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光平等与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相关案件:*ST高科(600730)索赔条件与时效 →同案:中国高科证券虚假陈述案批量裁判综述 →
案情归纳与裁判要旨
案情:中国高科(600730)未披露与关联方的交易等信息披露违法,被证监会〔2017〕41号处罚决定认定;法院确认实施日2013年4月27日(2012年年报公布日)、揭露日2015年7月24日(立案调查公告)、基准日2015年8月7日、基准价22.44元(未复权)。曾光平等多名投资者起诉要求赔偿;北京一中院判令公司按附表赔偿各原告,驳回其余诉请,公司负担受理费21,328.1元。
裁判要旨:与394号同日、同一裁判思路,系统风险扣减比例同为30%;该案公司上诉后,北京高院(2021)京民终955号维持。
裁判文书全文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8)京01民初118号
当事人信息
原告:曾光平(出生日期、住址略)。
原告:邓娜(出生日期、住址略)。
原告:张莉(出生日期、住址略)。
原告:谭志强(出生日期、住址略)。
原告:韩秀容(出生日期、住址略)。
原告:彭瑞昌(出生日期、住址略)。
原告:汤继凤(出生日期、住址略)。
原告:季洪根(出生日期、住址略)。
原告:胡泽玉(出生日期、住址略)。
原告:向红(出生日期、住址略)。
原告:钱伟锋(出生日期、住址略)。
原告:柴灵莺(出生日期、住址略)。
被告: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李遂镇龙泰路1-118号。
法定代表人:齐子鑫,董事长。
审理经过
原告曾光平、邓娜、张莉、谭志强、韩秀容、彭瑞昌、汤继凤、季洪根、胡泽玉、向红、钱伟锋、柴灵莺与被告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高科)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各原告,被告中国高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诉讼请求
原告曾光平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各原告经济损失;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各原告根据中国高科(股票代码600730)的信息披露公告,认为中国高科已经进行了真实、充分、完整、及时和准确的信息披露,并根据信息披露情况对中国高科股票进行投资。后中国高科发布公告,称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1号)。根据该处罚决定书可知,中国高科存在严重的虚假陈述行为,其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为2013年4月27日,揭露日为2015年7月24日。上述各原告分别在2013年4月27日至2015年7月23日期间购买中国高科股票,并于2015年7月24日后持有或卖出并产生亏损,各原告因中国高科的虚假陈述行为遭受损失,各原告损失与中国高科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存在法定因果关系,故中国高科应赔偿原告损失。
辩方观点
被告中国高科辩称:一、本案虚假陈述实施日应为被告发布《2012年年度报告》之日,即2013年4月27日;虚假陈述揭露日应为被告公告被立案调查之日,即2015年7月24日,基准日应为自揭露日起被告可流通股累计交易量达100%之日,即2015年8月7日;基准价应为22.44元/股。
二、案涉行为属于关联交易未披露,相关交易实际发生,未对财务数据产生影响,且仅影响当期财务报表。案涉行为也未导致被告股票价格及成交量发生明显变化,不会影响投资者的判断。本案大部分原告买入时间均在2014年4月30日《2013年年度报告》发布之后,甚至是在2015年牛市来临后追高买入的,其交易决定显然并未受到案涉行为的影响或者误导,原告投资损失与被告案涉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由此产生的损失不应由被告承担。
三、即便假设原告的损失与被告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存在交易因果关系,也应依法剔除证券市场整体因素以及被告自身经营状况等其他因素对原告损失产生的原因力影响,科学确定最终的赔偿数额。2015年,中国证监会向券商发布内部通知,要求自查场外配资业务,全面叫停场外配资数据端口服务,其中包括恒生电子的HOMS系统配资。监管层加强对场外配资的监管,开启了去杠杆化的进程。去杠杆化导致融资受限,直接导致了股市的连续暴跌。6月15日至7月4日,上证指数下跌28.64%;2015年整个下半年,千股跌停现象常见,爆发数次非理性下跌。参考《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的相关规定,发行人及其他责任主体能够证明债券持有人、债券投资者的损失部分或者全部是由于市场无风险利率水平变化(以同期限国债利率为参考)、政策风险等与欺诈发行、虚假陈述行为无关的其他因素造成的,人民法院在确定损失赔偿范围时,应当根据原因力的大小相应减轻或者免除赔偿责任。
如果有部分投资差额损失并非因为案涉虚假陈述行为导致,则该部分投资差额损失不应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均有部分投资差额并非案涉虚假陈述行为导致,依法应予扣除。
(一)本案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被告股票受2015年上半年牛市影响,随大盘持续上涨,产生股市价格“泡沫”。揭露日前被告股票和大盘均已发生剧烈波动,挤压部分价格泡沫,且在此期间被告受自身经营状况等其他因素影响,个股股价亦发生下跌。
因此,对于揭露日前由上述因素产生的损失,不应由被告承担,应予以剔除。
(二)本案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受国内的相关政策、经济制度等证券市场整体因素影响,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均出现了连续暴跌情况,对于该等证券市场整体因素对应的原因力所致的股价波动,与被告虚假陈述行为无关,不应由被告承担,应通过适当计算方式予以剔除。
关于该部分受证券市场整体因素影响对应的原因力大小,被告认为可以通过线性计算方法或同步指数对比法的方式予以计算,并在各原告投资损失中予以剔除。采用线性计算方法较为简单。考虑到揭露日当日的股价已受当日揭露行为的影响发生了下跌,故该种方法下,以揭露日前一日被告股票收盘价对比计算更为科学合理。揭露日前一日2015年7月23日当天上证指数收盘价为4123.92点,基准日2015年8月7日当天上证指数收盘价为3744.20点,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上证指数收盘价下跌9.21%;揭露日前一日2015年7月23日当天中国高科收盘价为29.44元,基准日2015年8月7日当天中国高科收盘价为25.25元,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中国高科收盘价下跌14.23%。
根据上述,在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以上证指数为参照对象,按照揭露日前一日与基准日当日对应的上证指数的下跌幅度/揭露日前一日与基准日当日对应的中国高科的下跌幅度计算,市场风险的影响因素为64.70%(9.21%/14.23%)。据此,以上证指数作为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证券市场整体因素对应的原因力大小的参考指标,本案中该部分原因力大小为64.7%,与原告的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应该从投资者损失中予以剔除,不应由被告承担。考虑到原告卖出时间不一,部分原告在基准日前存在大量卖出,部分原告一直持有至基准日,如需精准计算每个原告交易收益和损失在此阶段受大盘和个股影响的情况,也可采用同步指数对比法进行个案计算。
(三)除前述计算方法外,被告认为此类案件中采用多因子模型法及事件分析法测算实施日至基准日期间上述因素原因力大小更为科学,此前被告也已向贵院提交了核定申请。如前述所引用的《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院可以依当事人的申请,或自行委托专业机构对投资损失数额、证券侵权行为以外其他风险因素导致的损失扣除比例等进行核定。这一原则同样可以在普通股票类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中参考适用。
四、在计算投资差额损失时,如前所述,本案应在剔除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股市价格“泡沫”的基础上,以“先进先出加权平均法”或“移动加权平均法”计算买入平均价,但不应考虑实施日之前投资者持有案涉股票的余股情况,即不应将实施日后的卖出股数冲抵实施日之前投资者持有的案涉股票余股。该系列案中,假设其他案件原告投资者确实发生投资差额损失、且与被告案涉行为有因果关系,该系列案应按千分之一的比例计算印花税、以万分之三的比例计算佣金。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及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各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中国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1号);2.《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以下简称《立案调查公告》);3.《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通知书的公告》;4.《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5.巨潮资讯网查询材料;6.各原告交易记录资料、对账单。
中国高科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职能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2.2015年11月27日凤凰财经发表文章:《从疯牛到股灾2015年注定是中国股市难忘的一年》;3.2016年1月26日金融界发表文章:《再现千股跌停2015年股灾以来跌停数全记录(附表)》;4.2016年1月13日财新网发表文章:《制度之殇——2015年股灾反思》;5.清华大学吴晓灵等关于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形成原因的报告;6.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2月23日发布的《2015年中国货币政策大事记》;7.2015年10月11日搜狐财经发表的文章《吴敬琏谈今年股灾:根本原因在于货币流动性宽松》;8.2015年7月12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5]19号——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9.2015年7月至2015年8月,中国证监会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及中国证监会要闻;10.2015年7月8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5〕18号》;11.2015年7月9日新浪财经发表文章:《公安部副部长率队到证监会联合排查恶意卖空股票》;12.2015年7月8日中国证券网发表文章:《国资委:央企不得减持所控股上市公司股票》;13.实施日、揭露日、基准日前后上证指数、深证成指、中国高科股价同期走势对比图;14.2017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4532号刘锦、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15.《中国高科市场风险因素影响程度计算表》;16.2015年7月15日中国高科发布《2015半年度业绩预减公告》;17.2016年6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6)最高法民申502号林超英与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18.中国高科股价波动与大盘波动情况、投资者首笔买入时间对比图;19.以先进先出加权平均法计算的全部151案原告投资损失计算表。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诉讼中,本院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调取了本案各原告沪市A股账户、信用账户信息,以及针对中国高科(600730)股票及以上账户,自2013年4月27日(含当日)至2015年8月10日期间对中国高科(600730)股票的持有变更情况。经质证,各方当事人对上述信息及数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亦予以确认。诉讼中,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投保基金公司)依据本院的委托,就各原告主张的投资损失金额(投资者投资实际损失=投资差额损失+投资差额损失相关的佣金和印花税损失)进行了测算,并向本院出具了《关于中国高科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181名投资者投资损失测算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对于损失计算中该股票的平均买入价按照移动加权平均法计算,若原告于实施日前有持仓的情况,则按照“先进先出”原则清零。
经质证,本案各方当事人对该《情况说明》计算结果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亦予以确认。但中国高科认为对于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前有持仓的,不应纳入损失计算中。诉讼中,中国高科向本院提出《关于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影响程度的核定申请书》,申请法院委托上海高金金融研究院或其他同类权威专业机构按照上海普天案中的测算方法(即多因子模型方法)就本案中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对投资者损失的影响程度进行核定。
一审法院查明
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中国高科系上市公司,其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名称为中国高科,股票代码为600730。2013年4月27日,中国高科公布《2012年年度报告》。2015年7月24日,中国高科发布《立案调查公告》,公告载明:“公司于2015年7月2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京调查通字15046号)。因公司涉嫌未披露关联方交易等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事项,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2015年7月23日,中国高科收盘价为29.44元,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0%,2015年7月24日,中国高科收盘价为27.48元,较前一交易日下跌6.66%,2015年7月27日,中国高科收盘价为24.73元,较前一交易日下跌10.01%,2015年7月28日,中国高科收盘价为22.26元,较前一交易日下跌9.99%。
2017年5月10日,中国证监会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1号),对中国高科及相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作出认定和处罚,中国证监会认定中国高科存在以下违法事实:一、相关主体之间的关联关系。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集团)为中国高科第一大股东。武汉国信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国信)为中国高科的全资子公司。同时,方正集团实际控制武汉天馨物业发展有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天馨)和武汉天赐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天赐)的财务、人事、经营班子等,是其实际控制人。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七十一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人,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1.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2.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中国高科与武汉天馨、武汉天赐因同受方正集团控制而存在关联关系。
二、中国高科与武汉天馨、武汉天赐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未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首先,武汉天馨购买武汉国信商铺的51065850元房款来源于北大资源,且经方正集团批准。其次,武汉国信支付武汉天赐236.79万元采购款。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是指上市公司或者其控股子公司与上市公司关联人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者义务的事项。中国高科全资子公司武汉国信与武汉天馨、武汉天赐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2年修订)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公司应当披露报告期内发生的累计关联交易总额高于3000万元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5%以上的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中国高科2012年年报未按规定披露与武汉天馨、武汉天赐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5343.38万元,占中国高科2011年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7.47亿元)的7.15%。其中,5106.59万元为中国高科全资子公司武汉国信销售60套商铺给武汉天馨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武汉国信2012年营业收入的98%,占中国高科2012年房地产业务收入的17.14%。武汉国信销售给武汉天馨60套商铺实现税后净利润1646.89万元,占中国高科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80.60万元)的比例为79.15%。中国高科2011年亏损586万元,该笔关联交易对中国高科净利润造成重大影响。
中国证监会认为中国高科及其相关负责人未按照规定披露关联交易的行为违反相关规定,故对中国高科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同时亦对相关责任人予以处罚。自2015年7月24日起至2015年8月7日,中国高科的累计成交量达到其可流通部分的100%。2015年8月7日,中国高科收盘价为25.25元。2014年7月4日,中国高科进行派息登记,每股派息0.1元。各原告均主张本案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为2013年4月27日,虚假陈述揭露日为2015年7月24日,基准日为2015年8月7日,基准价为22.44元(未复权)。
中国高科对此予以认可。2015年上证综指显示,在2015年上半年,上证指数总体呈持续上涨态势,在2015年6月12日达到最高点5178.19,收盘点数为5166.35。但在2015年6月15日后,上证指数出现暴跌。2015年7月24日,上证指数收盘于4070.91点,2015年8月7日,上证指数收盘于3744.2点。各原告在2013年4月27日及以后至2015年7月24日前进行了中国高科股票的交易,在2015年7月24日及以后至2015年8月7日及以后卖出或继续持有中国高科股票。诉讼中,各原告对于在诉讼请求中主张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印花税和佣金,明确其主张的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印花税按千分之一计算,佣金部分按万分之三计算,中国高科对此不持异议。
上述事实有《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1号)、《立案调查公告》、《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通知书的公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证券持有变更信息(沪市)、《情况说明》等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本案虚假陈述实施日、揭露日、基准日如何确定;二、中国高科的虚假陈述行为与各原告主张的损害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三、各原告所主张的经济损失应如何计算。
一、关于本案虚假陈述实施日、揭露日、基准日如何确定的问题。
1.关于虚假陈述实施日的确定。
本院认为,2013年4月27日为本案虚假陈述实施日。理由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虚假陈述实施日是指做出虚假陈述或者发生虚假陈述之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订)(以下简称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发行人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及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信息披露文件主要包括招股说明书、募集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等。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可知,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信息应当符合以上法律规定的原则。本案中,中国高科于2013年4月27日发布《2012年年度报告》,但在该年报中其未披露与武汉天馨、武汉天赐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该日是中国高科最早做出虚假陈述之日,故应确认该日为虚假陈述实施日。
2.关于虚假陈述揭露日的确定。
本院认为,2015年7月24日应为本案的虚假陈述揭露日。理由如下: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发行或者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对于虚假陈述揭露日的认定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判断:一是虚假陈述行为应为首次公开披露;二是披露应是在全国范围发行(播放);三是该种披露必须对证券投资者具有强烈的警示作用。本案中,2015年7月24日,中国高科发布《立案调查公告》,首次向投资者公布因公司关联关系及相关事项未披露,被中国证监会进行立案调查,且中国证监会亦是以中国高科未披露其与关联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而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立案调查公告》的内容与中国证监会最终认定并进行处罚的内容相一致,同时,在中国高科发布上述公告后,在2015年7月24日至2015年7月28日的交易日,中国高科的股票价格呈现了连续大幅下跌,已构成陡峭波动,足以对市场起到了足够的警示作用,故该日应确认为本案虚假陈述揭露日。
3.关于虚假陈述基准日的确定。
本院认为,2015年8月7日为本案的基准日。理由如下: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的基准日,是指虚假陈述揭露或更正后,为将投资人应获赔偿限定在虚假陈述所造成的损失范围内,确定损失计算的合理期间而规定的截止日期。基准日分别按下列情况确定:(一)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虚假陈述影响的证券累计成交量达到其可流通部分100%之日。但通过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的证券成交量不予计算……本案中,因2015年7月24日已确定为本案虚假陈述揭露日,且自2015年7月24日起至2015年8月7日,中国高科的累计成交量达到其可流通部分的100%,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要件,故2015年8月7日应确认为本案的基准日。
经核算,基准价为22.44元(未复权)。
二、关于中国高科的虚假陈述行为与各原告主张的损害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问题。
本院认为,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规定: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若干规定第十九条规定,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二)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三)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四)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五)属于恶意投资、操作证券价格的。
本案中,各原告已经举证证明其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之前买入并在虚假陈述揭露日及以后,卖出或持有股票而产生亏损,符合若干规定第十八条的情形,故本院认为中国高科的虚假陈述行为与原告主张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若干规定第十九条亦规定,若中国高科能够举证证明原告的损失系因证券市场风险等虚假陈述以外其他因素所致,则其不应就该部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依据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可知,2015年上证指数自2015年6月12日达到全年最高后发生大幅下跌,同期,中国高科收盘价亦出现下跌,因此,本院认为中国高科股票下跌所造成的各原告部分投资损失系由市场风险所致,与中国高科的虚假陈述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该部分损失不应由中国高科承担,理应在计算投资差额损失赔偿数额时予以扣除。
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对于应当扣除的比例,本院酌情认定为投资差额损失的30%。在扣除市场风险致损的金额之后,各原告余下的投资差额损失应由中国高科承担。此外,因本院已对投资者部分损失系因市场风险所致作出了认定,故对于中国高科提出的对证券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影响程度的核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三、关于各原告所主张的经济损失应如何计算。
本院认为,对于各原告在中国高科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前(2013年4月27日)前即持有中国高科股票,本院按照有利于保护证券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原则,如果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实施日至基准日期间有卖出股票的情况,按照“先进先出”的原则,先行抵扣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前已经持有的股票,且对该部分股票收回的相应资金,不计入计算投资者买入证券平均价格或卖出证券平均价格的成本。若干规定第三十条规定:虚假陈述行为人在证券交易市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范围,以投资人因虚假陈述而实际发生的损失为限。投资人实际损失包括:(一)投资差额损失;(二)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
前款所涉资金利息,自买入至卖出证券日或者基准日,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规定: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第十九条规定: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依据上述规定可知,投资人只有在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买入并且未被卖出的股票所产生的投资损失才与虚假陈述具有因果关系,才能纳入损失计算范围,对于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买入但在揭露日前即被卖出的股票所产生的投资损失,因与虚假陈述没有因果关系,不能纳入损失计算范围。
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投资人在基准日及以前卖出证券的,其投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实际卖出证券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若干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投资人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者仍持有证券的,其投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基准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已经除权的证券,计算投资差额损失时,证券价格和证券数量应当复权计算。依据上述规定,中国高科应对各原告在法律规定的时点内所进行的中国高科股票交易所产生的投资差额损失即扣除市场风险影响之后的数额以及佣金、印花税承担赔偿责任。
各原告的诉讼请求金额小于本院核定损失金额的,以各原告的诉讼请求为限,对于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订)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一项、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损失(各原告具体的获赔金额详见附表);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由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1328.1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各原告负担情况详见附表(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高萍
审判员 杜卫红
审判员 常洁
审判员 阴虹
审判员 秦顾萍
审判员 刘慧
审判员 邵普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邹斐
书记员 万晶
书记员 朱平附
附表:各原告的诉请金额、获赔金额和诉讼费负担明细,本页所依据的文本未收入,请以法院发布的原文为准。
资料说明:本页裁判文书全文取自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裁判文书,当事人信息为法院公开发布时的匿名化处理,整理于 2026-11-15。「案情归纳与裁判要旨」为本所整理,不构成法律意见;如与法院发布的原文有出入,以原文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