恰当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但由于审计的固有限制加上圣莱达公司内部人员存在串通舞弊的情况，导致众华事务所未能发现财务报表的重大错误。众华事务所作为外部审计机构，对圣莱达公司内部行为完全不知情，也是受害者之一，要求众华事务所承担与圣莱达公司同等的责任，不符合过错与责任相适应的公平原则。

（五）在行业影响层面，如果众华事务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那么将对整个审计行业造成致命打击。按照原告的主张，审计机构受到行政处罚，在法律上就是与圣莱达公司共同侵权，进而对投资者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这样，一旦审计机构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那么就需要对投资者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导致审计机构可能因为一单审计业务就面临巨额赔偿、甚至破产的风险，将引发证券服务机构破产潮，不利于划分不同市场主体在证券市场的责任和分工。本案中，众华事务所受到行政处罚主要系因其未勤勉尽责、审计工作不严谨的行为，这与所谓的和上市公司串通造假、明知上市公司违法而不予纠正的共同侵权有本质差异，不应承担严重的连带赔偿责任。

（六）在境外立法趋势层面，众华事务所作为证券服务机构，不应承担兜底的连带赔偿责任。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境外开始对证券服务机构民事责任进行改革，逐步建立责任与过错相适应的比例责任制度；二、即便众华事务所应该就原告的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也仅应承担与其过错（如有）相适应的补充赔偿责任。通过限缩解释方法的使用，使《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的连带责任仅适用于会计师故意的场合，将过失责任统一到公司法的补充责任上来，不仅能够较好地实现损失的公平分配，也符合司法实践的一贯做法。考虑到众华事务所在对圣莱达公司执行审计业务时，已经勤勉尽责，即便存在执业不严谨的情况，也仅构成轻微过失。

即使认定众华事务所和圣莱达公司的行为结合产生投资者损失结果的，那么众华事务所仅具有轻微过失，众华事务所承担的责任不应超过利害关系人损失的10％。

综上所述，恳请法院既考虑投资者权益保护，也考虑证券服务机构的专业性和过错程度，作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判决。希望法院充分考虑审计工作的固有限制和本案的特殊性，理清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及中介机构的责任边界，对众华事务所民事责任作出合法、合理和公平认定。宣斌春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证据1．圣莱达公司发布的中国证监会（2018）3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圣莱达公司）、中国证监会（2019）1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众华事务所、孙勇、戴光宏），拟证明圣莱达公司、众华事务所存在虚假陈述行为的事实。证据2．巨潮资讯网查询材料，拟证明本案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和揭露日。

证据3．原告证券账户的证明材料和交易记录，拟证明原告基于对被告虚假陈述的信任投资其股票，并因此遭受损失。圣莱达公司对宣斌春提供的上述证据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没有异议，但《立案调查公告》并未揭露本案的虚假陈述行为-2015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因此《立案调查公告》不构成对本案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1）圣莱达公司2017年4月19日发布的《立案调查公告》，并未揭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的具体行为，更不是对《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认定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投资者无法将该公告与2015年年报可能存在信息披露违法建立联系，不应认定为本案揭露日。

（2）圣莱达公司在发布《立案调查公告》的同时发布《关于收到宁波证监局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决定的公告》，广大投资者、媒体、维权律师等均认为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告》所调查的事项是宁波证监局认定的未披露2016年关联交易事项。

因此《立案调查公告》根本没有向投资者揭示本案的虚假陈述行为，不符合揭露相关性、一致性的要求，不应认定立案调查公告日为揭露日。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不能替代司法解释要求的身份证明原件或经公证的身份证明复印件。众华事务所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1）圣莱达公司所涉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由法院依法认定。（2）众华事务所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不等于其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近期部分法院判决显示，如中介机构与上市公司不存在恶意串通，则不应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众华事务所不存在与圣莱达公司恶意串通情况，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对证据2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圣莱达公司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日由法院依法认定。对证据3所涉宣斌春的主体资格由法院依法核查。对交易记录应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交易记录为准，再由法院依法核查其真实性，但宣斌春的交易记录不能证明众华事务所与其声称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圣莱达公司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第一组（证据1-2）：证据1.2018年5月11日圣莱达公司发布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证据2.2016年3月22日圣莱达公司发布的《2015年年度报告》（节选）。上述证据拟证明本案虚假陈述行为是《2015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实施日为《2015年年度报告》公告日，即2016年3月22日。

第二组（证据3-9）：证据3.2017年4月19日圣莱达公司发布的《立案调查公告》；证据4.2017年4月19日圣莱达公司发布的《关于收到宁波证监局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决定的公告》；证据5．关于《立案调查公告》所调查的事项是宁波证监局认定的未披露2016年关联交易事项的新闻报道；证据6．关于《立案调查公告》所调查的事项是宁波证监局认定的未披露2016年关联交易事项的投资者维权律师的博客；证据7．关于《立案调查公告》所调查的事项是宁波证监局认定的未披露2016年关联交易事项的股民问询和股吧讨论；证据8.2018年4月14日圣莱达公司发布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证据9．圣莱达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的股本情况、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圣莱达公司股票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的交易记录查询、圣莱达公司股票基准日确定过程、圣莱达公司股票基准价计算过程。

上述证据拟证明圣莱达公司2018年4月14日公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首次揭露本案虚假陈述行为，充分向投资者警示投资风险，应当认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公告日为本案揭露日，相应基准日为2018年5月29日，即揭露日后第30个交易日，基准价为7.31元。第三组（证据10）：关于国内经济下行、中美贸易战开始爆发的新闻报道，拟证明2018年4月14日前，圣莱达公司发布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业绩严重亏损等一系列利空消息，国内经济下行、中美贸易战爆发等系统风险影响因素，导致圣莱达公司的股价在揭露日前已经大幅下跌，这是投资者应承担的正常投资风险，与本案虚假陈述行为没有因果关系。

第四组（证据11-14）：证据11．关于国际方面中美贸易战加剧的新闻报道；证据12．关于国内信用风险全面爆发、社会融资大幅萎缩的新闻报道；证据13．关于家电行业受中美贸易战严重影响的新闻报道；证据14．本案揭露日（2018年4月14日）至基准日（2018年5月29日）期间深证综指历史数据、电器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板块历史数据、圣莱达公司股票历史数据及股价波动走势图、系统风险测算表。上述证据拟证明本案揭露日2018年4月14日至基准日期间，因中美贸易战加剧、信用风险全面爆发等系统风险因素对投资者损失影响为100％，原告的投资损失全部由系统风险所致，与圣莱达公司2015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没有损失因果关系，不应由圣莱达公司承担。

第五组（证据15）：圣莱达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中的股本情况、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圣莱达公司股票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的交易记录、圣莱达公司股票基准日的确定过程、圣莱达公司股票基准价计算过程，拟证明假设本案揭露日为2017年4月19日《立案调查通知书》公告日，该日圣莱达公司股票可流通股数为157500000股，自2017年4月19日至2018年4月20日，扣除大宗交易后圣莱达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158963891股，达到其可流通股股数的100％，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值为9.43元。本案的基准日为2018年4月20日，基准价为9.43元。

第六组（证据16-20）：证据16.2016年4月29日圣莱达公司发布的《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节选）；证据17.2016年8月26日圣莱达公司发布的《2016年半年度报告》（节选）；证据18.2016年10月29日圣莱达公司发布的《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节选）；证据19.2017年1月24日圣莱达公司发布的《2016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证据20.2017年2月28日圣莱达公司发布的《2016年度业绩快报》。上述证据拟证明2015年年报公告后，圣莱达公司持续发布一系列业绩严重亏损的公告，而原告依然作出买入圣莱达公司股票的投资决策，原告的投资决策显然不受2015年年报信息的影响，与圣莱达公司虚假陈述行为没有交易因果关系。

第七组（证据21-22）：证据21．关于国内经济数据全面回落、经济下行压力陡增的新闻报道；证据22．关于世界经济整体下滑、中美贸易战爆发的新闻报道。上述证据拟证明在《立案调查通知书》公告日至相应基准日期间，由国内经济数据全面回落、经济下行压力陡增、中美贸易战爆发等国内、国际事件所引发的系统风险，导致大盘和板块指数异常波动。圣莱达公司的股价受上述因素影响出现大幅下跌，该系统风险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不应由圣莱达公司承担。第八组（证据23-39）：证据23.2017年4月15日圣莱达公司发布的《关于补充披露2016年度关联交易的公告》；证据24．圣莱达公司股价于2017年4月15日后6个交易日的涨跌情况；证据25．圣莱达公司股价于2017年4月19日后4个交易日的涨跌情况；证据26.2017年4月28日圣莱达公司发布的《2016年度审计报告》及《2016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证据27.2017年4月28日圣莱达公司发布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证据28.2017年12月20日圣莱达公司发布的《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证据29．圣莱达公司股票于2017年12月20日至换手率达100％之日（2018年5月14日）股价的涨跌情况；证据30．关于警示函措施公告发布后媒体、投资者均认为公司主要存在的问题是2016年未披露关联交易事项的新闻报道与股民讨论；证据31．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上市公司在发布关于公司收到当地证监局警示函公告后股价的涨跌情况；证据32．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与圣莱达公司同期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且同样停牌超过1个月的上市公司自发布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告之日至复牌后股票换手率达100％之日股价的涨跌情况；证据33.2017年4月28日圣莱达公司发布的《2016年年度报告》（节选）；证据34.2017年4月28日圣莱达公司发布的《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节选）；证据35.2017年8月23日圣莱达公司发布的《2017年半年度报告》（节选）；证据36.2017年10月20日圣莱达公司发布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节选）；证据37.2018年1月31日圣莱达公司发布的《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证据38.2018年2月28日圣莱达公司发布的《2017年度业绩快报》；证据39.2018年3月30日圣莱达公司发布的《2018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上述证据拟证明在《立案调查通知书》公告日至相应基准日期间圣莱达公司的股价出现大幅下跌，完全是因圣莱达公司被采取警示函措施、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业绩严重亏损等非系统风险的其他因素所导致，原告的投资损失与本案虚假陈述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应由圣莱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宣斌春对圣莱达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经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予以认可。对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3、4、8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5、6、7、9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也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

对第三、四组证据，与原告所主张的投资损失无关。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本案基准日应为2018年4月23日，基准价为9.4元。对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对第八组证据中的证据23、25-28、33-39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24、29、30-3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众华事务所对圣莱达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经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由法院依法核查。众华事务所为反驳原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第一组（证据1-9）：证据1．华视友邦影视传媒（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视友邦公司）出具的《账户余额确认函》和《声明书》，拟证明众华事务所获取华视友邦公司盖章确认的《账户余额确认函》和《声明书》，华视友邦公司对40000000元账户余额作出确认，在《声明书》中对《影片〈饕餮刑警〉版权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作出保证。

证据2．宁波圣莱达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莱达文化公司）起诉华视友邦公司的《民事起诉状》；证据3．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作出的（2015）京促调诉字第30001号《立案阶段委托调解协议书》；证据4．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朝民调确字第69462号《民事裁定书》。上述证据拟证明众华事务所获取并检查了圣莱达文化公司以华视友邦公司违反《影片〈饕餮刑警〉版权转让协议书》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时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作出的《立案阶段委托调解协议书》及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

证据5.2015年10月28日圣莱达文化公司向圣莱达公司提交的《关于与华视友邦公司签订影片〈饕餮刑警〉版权转让协议书的请示》；证据6.2015年11月2日圣莱达公司的《会议纪要》；证据7.2015年11月9日圣莱达公司作出的《关于对圣莱达文化公司与华视友邦公司签订影片〈饕餮刑警〉版权转让协议书请示的批复》。上述证据拟证明众华事务所核查了《影片〈饕餮刑警〉版权转让协议书》的签署程序，获取并检查了《关于与华视友邦公司签订影片〈饕餮刑警〉版权转让协议书的请示》，载明2015年11月2日圣莱达公司同意圣莱达文化公司与华视友邦公司签订《影片〈饕餮刑警〉版权转让协议书》的会议纪要及批复。

证据8.2016年1月29日、2月1日、2月29日华视友邦公司向圣莱达文化公司分笔支付违约赔偿款的《中国银行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拟证明众华事务所检查了期后华视友邦公司违约赔偿款的收款情况，获取并检查了相应的银行回单。证据9.2017年5月5日《西北风云》（原名《饕餮刑警》）的电影片公映许可证，拟证明华视友邦公司是该影片的出品单位并享有著作权。第一组证据证明众华事务所对圣莱达公司影视版权转让违约金收入执行了基本的审计程序。第二组（证据10-12）：证据10．《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极速咖啡机研发财政补贴项目的报告》，拟证明众华事务所获取了圣莱达公司于2015年11月向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人民政府上报的申请补贴报告，圣莱达公司汇报了咖啡机的研发过程，获取的专利，取得的海外客户订单等，并保守估计该项目能增加当地政府240-280个就业岗位，最后向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人民政府申请财政补贴10000000元。

证据11．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经济发展局和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财政局签发的《关于给予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财政补助的通知》，拟证明众华事务所获取该政府补助通知，该通知明确说明“根据区、镇相关政策及会议精神，为了鼓励你公司更好更快地发展，经镇政府批准，决定给予你公司极速咖啡机研发项目财政综合补助1000万元”，也注意到该财政补助文件同时要求圣莱达公司“保持企业创新和发展，争取更大突破，为江北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更大成就”，这与圣莱达公司的主业及产品研发方向是一致的。证据12．圣莱达公司收到10000000元财政补助的记账凭证及《宁波银行客户业务回单》，拟证明众华事务所获取圣莱达公司收到10000000元财政补助的《宁波银行客户业务回单》，核对了付款人是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人民政府会计核算中心，付款用途是补助款，付款日期是2015年12月30日。

上述证据证明众华事务所对圣莱达公司的财政补助收入执行了基本的审计程序。宣斌春对众华事务所提供的上述证据经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圣莱达公司对众华事务所提供的上述证据经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由法院审查。本院经审查认为：宣斌春、圣莱达公司、众华事务所各自提供的上述证据能否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在下文的说理部分一并予以阐述。

一审法院查明

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圣莱达公司系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A股，证券代码002473。2015年12月31日，圣莱达公司发布公告，称其获得极速咖啡机研发项目财政综合补助10000000元，且补助款已全部到账。圣莱达公司将其计入2015年度营业外收入，对其2015年业绩将产生一定正面影响。2016年3月22日，圣莱达公司发布《2015年年度报告》。2016年4月29日，圣莱达公司发布《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161734.16元。2016年8月26日，圣莱达公司发布《201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642417.23元，同期下降45.92％。

2016年10月29日，圣莱达公司发布《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645237.21元。2017年1月24日，圣莱达公司发布《2016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披露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0000000元--28000000元。2017年2月28日，圣莱达公司发布《2016年度业绩快报》，披露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9160345.21元，同期下降-775.89％。2017年4月15日，圣莱达公司发布《关于补充披露2016年度关联交易的公告》，补充披露2016年1月至2月与华民贸易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新喜瑞贸易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2017年4月19日，圣莱达公司发布《立案调查公告》，披露“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同日，圣莱达公司发布《关于收到宁波证监局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决定的公告》，披露因公司未对与华民贸易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新喜瑞贸易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临时报告披露义务，且公司2016年半年报披露称公司未发生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宁波证监局对圣莱达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2017年4月28日，圣莱达公司发布《2016年年度审计报告》及《2016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众华事务所对圣莱达公司2016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同日，圣莱达公司发布《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披露公司股票自2017年5月2日起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股票简称由“圣莱达”变更为“＊ST圣莱”，股票代码仍为“00247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3.2.1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应于2017年4月28日停牌一天，自2017年5月2日复牌后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2017年12月20日，圣莱达公司发布《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披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6.11（三）条的要求，审计机构需就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是否属于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规定的情形发表明确意见，公司股票需待审计机构发表明确结论性意见后申请复牌。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7年4月28日开市起停牌，详见公司2017年4月28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停牌期间公司每5个交易日披露《停牌进展公告》等。2018年4月14日，圣莱达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上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该公告披露圣莱达公司的违法事实为：通过虚构影视版权转让业务虚增2015年度收入和利润10000000元，虚增净利润7500000元；通过虚构财政补助虚增2015年度收入和利润10000000元，虚增净利润7500000元。

前述两项违法事实导致圣莱达公司2015年度年报合计虚增收入和利润20000000元，虚增净利润15000000元。圣莱达公司2015年度年报显示公司利润总额3671500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314300元。扣除虚增金额，圣莱达公司2015年实际利润总额为-16328500元，净利润为-10685700元。虚增行为导致圣莱达公司2015年度扭亏为盈。2018年5月11日，圣莱达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披露违法事实。2019年10月28日，中国证监会作出（2019）1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众华事务所责令改正，没收业务收入350000元，并处以1050000元罚款；对孙勇、戴光宏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100000元罚款。

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确定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一、众华事务所为圣莱达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二、众华事务所在审计影视版权转让违约金收入时未勤勉尽责。

（一）众华事务所未发现审计底稿中存在日期矛盾和倒置问题。审计底稿中存在两份内容一致而签约日期不同的《影片〈饕餮刑警〉版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是版权交易事项的关键证据，众华事务所未发现前后提供的该证据存在日期差异，未发现协议签约日期与圣莱达公司成立日期存在倒置情况，未对该证据的可靠性保持应有的职业怀疑，导致未能发现圣莱达公司的舞弊行为。众华事务所的上述行为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以下简称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第十一条、《审计准则第114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与舞弊相关的责任》第十四条、《审计准则第1121号-对财务报表审计实施的质量控制》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四条、《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第1号-职业道德基本原则》第十七条的规定。

（二）众华事务所未对影视版权的全部权利的真实性执行有效的审计程序。众华事务所仅在互联网上对《饕餮刑警》进行过了解，未对转让协议书标的真实性进行充分验证，未关注华视友邦公司是否拥有全部版权，未对公开信息与协议关于版权权利所有者的矛盾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未能采取进一步的审计程序以识别管理层的舞弊风险。众华事务所的上述行为违反《审计准则第1101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第二十八条、《审计准则第114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与舞弊相关的责任》第十三条和《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第十条的规定。

三、众华事务所在审计财政补助营业外收入时未勤勉尽责。众华事务所未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未对财政补助的对应关系进行合理分析，未验证财政补助的政策依据，未采取进一步审计程序，导致未能发现圣莱达公司虚构财政补助这一事实。众华事务所的上述行为违反《审计准则第1101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第二十八条、《审计准则第114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与舞弊相关的责任》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第十条的规定。2016年11月1日至2018年4月17日期间，宣斌春分别陆续买入圣莱达公司股票20858股，卖出圣莱达公司股票11000股。

一审法院认为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日如何认定；二、宣斌春的投资损失与圣莱达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三、宣斌春投资损失赔偿金额如何认定；四、众华事务所是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宣斌春主张本案的揭露日为圣莱达公司于2017年4月19日发布《立案调查公告》之日，圣莱达公司主张本案的揭露日为圣莱达公司于2018年4月1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上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之日。

本院认为，《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发行或者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揭露日的意义在于向证券市场充分释放警示信号，因此，虚假陈述揭露日的认定应当从首次公开、风险提醒、价格变动三个方面进行考察。结合本案事实，圣莱达公司2017年4月19日发布的《立案调查公告》，载明“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在同一天，圣莱达公司同时公告收到宁波证监局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提示“公司目前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如公司存在或涉嫌存在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暂停上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该两公告刊登后连续4个交易日，圣莱达公司的股价均以跌停报收，公告日起30个交易日下跌约59.10％，而同期深证成指上涨约10.58％，圣莱达公司所属家用电器板块指数上涨约1.70％，其价格波动明显超过同期大盘及其所属板块波动幅度。而对比2018年4月14日，该日系圣莱达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之日，公告内容系中国证监会对圣莱达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作出行政处罚所根据的违法事实、依据和处罚决定以及当事人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既与2018年5月11日圣莱达公司发布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所披露的违法事实内容相同，也与2017年4月19日发布《立案调查公告》相呼应，系对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处罚结果的公布。

而在2018年4月14日前圣莱达公司一直在定期发布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故2018年4月14日不应认定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首次公开。且2018年4月14日公告日起30个交易日圣莱达公司股价下跌约1.38％，同期深证成指下跌约3.16％，圣莱达公司所属家用电器板块指数涨跌幅约0％，其价格波动与同期大盘及其所属板块波动幅度相近。

综上分析，本院认定本案虚假陈述揭露日为2017年4月19日。根据自本案揭露日起至圣莱达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达到其可流通部分100％之日，本院认定本案基准日为2018年4月23日，基准价为9.40元。

关于争议焦点二，宣斌春认为，其在圣莱达公司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后至揭露日之前购买圣莱达公司股票，其损失与圣莱达公司虚假陈述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圣莱达公司认为，宣斌春并未在虚假陈述行为实施后立即买入圣莱达公司股票，而是在虚假陈述行为实施相当长时间后买入圣莱达公司股票，该信息显然不会触发其买入决策。

本院认为，《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规定：“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本案中，宣斌春基于对虚假陈述的信赖在圣莱达公司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后至虚假陈述揭露日之前买入圣莱达公司股票，在虚假陈述揭露日后因卖出该股票发生亏损，符合《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定宣斌春的投资损失与圣莱达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根据《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圣莱达公司举证证明宣斌春的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本案实施日至基准日期间，大盘、圣莱达公司所在行业板块均有波动，以及圣莱达公司发生被出具监管函措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发布多次业绩预告等多个事件可能对圣莱达公司的股价有一定影响，属于“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且双方均未提出合理的计算方式，故宣斌春因受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失，应通过专业分析核定计算。在本案审理中，本院根据圣莱达公司的申请，于2020年12月28日委托上海高金金融研究院对宣斌春的投资差额损失进行核定。

根据上海高金金融研究院出具的《证券投资者损失核定专家意见书》，因虚假陈述导致宣斌春的投资差额损失金额系根据以下步骤核定：第一，确定涉案投资者可纳入损失计算范围内的有效交易。《证券投资者损失核定专家意见书》根据以下原则确定投资者可纳入损失计算范围内的交易：投资者在实施日前一日持有的圣莱达公司股票不纳入损失计算，若投资者在实施日之后有卖出交易，则从卖出的股票中优先予以扣除该部分所持股票；若投资者在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存在多笔买卖，则按先进先出原则对买入和卖出交易进行匹配，并按卖出数量对买入股票予以扣除，被扣除的股票不纳入损失计算；在上述先进先出匹配扣除后的首笔买入为“第一笔有效买入”，第一笔有效买入至揭露日期间的股票交易均参与损失计算；投资者在揭露日之后买入的股票不参与损失计算。

若投资者在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存在多笔卖出的情况，则卖出的股票先对实施日前持股数量予以抵扣、再对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净买入股票数量匹配。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净买入股票对应的卖出交易和持有至基准日的股票均参与损失计算。宣斌春于2016年12月12日买入圣莱达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其“第一笔有效买入”，2017年4月19日前持有圣莱达公司股票数量为5258股。第二，确定损失计算方法。《证券投资者损失核定专家意见书》采用“收益率曲线同步对比法”来计算投资者因虚假陈述导致的投资差额损失。该方法的基本逻辑是对影响股价的各种因素加以定量分析，在不考虑虚假陈述因素的前提下，以其他各因素所形成的圣莱达公司收益率曲线计算得出投资者的模拟损益比例，将其与含虚假陈述因素在内的各因素共同影响下形成的名义损益比例进行对比，从而得出投资者因受虚假陈述影响而产生的可获赔的投资差额损失。

《证券投资者损失核定专家意见书》认为，就圣莱达公司而言，影响其股价的因素除大盘因素、行业因素、个股风格因素等系统风险外，被实施退市警告暨ST长期停牌，是与虚假陈述行为无关的重大事件，但对股价造成显著影响。故“收益率曲线同步对比法”基于大盘因素、行业因素、个股风格因素的量化计算构建模型，以及实施退市警告后长期停牌事件，模拟出除虚假陈述因素外，其他因素影响形成的圣莱达公司股票日收益率（t代表不同日期），再以虚假陈述实施日的前一交易日的圣莱达公司股票实际收盘价为模拟初始价格P0，根据模型计算的日收益率模拟出圣莱达公司每日股票价格Pt=P0×（1＋1）×（1＋2）×…×（1＋𝑟̃）（以下简称圣莱达公司股票模拟价格）。

在计算出圣莱达公司股票模拟价格的基础上，通过计算名义损益比例、计算模拟损益比例、计算投资差额损失三个步骤计算出投资者因虚假陈述导致的投资差额损失。第三，计算模拟日收益率。

1．系统风险等因素引发的圣莱达公司股票模拟日收益率计算。损失量化计算模型具体采用多因子模型法来计算圣莱达公司股票中因系统风险等因素（不包含非系统事件因素）引发的股票模拟日收益率。多因子模型法的优点是除了考虑市场风险之外，还采用行业因素考虑行业对企业股票收益的影响，采用风格因素考虑各种基本面因素对企业股票收益的影响。其中，圣莱达公司所属wind行业为“可选消费-耐用消费品与服装-家庭耐用消费品”；风格因素分别为规模因素（股票市值），价值因素（公司估值），贝塔因素（股票对市场风险反应程度），盈利因素（公司的盈利水平），杠杆因素（公司杠杆率），成长因素（公司销售或盈利成长速度），动量因素（股票收益历史表现），波动率因素（股票交易波动率）和流动性因素（股票换手率）。

2．非系统风险事件因素引发的圣莱达公司股票模拟日收益率计算。通过两个步骤计算这些非系统风险事件因素引起的圣莱达公司股价的变动情况：首先，根据重大事件的筛选认定原则，筛选出可能会对圣莱达公司的股价产生显著影响的重大事件，《证券投资者损失核定专家意见书》列出筛选得到的重大事件清单。其中对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这一事件，由于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与虚假陈述相关，故只考虑由于未及时披露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导致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因素。其次，针对这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计算，确定其对股价变动的影响程度。重大事件对于股票收益率的影响，与其他系统风险等因素不同，两者的区别在于其他系统风险等因素的影响是长期的，会影响每日的股票收益率，而重大事件只会在一个事件窗口期内对股票收益率造成影响。

基于这一特点，对重大事件的损失量化计算模型采用国际通用的事件分析法，来计算这些重大事件对于圣莱达公司股票日收益率的影响。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辞职、2017年三季报业绩预告，公司业绩续亏、发布非标审计意见专项说明之补充说明暨复牌这四个事件处于同一停牌期，因此将此停牌期间作为一个整体事件来分析。采用事件分析法，对重大事件数据清单分析后发现，停牌期整体重大事件在事件窗口期内的事件收益率统计上显著高于股票的正常波动范围，故这些事件收益率不是由股票的随机扰动导致，而是由窗口期内的重大事件引起的。

因此，这一事件对股票价格产生显著影响。

3．除虚假陈述外其他因素共同引发的模拟日收益率计算。模拟日收益率由系统风险因素引发的日收益率和非系统重大事件引发的日收益率叠加而得。根据前文非系统风险的事件分析法结果，对于给股价带来显著影响的重大事件，其重大事件影响时间窗口期的模拟日收益率由系统风险带来的日收益率（多因子模型计算得到）和重大事件带来的事件收益率叠加而成。对于案件期内的其他交易日，模拟日收益率等于系统风险等因素带来的通过多因子模型计算得到的日收益率。根据上述叠加规则，当投资者的有效买入日期早于或者处于这些重大事件影响的时间区间时，而且投资者的有效卖出记录晚于或者处于这些重大事件影响的时间区间时，投资者的投资差额损失会受到这些重大事件的影响。

第四，《证券投资者损失核定专家意见书》最终核定结果如下：宣斌春因虚假陈述导致的投资差额损失为30658.1元。计算步骤如下：第一，根据投资者的交易记录进行计算。

1．名义买入成本=买入均价（24.94元）×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的净买入股数（5258股）=131129.61元；2．名义回收成本=69177.79元；3．名义损益金额=61951.82元；4．名义损益比例=（名义买入成本-名义回收成本）÷名义买入成本×100％=47.24％。第二，通过“收益率曲线同步对比法”测算。

1．模拟买入成本=模拟买入均价（30.6元）×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的净买入股数（5258股）=160871.44元；2．模拟回收成本=122479.85元；3．模拟损益比例=（模拟买入成本-模拟回收成本）÷模拟买入成本×100％=23.86％。第三，该投资者因虚假陈述导致的投资差额损失为：投资差额损失=名义买入成本×（名义损益比例-模拟损益比例）=30658.1元。宣斌春对《证券投资者损失核定专家意见书》发表意见如下：上海高金金融研究院对损失进行核定无权威性和科学性，意见书构建的损失量化模型不具有科学性和可验证性，采用多因子模型法自行确定系统风险因素和非系统风险因素，进而确定被告的赔偿比例，违反最高院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的立法目的。

圣莱达公司对《证券投资者损失核定专家意见书》发表意见如下：对该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认可该意见书损失核定的计算方法，但对损失核定的部分参数-基准日、基准价有异议。

1．投资者损失核定属于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的专业问题，委托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对投资者损失发表意见符合立法、司法要求。

2．采用收益率曲线同步对比法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更符合证券虚假陈述案件精细化、规范化、科学化审理的审判要求。

3．对损失核定方法没有异议，但对损失核定相关参数-基准日、基准价有异议，本案虚假陈述行为的基准日应为2018年4月20日，基准价为9.43元。众华事务所对《证券投资者损失核定专家意见书》发表意见如下：对该意见书的意见与圣莱达公司的意见一致。结合宣斌春与圣莱达公司、众华事务所针对《证券投资者损失核定专家意见书》发表的意见，本院认为，宣斌春的投资差额损失核定属于本案的专业问题，本院根据圣莱达公司的申请委托上海高金金融研究院进行核定，属于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核定。宣斌春提出上海高金金融研究院对损失核定无权威性和科学性，应依法委托更具权威性的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核定，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证券投资者损失核定专家意见书》采用收益率曲线同步对比法、多因子模型法、事件分析法等方法核定“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的”损失，该方法相对科学精确、覆盖面广、现实可行，可以根据不同投资者的不同交易时间分别核定其影响程度，相较于酌定比例的方式更为科学、准确，符合《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的立法本意，本院予以采纳。故对宣斌春因圣莱达公司虚假陈述行为导致的投资差额损失金额以《证券投资者损失核定专家意见书》核定的金额为准，即宣斌春的投资差额损失为30658.1元。对宣斌春主张的佣金、印花税损失，本院认为，根据《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圣莱达公司除应赔偿宣斌春上述投资差额损失外，还应对其佣金、印花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宣斌春的佣金损失按证券公司通常万分之三标准计算为9.2元，印花税损失按千分之一标准计算为30.66元。

关于争议焦点四，本院认为，《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证券服务机构应当勤勉尽责，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其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与委托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专业中介服务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而不予纠正或者不出具保留意见的，构成共同侵权，对投资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众华事务所作为证券服务机构，虽然调查手段有限，但未对有关审计证据的明显异常保持应有的关注和职业怀疑，甚至未关注到《影片〈饕餮刑警〉版权转让协议书》的日期差异及日期倒置等问题，未采取充分审计程序并获取充分审计证据确保不存在重大错报。

据此，应当认定众华事务所在审计圣莱达公司影视版权转让违约金及财政补助营业外收入时，未勤勉尽责，违反《审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导致其为圣莱达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众华事务所应对本院认定的宣斌春的投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圣莱达公司实施虚假陈述行为构成证券侵权，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本院依法认定圣莱达公司虚假陈述的实施日为2016年3月22日，揭露日为2017年4月19日，基准日为2018年4月23日，基准价为9.40元。宣斌春在本案实施日后买入圣莱达公司股票并在本案揭露日后卖出该股票发生亏损，应认定与虚假陈述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可以获得赔偿。对投资差额损失，本院采纳上海高金金融研究院《证券投资者损失核定专家意见书》中以第一笔有效买入后的先进先出法和收益率曲线同步对比法、多因子模型法、事件分析法等计算投资差额的意见。本院认定宣斌春的投资损失共计30697.96元，众华事务所应对宣斌春的投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年修正）第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宣斌春赔偿款30697.96元；二、被告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被告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上述第一项应付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宣斌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案件受理费1352元，由原告宣斌春负担683元，被告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共同负担66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莫爱萍

审判员 王亚平

人民陪审员 戚文斌

二○二一年六月一日

法官助理 王舒蒙

书记员 黄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