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某与同济堂、张某某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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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归纳与裁判要旨
案情:同济堂(判决书匿名为“新疆某公司”)2016至2019年年报虚增利润、未披露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资金25.92亿元,2022年4月被证监会处罚;实施日2016年9月26日、揭露日2020年4月28日、基准日2020年6月11日、基准价3.08元。田某一审(乌鲁木齐中院(2022)新01民初399号)诉请298,506.15元,判赔99,054.74元,约三成三;田某上诉要求再赔199,451.41元,称专家意见书不是法定证据。二审不开庭,认定专家意见书可采,维持原判。
裁判要旨:被告主张的财经公众号文章不具全国性影响,不能作揭露日;高金研究院“收益率曲线同步对比法”核损可采;会计师事务所按过错在15%内连带。
裁判文书全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4)新民终61号
当事人信息
上诉人(一审原告):田某(出生日期、住址略)。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新疆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
法定代表人:张某某,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某某(出生日期、住址略)。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某(出生日期、住址略)。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魏某某(出生日期、住址略)。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湖北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张某某,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主要负责人:吴某某,该所执行事务合伙人。主要负责人:谢某某,该所执行事务合伙人。
审理经过
上诉人田某因与被上诉人新疆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某公司)、张某某、李某、魏某某、湖北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某公司)、某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某所)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新01民初3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4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各方当事人同意,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二审诉讼请求
田某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支持田某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即除判决第一项承担金额外,新疆某公司仍应当向田某赔偿投资差额损失199,451.41元;其余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完全采信上海高金金融研究院(以下简称高金研究院)分别出具的《证券投资者损失核定专家意见书》(以下简称专家意见书)以及涉及田某的分报告作出判决,不符合法律规定。
(一)从形式上,专家意见书不能作为认定事实及核算损失的唯一依据。一审法院完全采信该专家意见书违反公正、独立裁判的原则。
1.从法律性质而言,专家意见书不同于司法鉴定,不属于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客观事实的依据。在最高人民法院多个判例中,均认定专家意见书系专家观点意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客观事实的根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八种法定证据类型中的任何一种。本案中一审法院也阐明:“本院认为,高金研究院本案件出的专家意见书属于合法有效的专业支持意见,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却在判决时完全采信了专家意见书的内容,缺乏明显的事实依据。
2.从法律程序而言,该专家意见书有违法院中立裁判、司法公正原则。司法实践中,专家意见书一般由原告或被告自行委托相关专家人员出具,人民法院作为中立的审判机构,自行委托专家出具专家意见书,有违法院中立裁判、司法公正原则,存在程序瑕疵。且一审法院在计算田某损失时,完全采用该专家意见书的内容,严重违背了人民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独立作出判决的原则。
3.从专家意见书必备构成要件而言,该专家意见书的核心要件不明。在鉴定意见或专家意见(无论是否有证明力)中,详细的鉴定及论证过程是必备的构成要件。该专家意见书中,核心的关于系统风险的计算(包含畸高的模拟买入价格等核心信息的计算方法)均未提供计算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或者技术方法,检查、检验、检测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和方法。高金研究院作为2019年4月15日才成立的研究机构,其采用的“损失量化计算模型”计算方法及标准、规范在专家意见书中未进行任何说明或证明,不符合专家结论的鉴定方法及过程的必备要件,其模型计算的本案核心数据输出结果,采用的类似于“黑匣子”模式,无法判断其有效性及公允性,应不予采纳。
(二)从内容上,专家意见书诸多核心观点存在明显瑕疵。
1.专家意见书关于虚假陈述实施日的认定有误。
关于虚假陈述实施日,各方主张的分别是2017年4月22日(2016年年报公告日)及2017年4月24日(2016年年报公告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该专家意见书认定虚假陈述实施日为2016年9月26日。一审法院以新疆某公司应当披露而未披露关联交易属于消极沉默的证券虚假陈述行为而认定2016年9月26日(即应当披露关联交易后两个交易日)为实施日,忽视了该项关联交易是否属于“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事项”,如未达到“重大”程度,则单纯以未及时披露的时点作为实施日,属于错误认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4条规定的披露标准(即金额300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事项)仅是规定上市公司在达到该标准时应当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以便公众知悉,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券虚假陈述规定》)中规定的“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事项”存在差异,一审法院混淆了不同事项,其据此作出的认定存在明显瑕疵。
再者,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新疆某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应当披露的事项除关联交易事项外还存在其他诸多事项,2016年9月26日之前新疆某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一审判决亦未进行论述,在《证券虚假陈述规定》第七条已经明确虚假陈述实施日的前提下,一审法院仍简单以该年度偶然发生的一个事项而将其界定为实施日不当。
2.专家意见书关于第一笔有效买入的认定有误。田某提交的股票明细对账单已经明确显示,其在2019年1月13日已经开始买入新疆某公司股票,专家意见书却按照所谓“先进先出的原则”认定第一笔有效买入时间为2019年8月5日,与事实严重不符。专家意见书关于损失认定的计算有误。高金研究院通过所谓的“收益率曲线同步对比法”测算,并计算出田某因虚假陈述导致的投资差额损失=名义买入成本×(名义损益比例-模拟损益比例)=99,054.74元,与《证券虚假陈述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投资差额损失计算方法存在明显差异。高金研究院采取的该等方法公允性、权威性尚未得到验证;一审法院在司法解释明确计算方式的情况下未按照该解释进行计算反而采信第三方机构的专家意见,实难让人信服。
二、一审法院对某所的责任认定有误。某所为新疆某公司2016年年报、2017年年报及2018年年报的审计机构,其按照职业准则、规则应当知道新疆某公司虚假陈述事实,却仍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证券服务机构为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等证券业务活动制作、出具审计报告及其他鉴证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财务顾问报告、资信评级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应当勤勉尽责,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其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与委托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7〕12号)(以下简称《审计侵权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业务活动中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出具不实报告并给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认定会计师事务所与被审计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明知被审计单位对重要事项的财务会计处理与国家有关规定相抵触,而不予指明;(三)明知被审计单位的财务会计处理会直接损害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而予以隐瞒或者作不实报告;(四)明知被审计单位的财务会计处理会导致利害关系人产生重大误解,而不予指明;(五)明知被审计单位的会计报表的重要事项有不实的内容,而不予指明……对被审计单位有前款第(二)至(五)项所列行为,注册会计师按照执业准则、规则应当知道的,人民法院应认定其明知。
”某所为新疆某公司出具的2016-2018年审计报告中,存在严重虚构销售及采购业务、虚增销售及管理费用、伪造银行回单等方式,累计虚增收入207.35亿元,虚增成本178.51亿元,虚增利润总额24.3亿元,同时对关联方核查、募集资金使用鉴证过程中,存在未进行披露的重大错误等问题,已经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依据2023年6月12日中国证监会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第一,关于审计责任与会计责任。审计机构在审计过程中是否勤勉尽责,既不单纯以最终审计结论的真实性为依据,也不能仅因审计固有的局限性就排除会计师的义务和责任,而是应结合被审计对象的具体情况,判断审计行为是否遵循了相应的审计准则,以及在审计过程中是否运用了合理的职业判断、是否尽到特别注意义务、是否保持了合理的职业怀疑,并据此设计并实施了与之相适应的审计程序来降低审计风险。
……当事人提到的审计固有局限,并不符合本案实际情况”“第二,关于销售和收款循环审计程序。审计未关注到部分发函信息的明显异常情况,属于审计过程中的低级错误,本不需要特别专业的审计知识即能发现,且存在异常情形的函证资料恰恰是新疆某公司的虚假销售客户”“第五,关于预付账款和在建工程审计程序……从审计底稿来看,本案当事人并没有关注到异常点,相关申辩并不能够充分证明已经勤勉尽责。”在监管机构已经作出行政处罚、且明确某所存在过错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却酌定某所对新疆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责任在1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不仅不符合事实、亦推翻了主管监管机构的认定。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完全采信专家意见书、认定事实缺乏明显的证据支持,其作出的(2022)新01民初399号民事判决应予依法改判。
二审辩方观点
新疆某公司、湖北某公司、张某某、李某、魏某某辩称,一、依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会纪要)之规定,在案件审理中,对于需要借助其他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进行职业判断的问题,要充分发挥专家证人的作用,使案件事实认定符合证券市场的基本常识和普遍认知或者认可的经验法则,责任承担与侵权行为及其主观过错程度相匹配。本案中,双方对投资差额损失、计算方法存在争议,一审法院根据新疆某公司的申请委托高金研究院对此作出专业分析,并参照分析结果认定投资差额损失,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必要性。
二、高金研究院采用的“收益率曲线同步对比法”已得到实践反复验证,综合考虑各种对股价造成影响的共性和个性因素,更具科学性和精确性,已被多地法院采用。
三、以先进先出加权平均法作为平均买入价的计算方法更为公平、合理。田某主张的计算方法无法全面考量股价影响因素,不应当支持。
综上请求驳回田某的上诉请求。
某所辩称,一、本案中,虽然新疆某公司被监管机关处罚,但行政责任不同于民事责任,法院仍应该对新疆某公司的违规披露行为是否构成虚假陈述、是否具有重大性、是否对投资人的交易决策产生影响等问题进行审理查明。只有足以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虚假陈述”,因其诱导投资者买入股票进而导致投资损失,信息披露义务人才应当对投资者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只有针对证券发行或交易中的“重大事件”而实施的足以影响投资者交易决策的“虚假陈述”行为,才可能导致投资者的损失,信息披露义务人才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能简单地认为行政处罚已经解决了信息的重大性问题。
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并非必然影响投资者的判断,并非必然导致投资者的损失。
因此,不能将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与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重大虚假陈述”简单对应,不能因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就当然认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二、新疆某公司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前,公司股价已经跌至4元以下,明显系受到系统性和非系统性风险等其他因素影响。本案中,即便在田某主张的实施日至基准日期间,即自2017年4月22日至2020年6月11日间,经济数据全面回落,2018年全年受中美贸易战及金融去杠杆政策等因素影响,上证综指下跌24.59%,A股总市值全年缩水13.26万亿元;2019年4月之后,受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等因素影响,A股再次发生大幅回调。从行业方面来看,2018年以来,医药行业受“黑天鹅事件”、采购政策、原料药价上涨等因素影响,医药股行情掉头向下,多数企业净利润出现负增长,行业竞争加剧。
本案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新疆某公司所属申万三级行业指数医药流通板块的跌幅明显。同时,按照田某主张的实施日和基准日来看,其间新疆某公司公布了多项利好和利空消息,其股票价格明显受非系统风险因素影响,如:子公司探矿权进展公告、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公告、控股股东减持计划披露公告等,该部分非系统风险因素造成的投资损失应当予以扣除。司法实践中,多地法院均采用高金研究院研发的“多因子损失量化模型”计算并剔除因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导致的投资者损失。
三、即便本系列案件中,法院经审理认为,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违规行为构成民事责任上的虚假陈述行为且具有重大性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某所在本系列案件中也不应当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责任。证券中介服务机构违反注意义务,但未达到“严重”程度的一般性工作瑕疵,不足以上升为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过错”,这是理应给予审验机构的合理容错空间。中介机构仅在存有故意或严重背离注意义务构成重大过失情形下,才构成证券侵权中的过错,而对于仅存有一般过失或轻微过失的,则不认定其存有过错。本案中,某所在为新疆某公司及相关并表子公司提供2016-2018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服务过程中已勤勉尽责,对新疆某公司被处罚事项所涉及的相应公司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存货等相关科目均按照准则规定实施了相应审计程序,获取了支持审计结论发表的审计证据,不应当对投资者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某所对新疆某公司虚假陈述行为,既不存在主观故意,也未严重违反注意义务而出现过失,不应当承担任何形式的民事赔偿责任。请求人民法院慎重处理,厘清证券市场中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等及中介机构的责任边界,对案涉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以及某所的民事责任作出合理、合法的认定。
一审诉讼请求
田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新疆某公司向田某赔偿投资差额损失共计298,506.15元;2.判令张某某、李某以及魏某某就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湖北某公司就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判令某所就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5.判令新疆某公司、张某某、李某、魏某某、湖北某公司以及某所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新疆某公司上市及年度报告披露的相关事实。1997年6月16日,新疆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花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为“某某花”。2016年7月20日,某某花公司发布《某某花公司关于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的公告》,某某花公司名称从“新疆某某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新疆某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某某。2016年8月2日,新疆某公司发布《新疆某公司变更证券简称公告》,将证券简称从“某某花”变更为“某某堂”,证券简称变更日期为2016年8月8日。新疆某公司证券简称曾为“某某堂”“*ST某堂”,现简称“退市某堂”。
新疆某公司于2022年6月1日终止上市,新疆某公司股票于2022年7月7日终止上市暨摘牌。2017年4月22日、2018年4月24日、2019年4月24日、2020年6月30日,新疆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东方财富网等媒体上先后披露了《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年度报告》。
二、新疆某公司、湖北某公司、某所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相关事实。2020年4月28日,新疆某公司发布《新疆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因你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决定对你司进行立案调查,请予以配合”。2021年10月25日,新疆某公司发布《新疆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2022年4月12日,新疆某公司发布《新疆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中国证监会于2022年4月1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该《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新疆某公司存在以下违法事实:一、新疆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中存在虚假记载,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及管理费用,导致2016年至2018年虚增利润总额分别为6.8亿元、9.2亿元、8.3亿元。2016年至2018年,新疆某公司通过某某堂医药、南京某某堂、新沂某某堂等三家子公司虚构销售及采购业务、虚增销售及管理费用、伪造银行回单等方式,累计虚增收入207.35亿元,虚增成本178.51亿元,虚增利润总额24.3亿元。其中:2016年虚增营业收入64.42亿元,虚增营业成本56.05亿元,虚增费用1.57亿元,相应虚增利润总额6.8亿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90.43%;2017年虚增营业收入72.32亿元,虚增营业成本61.36亿元,虚增费用1.76亿元,相应虚增利润总额9.2亿元,虚增净利润7.01亿元,占当期披露净利润的120.65%;2018年虚增营业收入70.61亿元,虚增营业成本61.1亿元,虚增费用1.21亿元,相应虚增利润总额8.3亿元,虚增净利润6.08亿元,占当期披露净利润的107.61%。
上述情况导致新疆某公司披露的《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和《2018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订)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报送的报告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行为。
二、新疆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中存在虚假记载,虚增其他业务收入3.86亿元,虚增利润总额3.86亿元。2019年新疆某公司通过虚构业务的方式虚增营业收入-其他业务收入3.86亿元,虚增利润总额3.86亿元,虚增净利润2.99亿元,占2019年年度报告中披露净利润的226.52%,上述情况导致新疆某公司披露的《2019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报送的报告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行为。
三、新疆某公司未及时披露及未在2016年至2019年年度报告中披露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关联交易。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新疆某公司在未经过审议程序的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通过某某药业有限公司、某某保健食品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累计向控股股东湖北某公司及其关联方提供非经营性资金25.92亿元(其中募集专户资金1.35亿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已归还11.31亿元,未归还14.61亿元。上述占用资金主要用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偿还股票质押融资本息、大股东投资等用途,新疆某公司未及时披露且未在《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年度报告》中按规定披露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关联交易情况。
其中,2016年湖北某公司占用资金合计11,915万元,已归还8,915万元,未归还3,000万元,主要用于湖北某公司归还银行借款,对外投资等用途;2017年湖北某公司占用资金合计27,701万元,已归还27,701万元,未归还0万元,主要用于归还湖北某公司及其关联方融资本息;2018年湖北某公司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合计156,767万元,已归还73,500万元,未归还83,267万元,主要用于湖北某公司偿还融资本息、工程建设、对外投资等用途;2019年湖北某公司及关联方占用资金合计62,852万元,已归还3,030万元,未归还59,822万元,主要用于湖北某公司偿还融资本息、归还借款、支付投资款等。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2018年修订、2019年修订)10.2.4规定,上市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0.5%以上的关联交易(上市公司提供担保除外),应当及时披露。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第四十条,公司应当披露报告期内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事项。新疆某公司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2017修改)》第一条第(二)项,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报送的报告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行为。
四、新疆某公司未如实披露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2016年5月,新疆某公司借壳某某花公司重组上市并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15.51亿元,其中支付重组交易现金对价7.81亿元,拟用于3个募投项目7.7亿元。2018年6月至2019年4月期间,新疆某公司以预付工程款的名义分别向北京某建设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建设)、某某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电力)等4家公司累计支付1.62亿元,某某建设、某某电力等4家公司将上述资金同日转回至某某堂医药,用于支付股利及日常经营开支等方面。上述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占募集资金总额(7.7亿元)的21%。
新疆某公司在2019年4月披露的《关于2018年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2020年6月披露的《关于2019年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中未如实披露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十四条、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行为。
五、新疆某公司未及时披露且未在《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年度报告》中按规定披露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及重大诉讼的有关事项。2018年1月,新疆某公司为控股股东湖北某公司承担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10亿元基金份额收购义务事项提供担保,2020年3月20日,申万宏源证券因湖北某公司未按期履行合同提起诉讼。2020年4月30日,法院裁定冻结湖北某公司、新疆某公司、张某某、李某银行存款共计人民币10.8亿元。2018年9月新疆某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向锯洲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锯洲资产)融资2亿元事项提供担保。
2019年8月16日至2019年9月11日,湖北某公司至到期日未能全额偿还,锯洲资产提起诉讼。2019年9月9日,法院裁定冻结湖北某公司、湖北某公司科技有限公司、张某某、李某、某某堂医药、武汉某某投资有限公司、新疆某某投资有限公司、新疆某公司银行存款人民币2.02亿元。上述担保事项,新疆某公司未按规定履行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程序,也未及时披露且未在《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年度报告》中披露,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2017修改)》第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行为。
新疆某公司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情形。其中:新疆某公司时任董事长张某某,新疆某公司时任副董事长、总经理李某,新疆某公司时任董事长、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魏某某是涉案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主要策划者、组织实施者,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综上所述,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会决定:一、对新疆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300万元罚款;二、对张某某、李某夫妇给予警告,并合并处以500万元罚款,其中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罚款300万元,作为实际控制人罚款200万元;三、对魏某某给予警告,并处以100万元罚款。2022年4月12日,新疆某公司发布《新疆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市场禁入决定书>的公告》,载明:张某某、李某为新疆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某某时任新疆某公司董事长,李某时任新疆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魏某某时任新疆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是涉案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主要策划者、组织实施者,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其中,张某某、李某违法行为情节特别严重,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一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115号,以下简称《禁入规定》)第三条第一项、第四条、第五条第三项和第七项的规定,我会决定:对张某某、李某采取终身市场禁入措施。当事人魏某某的违法情节较为严重,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一条和《禁入规定》第三条第一项、第四条、第五条第三项的规定。我会拟决定:对魏某某采取10年市场禁入措施。2023年6月12日,中国证监会作出(2023)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为:一、某所为新疆某公司出具的相关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经我会另案查明,新疆某公司2016年至2018年年度报告分别虚增利润总额68,000万元、92,000万元、83,000万元,且未披露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关联交易11,915万元、27,701万元、156,767万元。2016年12月13日、2018年1月16日、2018年12月26日,某所与新疆某公司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约定某所对新疆某公司2016年、2017年、2018年年度会计报表进行审计。2017年4月20日、2018年4月22日、2019年4月22日,某所分别为新疆某公司2016年、2017年、2018年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某所财务报表审计服务收费148.11万元,2016至2018年审计报告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为杨成,2017年和2018年审计报告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为邹宏文。
二、某所审计未勤勉尽责,风险识别评估存在缺陷。
(一)对营业收入的风险评估不恰当。某所在2016至2018年审计中关注到新疆某公司因重组“存在业绩压力,存在由于舞弊导致财务报表发生重大错报的可能性”,“因存在业绩承诺,需重点关注业绩的真实性”。
对此,某所未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和职业怀疑,未在风险评估工作底稿中将“营业收入”项目评估为特别风险,对营业收入的风险评估结论不恰当。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4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与舞弊相关的责任》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五十一条的要求。
(二)未有效识别2018年相关舞弊风险因素。新疆某公司2018年收入108亿元,净利润5.6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1亿元;某某堂董事长张某某、副董事长李某等高管人员2018年为某某堂提供4.3亿元担保。某所未有效识别上述情况,制作的舞弊风险因素评价表中对“在财务报表显示盈利或利润增长的情况下,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经常出现负数,或经营活动不能产生现金流入”和“管理层和治理层个人为被审计单位的债务提供了担保”的舞弊风险因素均填写为“不存在该事项”。某所在后期获取到相应信息后未根据审计证据修正风险评估结果,未修改相应审计计划采取进一步审计程序,未能全面评估舞弊导致的财务报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对相关舞弊风险因素采取的应对措施不充分。
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4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与舞弊相关的责任》第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11号--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并评估重大错报风险》第十七条、第三十四条的要求。
三、某所审计未勤勉尽责,销售和收款循环审计程序存在缺陷。
(一)内部控制测试存在缺陷。一是某所在2016至2018年内部控制测试过程中,获取的部分销售收入无客户签收确认、部分客户已审批授信额度小于客户实际赊销额度,获取的部分银行收款回单存在交易日与起息日不一致、同一银行经办柜员前后备注格式不一致、部分银行回单印鉴模糊等异常情形。
对此,某所未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和职业怀疑,未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消除疑虑,相关底稿记载的“控制运行有效”测试结论缺少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支持。二是某所在2016至2018年销售与收款循环穿行测试中,所检查同一项业务的各个环节获取的相关原始文件并非同一销售客户,无法达到追踪同笔交易在财务报告信息系统中的处理过程的效果,相关底稿将“控制活动是否得到执行”记载为“是”缺少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支持。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第二十八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4号--审计抽样》第二十一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11号--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第二十九条以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31号--针对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采取的应对措施》第八条、第十条的要求。
(二)营业收入实质性程序存在缺陷。
1.未对函证过程保持控制。某所在2016至2018年函证程序中,对某某堂部分销售客户回函地址与发函地址不一致情形未予以充分关注,未详细核对发函信息,未发现发函信息中存在的不同单位联系人、电话、地址一致或所留联系方式与联系地址归属区域不一致等异常情况。其中,涉及到的武汉市第五医院、武汉传奇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武汉马应龙医药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马应龙)等均为实际交易金额与某某堂账面记录交易金额严重不符的客户。
对此,某所未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和职业怀疑,未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消除疑虑,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未能有效应对舞弊风险。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第二十八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4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与舞弊相关的责任》第十三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2号--函证》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的要求。
2.营业收入完整性及发生额检查程序存在缺陷。审计工作底稿记载,某所对2016至2018年《营业收入完整性检查表》、2017和2018年《营业收入发生额检查表》中所列明细进行抽查过程中,查验了相关发货单、合同、发票以及对应科目,未见异常。实际上,上述抽查明细涉及的武汉健民药业集团维生药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健民)、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等虚假销售客户,新疆某公司并未对相关虚假销售业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某所在抽查过程中未认真查验每笔发货单、合同、发票等凭证,审计程序执行不到位,导致未发现营业收入有关异常情况,未能有效应对相关舞弊风险。
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第二十八条、《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第1号--职业道德基本原则》第十七条以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
四、某所审计未勤勉尽责,采购及付款循环审计程序存在重大缺陷。
(一)内部控制测试存在重大缺陷。某所在2017年采购与付款循环穿行测试中,所检查同一项业务的各个环节获取的相关原始文件并非同一供应商,无法达到追踪同笔交易在财务报告信息系统中的处理过程的效果,相关底稿将“控制活动是否得到执行”记载为“是”缺少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支持。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31号--针对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采取的应对措施》第八条、第十条的要求。
(二)应付账款检查程序存在重大漏洞。审计工作底稿记载,某所对2016年至2018年《应付账款检查表》所列明细进行抽查过程中,查验了入库单与发票、明细账与发票,未见异常。实际上,上述抽查明细中涉及的武汉健民、武汉马应龙等虚假供应商就相关采购业务未向新疆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这表明某所在抽查采购及应付账款中未认真查验每笔发货单、合同、发票等凭证,该项审计程序执行不到位,未能有效应对相关舞弊风险。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第二十八条、《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第1号--职业道德基本原则》第十七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
五、某所审计未勤勉尽责,货币资金和应交税费审计程序存在重大缺陷。
(一)未对获取的银行流水保持应有的职业怀疑。审计工作底稿显示,2016年货币资金审计计划包含“获取银行流水,并与账面数进行核对”,2017年和2018年货币资金审计计划包含“亲自去银行打印银行流水”的风险应对措施。实际执行中,某所在2016至2018年审计中,仅使用新疆某公司提供的银行流水对本期银行存款发生额较大的银行账户进行了银行对账单或网上银行流水记录与银行日记账双向核对,未采取全程有效监督下获取新疆某公司银行账户的网上银行流水记录等进一步措施应对风险;在2017年至2018年审计中,未按照审计计划亲自去银行打印银行流水,在新疆某公司不配合现场打印银行流水的情况下,未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和职业怀疑,未采取进一步措施消除疑虑,实施的审计程序不足以应对货币资金舞弊风险,未能发现新疆某公司提供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主要6个银行账户(浦发0169账户、浦发0111账户、农行0774账户、招行0803账户、建行1719账户、新沂农商行6655账户)资金流水存在虚假的行为。
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以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的要求。
(二)未对银行存款实施充分函证程序。某所在2016至2018年审计中,未对当期已销户以及期末余额为零的保证金账户(涉及2016年36个银行账户、2017年29个银行账户、2018年6个银行账户,其中2018年未函证的浦发0169账户系某某堂主要货币资金造假账户)实施函证程序,且未按规定在审计工作底稿说明理由。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2号--函证》第十二条的要求。
(三)未关注同一银行函证回函与银行流水、对账单印章不同的异常情况。某所2017年审计中获取的浦发银行武汉沌口支行审计业务银行询证函回函所加盖银行业务章,与新疆某公司提供的浦发银行武汉沌口支行银行0626账户2016年12月、2017年6月对账单以及0169账户2018年银行流水所加盖的银行业务章形状明显不一致。2017年浦发银行武汉沌口支行0626、0634账户银行对账单部分月份加盖了回单专用章,部分月份加盖了银行业务章,特别是0634账户2017年6月分别存在加盖回单专用章、银行业务章的两份对账单。某所未关注到上述审计证据的异常情况,未保持应有的职业怀疑,未采取进一步措施进行查验。
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第二十八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的要求。
(四)应交税费审计程序存在缺陷。某所在2016至2018年审计中将应交税费科目识别为存在重大错报风险,并制定了综合性的审计应对措施。实际执行中,某所仅获取了新疆某公司提供的未经税务机关受理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和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未严格按照审计计划获取经税务机关受理的相关文件,未执行跟企业报税系统、开票软件等再次核对是否一致的程序,也未分析获取资料的有效性,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不足以应对应交税费科目的舞弊风险,未能发现新疆某公司账面应交税费与实际申报缴纳税款存在巨大差异。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31号--针对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采取的应对措施》第六条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4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与舞弊相关的责任》第三十一条的要求。
六、某所审计未勤勉尽责,预付账款和在建工程审计程序存在缺陷。
(一)预付账款审计程序存在缺陷。某所在2018年预付账款审计中,关注到新疆某公司向某某保健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日月新)预付1.98亿元、向某某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旺药业)预付3.94亿元等两笔大额预付款存在异常,实际资金往来原因与所附的采购合同业务完全不相符、且明显不具有商业实质。
对此,某所未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和职业怀疑,未考虑到因管理层舞弊可能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未采取进一步审计程序消除疑虑,未对涉及的非采购业务进行重新分类从而发生列报错误,未能发现新疆某公司向第三方的大额预付款最终流向某某堂控股股东的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行为。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第二十八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4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与舞弊相关的责任》第十三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31号--针对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采取的应对措施》第二十四条的要求。
(二)在建工程审计程序存在缺陷。某所对2018年在建工程审计中获取的相关资料存在以下异常情形:一是不同合同中同一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字迹明显不一致;二是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与实际付款时间不一致,差异较大;三是合同金额与施工量不匹配,且合同单价偏高。
对此,某所未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和职业怀疑,未设计、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消除疑虑,未能发现新疆某公司向第三方的大额虚列在建工程预付款最终流向新疆某公司控股股东的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行为。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1101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第二十八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4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与舞弊相关的责任》第十三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的要求。某所上述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有关“证券服务机构为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等证券业务活动制作、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财务顾问报告、资信评级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应当勤勉尽责,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的规定,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三条所述的“证券服务机构未勤勉尽责,所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行为。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2005年《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我会决定:一、对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责令改正,没收业务收入148.11万元,并处以296.22万元罚款;二、对杨成给予警告,并处以10万元罚款;三、对邹宏文给予警告,并处以8万元罚款。
三、田某交易新疆某公司股票相关事实。田某于2017年11月17日买入新疆某公司股票,至2020年6月11日期间存在交易记录。(交易明细详见专家意见书分报告)。
四、一审法院委托测算机构对投资差额损失进行核定的情况。本案审理过程中,为查清案件基本事实,一审法院委托上海金融法院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调取了投资者田某交易新疆某公司股票的记录,并根据新疆某公司的申请,委托高金研究院对投资者投资损失数额、证券侵权行为以外其他风险因素导致的损失扣除比例等进行核定。高金研究院出具专家意见书总报告及投资者田某专家意见书分报告。根据专家意见书总报告载明,二、核定依据及方法:(一)核定依据:《证券虚假陈述规定》(法释〔2022〕2号)、《委托书》。
(二)核定方法:首先针对新疆某公司构建损失量化计算模型,然后将涉案投资者的证券交易记录导入该模型,由该模型根据计算出涉案投资者的投资差额损失金额。
三、损失核定相关案件参数: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为2016年9月26日,揭露日为2020年4月28日,基准日为2020年6月11日,基准价为3.08元。
四、涉案投资者证券交易记录分析方案:本部分进行证券交易记录分析的目的在于确定涉案投资者可纳入损失计算范围内的有效交易。本次计算采用先进先出法,主要计算方案如下:若投资者在实施日前一日持有公司股票,则该部分股票不纳入损失计算,若投资者在实施日之后有卖出交易,则从卖出的股票中优先予以扣除该部分所持股票。若投资者在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存在多笔买卖,则按先进先出原则对买入和卖出交易进行匹配,并按卖出数量对买入股票予以扣除,被扣除的股票不纳入损失计算。在上述先进先出匹配扣除后的首笔买入为“第一笔有效买入”。第一笔有效买入至揭露日期间的股票交易均参与损失计算。
若投资者在揭露日之后买入公司股票,则该部分买入股票不参与损失计算。若投资者在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存在多笔卖出的情况,则卖出的股票先对实施日前持股数量予以抵扣,再对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净买入股票数量匹配。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净买入股票对应的卖出交易和持有至基准日的股票均参与损失计算。
五、因虚假陈述导致损失的计算方法:(一)因虚假陈述导致损失的计算基本逻辑和步骤:《证券虚假陈述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被告能够举证证明原告的损失部分或全部是由他人操纵市场、证券市场的风险、证券市场对特定事件的过度反应、上市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等其他因素所导致的,对其关于相应减轻或者免除责任的抗辩,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损失量化计算模型采用“收益率曲线同步对比法”来计算投资者因虚假陈述导致的投资差额损失。该方法的基本逻辑是对影响股价的各种主要因素加以定量分析,在不考虑虚假陈述因素的前提下,以其他各主要因素所形成的新疆模拟价格曲线计算得出投资者的模拟损益比例,将其与含虚假陈述因素在内的各因素共同影响下形成的投资者损益比例(名义损益比例)进行对比,从而得出投资者因受虚假陈述影响而产生的投资差额损失。
就新疆某公司而言,影响其股价的因素除大盘因素、行业因素、个股风格因素等系统性风险外,还可能存在与虚假陈述行为无关的重大事件,对股价造成了显著影响。故“收益率曲线同步对比法”基于大盘因素、行业因素、股票风格因素的量化计算构建模型,以及对股价造成显著影响的重大事件,模拟出除虚假陈述因素外,其他因素影响形成的新疆股票日收益率(t代表不同日期),再以虚假陈述实施日的前一交易日的新疆股票实际收盘价为模拟初始价格P0,根据模型计算的日收益率模拟出新疆每日股票价格Pt=P0×(1+)×(1+)×…×(1+)(以下简称新疆股票模拟价格)。
在计算出新疆股票模拟价格后,通过以下三个步骤计算出投资者因虚假陈述导致的投资差额损失:1.计算名义损益比例。自“第一笔有效买入”开始,根据加权成本法计算买入均价【买入均价=∑购入股票金额/∑购入股票数量】,并带入以下公式计算名义买入成本、名义回收成本以及名义损益比例。名义买入成本=买入均价×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的净买入股数。名义回收成本=揭露日后每笔卖出股数×实际卖出股票价格+基准日后仍持有股数×基准价。名义损益金额=名义买入成本-名义回收成本。名义损益比例=(名义买入成本-名义回收成本)÷名义买入成本×100%。
2.计算模拟损益比例。基于上述运算逻辑,分别计算模拟买入成本、模拟回收成本以及除虚假陈述外其他因素影响下所产生的模拟损益比例。模拟买入成本=模拟买入均价×实施日至揭露期间的净买入股数。模拟回收成本=揭露日后每笔卖出股数×卖出股票模拟价格+基准日后仍持有股数×模拟基准价。其中,模拟基准价等于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每日模拟收盘价的平均值。模拟损益比例=(模拟买入成本-模拟回收成本)÷模拟买入成本×100%。
3.计算投资差额损失。投资差额损失金额=名义买入成本×(名义损益比例-模拟损益比例)。依据《证券虚假陈述规定》第二十五条,“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证券交易市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范围,以原告因虚假陈述而实际发生的损失为限”设立最大赔偿金额不超过名义损益金额,最小赔偿金额不低于零的原则,如果模拟损益比例为负,则按照名义损益金额作为投资差额损失;如果模拟损益比例高于名义损益比例,则投资差额损失金额为零。
(二)系统风险等因素引发的新疆某公司模拟日收益率计算:损失量化计算模型具体采用多因子模型法来计算新疆某公司A股中因系统风险因素(不包含非系统性事件因素)引发的股票模拟日收益率。多因子模型法的优点是除了考虑市场风险之外,还采用行业因素考虑行业对企业股票收益的影响,采用风格因素考虑各种基本面因素对企业股票收益的影响。该模型经历长时间的研究和发展,包含的因子种类比较全面,且使用整个A股样本空间进行估算,整体表现比较稳定,结果较为客观公正,在学术界和业界得到广泛研究和应用。本案件中,2016年9月26日至2020年6月11日,公司所属申万行业为“医药生物-医药商业-医药流通”;风格因素分别为规模因素(股票市值),价值因素(公司估值),贝塔因素(股票对市场风险反应程度),盈利因素(公司的盈利水平),杠杆因素(公司杠杆率),成长因素(公司销售或盈利成长速度),动量因素(股票收益历史表现),波动率因素(股票交易波动率)和流动性因素(股票换手率)。
(三)非系统风险事件因素引发的模拟日收益率计算:股票价格的波动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也有可能是受到市场随机波动的干扰,因此在考虑非系统性风险事件对股价影响的时候首先需要判断某一个重大事件是否对股票价格产生显著影响。重大事件对于股票收益率的影响,与系统风险因素不同,两者的区别在于系统风险因素的影响是长期的,会影响每日的股票收益率,而重大事件只会在一个事件窗口期内对股票收益率造成影响。基于这一特点,对非系统性风险重大事件的损失量化计算模型采用国际通用的事件分析法,来计算这些重大事件对于公司股票日收益率的影响。事件分析法首先将股票收益率分解为系统性风险带来的收益率和非系统性风险收益率(即事件收益率),然后检验事件窗口期内的事件收益率是否显著高于正常波动范围。
事件窗口期一般情况下为3个交易日,如果遇到涨跌停,超过3个交易日,则持续到涨跌停打开的当天为止。在相对有效的市场中,股票价格对信息的反应一般情况下在短时间(1天)内可以完成,因此要先检验事件发生后首个交易日的事件收益率是否显著,这样确保事件与事件收益率对应。然而,考虑到股市也会存在反应不足或过度的情况,应适当延长窗口期;但考虑到其他事件和信息的叠加影响,事件窗口期也不宜过长,因此选择3个交易日作为事件窗口期较为合理。在满足首个交易日事件收益率显著的前提下,再检验3个交易日的事件收益率是否显著。为保证可对比性,一般情况下选取事件发生前6个月内的每1个或3个交易日非系统性风险收益率作为样本,用统计方法检验事件收益率与样本均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显著性水平取5%。
如果检验结果显著,则说明统计上事件收益率与样本均值有显著差异,即认为事件收益率显著超出正常的波动范围。如果事件窗口期内存在多个事件并需要区分不同事件对股价变化的影响时,则采用同类独立事件样本统计分析法。此方法从万得数据库中筛选出所有A股上市公司在相似时间段内发生可对比同类独立事件的样本公司,并计算这些样本公司在同类独立事件发生后的窗口期内的事件收益率,最后检验这些样本事件收益率统计上是否显著不为零。如果显著不为零,则认为该类事件显著影响股价变化,并以样本事件收益率的均值作为该类事件对股价变化的影响。反之,如果样本事件收益率不能显著区别于零,则认为该类事件对股价变化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新疆某公司在案件期内除虚假陈述外发生了一系列可能对其股价产生影响的重大事件,这些重大事件可能会影响新疆某公司股票的收益率。本意见书利用事件分析法对证据目录中被告提出的非系统性风险抗辩理由(以下称“事件清单”)逐一检验,得出显著影响公司股票价格变化的重大事件。
1.待检验重大事件清单,新疆某公司提出抗辩里所列事件清单如下所示。序号公告日期公告名称事项12017-01-10新疆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择机进行股份回购,回购总金额最高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5元/股。该部分回购的股份将作为公司后期员工持股计划之标的股份,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账户(回购价格高于市场价格,引发市场质疑)。股价第二个交易日下跌1.21%、第三个交易日下跌3.84%、第四个交易日下跌4.25%、第五个交易日下跌5.68%22017-01-21新疆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截至本公告日,湖北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456,600,927股(均为有限售条件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1.72%。
湖北某公司本次质押42,780,000股,累计质押公司股份307,78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67.41%,占公司总股本的21.38%。股价当日下跌1.61%32017-03-29新疆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公司预计2017年度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即同意本公司2017年为某某堂医药及乐活果蔬提供总额不超过30亿元的担保,股价当日下跌2.35%、第二个交易日下跌3.39%42017-04-27新疆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股湖北某公司本次质押3,400,000股,累计质押公司股份311,18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68.15%,占公司总股本的21.61%,股价当日下跌1.48%52017-07-08新疆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截至本公告日,湖北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456,600,927股(均为有限售条件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1.72%。
湖北某公司本次质押70,000,000股,累计质押公司股份343,08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75.14%,占公司总股本的23.83%。股价当日下跌0.32%、第二个交易日下跌0.86%,第三个交易日下跌3.14%62017-08-09新疆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湖北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456,600,927股(均为有限售条件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1.72%。湖北某公司本次质押10,000,000股,累计质押公司股份366,3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80.22%,占公司总股本的25.44%,股价当日下跌0.45%,第二个交易日下跌1.35%72017-09-23新疆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公告截至本公告日,湖北某公司股东一致行动人某戊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10,370,072股(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7.67%。
某戊公司本次质押27,000,000股,累计质押公司股份99,000,000股,累计质押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89.70%,占公司总股本的6.88%,股价当日下跌1.57%82017-12-21新疆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某甲公司、某乙公司、某丁公司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后,合计减持数量(为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合并计算的结果,下同)不超过57,586,516股,且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进行,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28,793,258股,且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进行减持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低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
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和交易方式确定。若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调整。股价当日下跌2.53%92018-03-22新疆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进展的公告某甲公司、某乙公司、某丁公司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后,合计减持数量(为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合并计算的结果,下同)不超过57,586,516股,且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进行,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28,793,258股,且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进行减持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低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
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和交易方式确定。若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调整。截止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减持计划时间过半且进程过半,某丁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4,396,56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股价当日下跌0.13%,第二个交易日下跌3.20%102018-03-27新疆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湖北某公司累计质押公司股份376,800,000股,累计质押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77.66%,占公司总股本的26.17%112018-06-07新疆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湖北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某戊公司、某投资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32,555,697股,累计质押515,100,000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81.43%,占公司总股本的35.78%。
股价当日下跌2.62%122018-06-19新疆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截至本公告日,湖北某公司一致行动人某戊公司本次质押2,000,000股,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06,8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96.77%,占公司总股本的7.42%,股价当日下跌10.04%132018-06-20新疆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控股股东湖北某公司累计质押公司股份388,000,000股,累计质押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79.94%,占公司总股本的26.95%,股价当日下跌3.45%142018-06-22新疆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2018/06/22)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湖北某公司累计质押公司股份398,000,000股,累计质押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82.00%,占公司总股本的27.65%,股价第二个交易日下跌2.61%152018-06-25新疆某公司关于撤销《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情况说明经公司财务部门核实,因公司母公司历史上存在未弥补亏损(即上市公司母公司的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负),该未弥补亏损是在公司2016年度重大资产重组之前产生,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未弥补亏损尚有7,426.89万元,公司母公司目前因存在未弥补亏损而不符合相关分红政策。
鉴于此,公司董事会决定撤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并同时撤销已提交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但尚未进行表决的《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其他议案不变,股价当日下跌2.61%162018-06-25新疆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新疆某公司大股东一致行动人某丁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8,404,1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784%,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新疆某公司股份28,790,03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998%;
大股东某甲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新疆某公司股份3,978,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764%,未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股价当日下跌2.61%172018-06-27新疆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湖北某公司本次质押17,000,000股,累计质押公司股份435,000,000股,累计质押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89.62%,占公司总股本的30.22%,股价当日下跌1.24%182018-06-28新疆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控股股东湖北某公司本次质押17,900,000股,累计质押公司股份452,900,000股,累计质押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93.31%,占公司总股本的31.46%192018-07-03新疆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控股股东湖北某公司本次质押4,800,000股,累计质押公司股份457,700,000股,累计质押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94.29%,占公司总股本的31.79%202018-08-28新疆某公司关于对已披露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合并范围进行调整的公告2018年一季度股权调整后,公司在进行内部巡检过程中,发现全资子公司某某堂医药收购公司华龙公司2018年项目建设专项增资之部分股东出资款未汇款到指定监管账户,且该公司未按增资协议约定专款专户将增资款用于中药饮片加工厂项目建设,公司及相关政府部门多次进行协调,华龙公司仍未按相关协议约定进行有效整改,为防范风险,充分保障上市公司股东权益,公司已拒绝华龙公司将增资款汇入非监管账户,公司按增资协议约定依法延后该轮增资款的投入。
鉴于上述情形,本公司已不再实际控制华龙公司,因此,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规定,华龙公司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后续公司将依法处理对华龙公司的投资,确保上市公司股东权益不受侵害。股价当日下跌1.08%212018-09-06新疆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票解除质押的公告新疆某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某戊公司将其持有公司的83,370,07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1,439,662,945股的5.79%、占某戊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总数110,370,072股的75.54%)予以解除质押,股价当日下跌1.08%,第二个交易日下跌0.55%,第三个交易日下跌0.92%222018-10-19新疆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截至本公告日,湖北某公司累计质押公司股份463,700,000股,累计质押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95.53%,占公司总股本的32.21%232018-10-27新疆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湖北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15,000,000股无限售条件股份(占公司总股本1,439,662,945股的1.04%,占湖北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485,394,133股的3.09%)质押给杭州迦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截至本公告日,湖北某公司累计质押公司股份478,700,000股,累计质押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98.62%,占公司总股本的33.25%242019-02-19新疆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某某堂大股东某甲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某乙公司拟减持数量不超过86,379,774股,减持比例不超过7%,股价当日下跌1.40%252019-04-24新疆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司拟对“某物流项目”进行延期,调整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至2019年12月31日,股价第二个交易日下跌3.23%262019-04-25新疆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上交所发函询问公司拟终止实施2016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医药安全追溯系统项目的具体情况,包括实施情况、终止原因、进展缓慢的原因,股价当日下跌3.23%272019-04-30新疆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司延期回复上交所问询函,股价第二个交易日下跌8.39%282019-05-10新疆某公司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司回复上交所终止原因是因为政策变化,导致该项目可能会投资失败,进展缓慢是因为公司在追溯技术、追诉标准选择上比较谨慎,并且因为担心政策变化放缓了投资安排,股价第二个交易日下跌0.91%、2.02%292019-05-24新疆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上交所针对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进行询问,要求解释应收款项大幅增长的合理性、支付保证金的合理性、公司业绩增长情况与销售费用变化不相匹配的主要原因、主营业务毛利率是否处于行业较高水平及原因、2018年度分季度财务数据与前期存在差异的原因、预付款项大幅增长的原因、募投项目进展缓慢的原因,股价当日下跌7.23%302019-05-24湖北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湖北某公司股东拟减持数量不超过86,379,775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6%,股价当日下跌7.23%312019-05-31新疆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公司延期回复问询函,股价第二个交易日下跌3.19%322019-06-12新疆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截止到2019年6月10日,减持计划时间过半,某甲公司共减持1,651,7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1%。
某乙公司无减持情况332019-06-14新疆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修订版)新疆某公司2018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10,805,019.63元,同比下跌444.76%。股价当日下跌3.18%342019-07-29新疆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公告新疆某公司股东湖北某公司被冻结股份292,944,228股及孳息(指通过公司派发的送股、转增股、现金红利),占公司总股本的20.35%,股价当日下跌0.70%,第二个交易日下跌1.41%,第三个交易日下跌3.34%352019-08-06新疆某公司关于公司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截至2019年7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22.0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2%,购买的最高价为4.66元/股、最低价为4.4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99.19万元。
股价第二个交易日下跌3.67%、第三个交易日下跌1.02%、第四个交易日下跌2.82%362019-08-09新疆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公告新疆某公司股东湖北某公司被冻结股份292,364,229股(无限售流通股,轮候冻结)及孳息(指通过公司派发的送股、转增股、现金红利,下同),184,78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已质押)及孳息,冻结股份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33.14%,股价当日下跌2.82%372019-09-05新疆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截止到2019年9月3日,减持计划到期,公司大股东深圳某甲公司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减持1,651,7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1%382019-09-13湖北某公司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截止到公告日,减持计划时间过半,湖北某公司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8,249,9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7%。
股价当日下跌3.24%392019-10-29新疆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54.67%,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84.33%。股价当日下跌0.89%、第二个交易日下跌2.48%、第三个交易日下跌1.62%402019-11-07新疆某公司关于公司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截至2019年10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22.0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2%,购买的最高价为4.66元/股、最低价为4.4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99.19万元,股价第二个交易日下跌0.72%、第三个交易日下跌2.88%412019-12-12新疆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上交所针对公司拟以2.7亿元收购四川某公司,发函询问收购尽职调查情况、收购原因、标的公司估值大幅增加的合理性、交易对手方情况、业绩承诺实现可能性、标的公司应收款合理性、标的公司财务情况等事项进行询问,股价当日下跌2.22%422020-02-25新疆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公司拟就注册发行10亿元超短融提请股东大会决议,股价第二个交易日下跌2.17%、第三个交易日下跌0.89%、第四个交易日下跌5.38%432020-04-21新疆某公司关于延期披露2019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公告公司因受疫情影响,导致无法按原计划完成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无法及时编制并按期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股价当日下跌2.17%、第二个交易日下跌0.99%、第三个交易日下跌1.00%、第四个交易日下跌2.26%442020-04-25新疆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李某乙先生因工作安排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职务,股价当日下跌1.03%、第二个交易日下跌9.87%452020-06-03新疆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公告湖北某公司被冻结股份477,144,229股(无限售流通股,轮候冻结)及孳息(指通过公司派发的送股、转增股、现金红利),冻结股份合计占湖北某公司所持有公司股份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33.14%,冻结期限为3年,股价第二个交易日下跌2.79%462020-06-03新疆某公司关于公司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截至2020年5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22.0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2%,购买的最高价为4.66元/股、最低价为4.4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99.19万元,股价第二个交易日下跌2.79%2.新疆某公司提出的事件清单计算结果:采用事件分析法,通过对以上事件数据清单中实施日至基准日之间的事件分析后,得出以下几个主要结论:(1)2018年6月19日发布《新疆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以上事件发生后,公司股价下跌,在事件窗口期内的事件收益率统计上显著高于股票的正常波动范围,所以该事件显著影响股票价格。
由于该事件与虚假陈述行为无关,因此将事件收益率纳入模拟收益率计算中。(2)2019年5月24日发布《新疆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和《湖北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以上事件发生后,公司股价下跌,在事件窗口期内的事件收益率统计上显著高于股票的正常波动范围,所以这些事件显著影响股票价格。以上两个事件中,《新疆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与虚假陈述行为有关,而《湖北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无关,因此采用同类独立事件样本统计分析法对此类事件分析。
分析发现控股股东减持类事件对股价影响统计显著,平均影响幅度为-2.05%,因此将《湖北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事件的影响幅度纳入到模拟收益率计算中。(3)其他事件的事件收益统计上没有显著超出正常波动范围,说明这些事件对股票价格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因此不考虑纳入模拟收益率计算。
(四)除虚假陈述外其他因素共同引发的模拟日收益率计算:模拟日收益率由大盘、行业以及风格因素这些系统性风险因素引发的日收益率和除虚假陈述外的非系统性重大事件引发的日收益率叠加而得。因为重大事件涉及到事件影响时间窗口,故对两者的叠加方式进一步详细说明。若不存在应被扣除的、有显著影响的重大事件,那么则不需要叠加非系统性风险的日收益率。根据前文非系统风险的事件分析法结果,对于给股价带来显著影响的重大事件,其重大事件影响时间窗口期的模拟日收益率由系统性风险带来的日收益率(多因子模型计算得到)和应被扣除的、有显著影响的重大事件带来的事件收益率叠加而成。
对于案件期内的其他交易日,模拟日收益率则等于系统风险等因素带来的通过多因子模型计算得到的日收益率。根据上述叠加规则,当投资者的有效买入日期早于或者处于这些重大事件影响的时间区间时,而且投资者的有效卖出记录晚于或者处于这些重大事件影响的时间区间时,投资者的投资差额损失会受到这些重大事件的影响。通过上述方法,高金研究院出具投资者田某的专家意见书,该投资者在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只有A股证券账户,有效交易记录为:从2017年11月17日至2020年6月11日的交易记录。(具体交易记录详见专家意见书分报告)。认定田某:1.实施日前持有该公司股票数量为5000股;2.2017年11月17日买入该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其“第一笔有效买入”;3.揭露日前持有该公司股票数量为66100股;4.实施日至揭露日净买入该公司的股票数量为61100股。
二、投资差额损失计算:该投资者只有A股证券账户存在有效交易记录纳入损害赔偿计算,具体结果:1.名义买入成本=买入均价(7.75元)×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的净买入股数(61100股)=473,493元;2.名义回收成本=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卖出股票回收成本+基准日持有股票回收成本=188,045.43元;3.名义损益金额=285,447.57元;4.名义损益比例=(名义买入成本-名义回收成本)÷名义买入成本×100%=60.29%。通过“收益率曲线同步对比法”测算:1.模拟买入成本=模拟买入均价(9.54元)×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的净买入股数(61100股)=582,729.18元;2.模拟回收成本=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卖出股票模拟回收成本+基准日持有股票模拟回收成本=353,330.11元;3.模拟损益比例=(模拟买入成本-模拟回收成本)÷模拟买入成本×100%=39.37%。
因此,该投资者因虚假陈述导致的投资差额损失=名义买入成本×(名义损益比例-模拟损益比例)=99,054.74元。
因此次由专家核定损失出具意见书,新疆某公司应支付高金研究院鉴定费106元,新疆某公司尚未向高金研究院支付该鉴定费。一审法院将上述专家意见书总报告、分报告向各方当事人送达后,田某、新疆某公司、某所分别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的异议意见。田某异议认为,一、从法律性质而言,该专家意见书不属于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客观事实的根据,专家意见书不同于司法鉴定,在最高院多个判例中,均认定专家意见书系专家观点意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客观事实的根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证据。在中兵红箭案中,对于高金研究院核定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因素的影响比例,法院认为核定结果仅能作为一种参考,还应该综合考量现行方法的利弊和司法解释的精神;在昊华能源案中,昊华能源委托深圳价值在线公司测算出非系统性风险因素比例后,但法院认为该测算方法存在较大缺陷。
二、从法律程序而言,该专家意见书有违法院中立公正原则,不同于司法鉴定,司法实践中,专家意见书一般由原告或被告自行委托相关专家人员出具,上述中兵红箭及昊华能源的案例皆是如此。在民事诉讼中,法院作为中立的审判机构,自行委托专家出具专家意见书,我们认为有违中立公正原则,存在程序瑕疵。
三、从意见书必备构成而言,该专家意见书的核心要件不明,田某对专家意见书结论不予认可,在鉴定意见或专家意见,无论是否有证明力,详细的鉴定及论证过程是必备的构成要件,专家意见书或鉴定意见应当客观、翔实、清晰地描述鉴定活动发生的过程,包括人员、地点、内容、方法、鉴定材料的选取、使用及采用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或者技术方法,检查、检验、检测所使用的仪器设备、方法等。该专家意见书中,核心的关于系统风险的计算,包含畸高的模拟买入价格等核心信息的计算方法,均未提供计算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或者技术方法,检查、检验、检测所使用的仪器设备、方法,仅仅在报告中说明“损失量化计算模型具体采用多因子模型法来计算某某堂A股中因系统风险因素,不包含非系统性事件因素,引发的股票模拟日收益率。
多因子模型法的优点是除了考虑市场风险之外,还采用行业因素考虑行业对企业股票收益的影响,采用风格因素考虑各种基本面因素对企业股票收益的影响。该模型经历长时间的研究和发展,包含的因子种类比较全面,且使用整个A股样本空间进行估算,整体表现比较稳定,结果较为客观公正,在学术界和业界得到广泛研究和应用。上海高金作为2019年4月15日才成立的研究机构,其所谓“损失量化计算模型”的计算方法及标准、规范在专家意见书中未进行任何说明或证明,不符合专家结论的鉴定方法及过程的必备要件,其模型计算的本案核心数据输出结果,采用的类似于“黑匣子”模式,该模型亦未取得任何有权部门的认证或认可,无法判断其有效性及公允性,应不予采纳。
四、即使从报告的具体内容来看,该专家意见书的核心观点存在较多瑕疵,我们也均不予以认可。
关于虚假陈述实施日的问题,关于虚假陈述实施日,原告及被告各方主张的分别是2017年4月22日(2016年年报公告日)及2017年4月24日(2016年年报公告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该专家意见书虚假陈述实施日为2016年9月26日,我们核查该日附近的新疆某公司公告,未发现虚假陈述实施的行为,对该关于虚假陈述实施日的认定不予以认可。
关于系统风险扣除计算的问题,对比某所提出的圣莱达虚假陈述案,圣莱达案中被告为了满足保壳盈利要求,在2015年底至2016年初的期间内,突击虚增销售收入1,000万元,政府补助1,000万元,合计增加利润1,500万元,虚假陈述时间持续短,金额较小,采用较短期限的简单模式计算,或许能对短期内的系统风险结合进行粗略的衡量,但本案中虚假陈述时间从某某堂借壳上市后的2016年年报持续到2020年,虚增利润高达20多亿元,对于较长期间内的系统风险扣除,我们不认可通过上海高金没有经过检验及认证的粗略模型进行计量。按照该系统模型,对于一家持续虚假陈述三年以上并最终因为财务造假而处罚退市的上市企业,得出了田某的投资损失70%系由系统风险造成,30%才是虚假陈述造成的荒唐结论。
纳入重大事件清单的事项,该专家意见对于重大事件清单中的第2项:“2019年5月24日发布《某某堂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和《某某堂控股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以上事件发生后,公司股价下跌,在事件窗口期内的事件收益率统计上显著高于股票的正常波动范围,所以这些事件显著影响股票价格。以上两个事件中,《某某堂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与虚假陈述行为有关,而《某某堂控股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无关,因此采用同类独立事件样本统计分析法对此类事件分析。
”该实控人在年报披露后立即开展减持行为,明显属于常见的拉高股价后高位减持套现行为,该减持计划与虚假陈述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因对2019年5月24日该减持计划公告的影响从模拟收益率中剔除重新计算。
综上,田某对于该专家意见书结论不予以认可,应当由法院自行对证券投资者损失进行核定。新疆某公司异议认为,关于高金研究院出具的专家意见书,某某堂认可专家意见书关于虚假陈述导致损失的计算方法,但对非系统风险事件范围存有异议。本案应当在进行损失核定时将“2019年8月及之后对某某堂股价造成影响的市场媒体公开信息”作为与“虚假陈述被揭露”无关的重大事件,将上述事件引发的股价下跌而导致的投资者损失予以扣除。《证券虚假陈述规定》第31条第2款规定:“被告能够举证证明原告的损失部分或者全部是由他人操纵市场、证券市场的风险、证券市场对特定事件的过度反应、上市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等其他因素所导致的,对其关于相应减轻或者免除责任的抗辩,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虚假陈述民事案件的赔偿原理是,上市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使得其股价高于正常价值,使得股价含有了“泡沫”,投资者由于购入了股价含有“泡沫”的股票,虚假陈述行为揭露后,投资者由于“泡沫”破灭股价下跌卖出或继续持有而遭受损失。
因此,《证券虚假陈述规定》第31条的立法逻辑在于扣除并非因虚假陈述揭露股价“泡沫”破灭导致投资者遭受损失的因素。专家意见书将“重大事件”限于“与虚假陈述行为无关”的因素,其意义就在于只有因虚假陈述被“揭露”后导致虚高的股价“泡沫”被刺破产生的损失才应当由虚假陈述行为人予以赔偿。如果造成股价下跌的某些因素与“虚假陈述被揭露”无关,应当认为上述因素与“虚假陈述引发的投资损失”无关,该因素引发的股价下跌从而导致的投资者损失不应当由虚假陈述行为人赔偿。并且,根据《证券虚假陈述规定》规定,非系统风险因素并不限于上市公司的公告,还包括新闻报道、自媒体文章等影响股价的事件。
本案中,专家意见书已明确虚假陈述揭露日为2020年4月28日,即立案调查公告日(某某堂不认可该揭露日),即是认为2020年4月28日发布的立案调查公告才是对案涉虚假陈述行为的“首次”揭露,发生在此前的2019年8月份及之后导致某某堂股价下跌的市场媒体公开信息与“虚假陈述的揭露”无关,其造成的股价下跌引发的投资者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被揭露导致的投资者的损失无关,即属于专家意见书中“与虚假陈述行为无关”的因素,但是专家意见书的“待检验重大事件清单”仅列明了新疆某公司公告,并未包含新疆某公司主张的2019年8月及之后对新疆某公司股价造成影响的市场媒体公开信息。
2019年8月及之后造成新疆某公司股价下跌的具体信息为:“虎视财研”2019年8月1日发布《某某堂财报中的五颗雷》一文后,新浪财经、腾讯财经等全国性门户网站第一时间进行全文转载,股价当日下跌4.21%;其2019年8月8日发布《舞弊罗生门:某某堂、振东制药、华北制药,到底谁在说谎》,新浪财经、腾讯财经等权威媒体对该文进行转载,股价当日下跌2.82%。“国际金融报”2019年8月9日发布《某某堂控股股东股份连番遭冻结,澄清公告难消疑点》,股价第二个交易日下跌1.05%。“时代周报”2019年8月13日发布《某某堂陷多事之秋2.7亿采购金去哪儿》,股价当日下跌1.05%。
可见,客观上2019年8月份权威媒体等平台发布的一系列报道对某某堂股价产生了明显不利影响,并且该一系列报道均属于专家意见书“与虚假陈述行为无关”的因素,该部分股价下跌导致的投资者损失并非是因虚假陈述被揭露“泡沫”破灭造成,不应当由某某堂赔偿。
综上,专家意见书以2020年4月28日作为揭露日进行损失核定,但又不将虚假陈述被揭露之前已造成股价下跌的市场媒体公开信息纳入重大事件,该做法自相矛盾。
因此,专家意见书应当基于核定意见中揭露日的确定,将新疆某公司主张的2019年8月及之后对某某堂股价造成影响的市场媒体公开信息,纳入重大事件清单,考量其对股价产生显著影响,并纳入模拟收益率计算。某所异议认为,报告以首个交易日和3个交易日同时满足收益率显著性标准,作为纳入模拟收益率计算的标准,该标准明显不合理。第一,部分事件虽然未导致首个交易日的股价下跌,但事件公布后的第二个交易日导致股价下跌明显,此种情况符合股价对事件的合理延迟反应,应当纳入模拟收益率计算。上述事件包括:1.2019年4月30日《某某堂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告后第二个交易日股价下跌8.39%;2.2020年4月25日《某某堂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公告当日股价下跌1.03%,第二个交易日下跌9.87%。
第二,部分事件虽然未导致股价在首个交易日下跌达到5%,但事件公布后的连续三个交易日股价持续下跌,且累计跌幅超过5%,此种情况符合股价对事件合理的持续反应,且可以视为因事件的公布,导致股价初步形成下跌通道,应当纳入模拟收益率计算。上述事件包括:1.2017年3月29日《某某堂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当日股价下跌2.35%、第二个交易日下跌3.39%,累计跌幅达5.74%。
2.2019年7月29日《某某堂关于控制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公告》,公告当日股价下跌0.7%、第二个交易日股价下跌1.41%、第三个交易日下跌3.34%,累计跌幅达5.45%。高金研究院对某所的异议意见回复如下:专家意见书中对非系统性风险事件的检验方法及其原理有详细说明,事件窗口期一般情况下为3个交易日,如果遇到涨跌停,超过3个交易日,则持续到涨跌停打开的当天为止。在相对有效的市场中,股票价格对信息的反应一般情况下在短时间(1天)内可以完成,因此要先检验事件发生后首个交易日的事件收益率是否显著,这样确保事件与事件收益率对应。
然而,考虑到股市也会存在反应不足或过度的情况,应适当延长窗口期;但考虑到其他事件和信息的叠加影响,事件窗口期也不宜过长,因此选择3个交易日作为事件窗口期较为合理。
五、一审法院向中国证监会调取相关关联交易的事实。鉴于中国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三、新疆某公司未及时披露及未在2016年至2019年年度报告中披露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关联交易。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新疆某公司在未经过审议程序的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通过某某药业有限公司、某某保健食品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累计25.92亿元(其中募集专户资金1.35亿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已归还11.31亿元,未归还14.61亿元。上述占用资金主要用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偿还股票质押融资本息、大股东投资等用途,新疆某公司未及时披露且未在《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年度报告》中按规定披露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关联交易情况”,未予明确新疆某公司“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向控股股东湖北某公司及其关联方提供非经营性资金的具体情况。
为查清案件基本事实,一审法院向中国证监会调取新疆某公司2016年至2019年期间新疆某公司控股股东湖北某公司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关联交易明细,中国证监会向一审法院反馈如下表格:2016年资金占用情况表资金转出方资金转入第三方资金后续流向大股东归还资金情况公司名称转入时间转入金额已归还未归还某某堂医药湖北某某医药有限公司湖北某公司2016.9.232,500万元某某堂医药湖北某某医药有限公司湖北某公司2016.10.196,415万元合计8,915万元8,915万元0某某堂医药湖北某某医药有限公司湖北某公司2016.10.181,000万元某某堂医药湖北某某医药有限公司湖北某公司2016.10.191,000万元某某堂医药湖北某某医药有限公司湖北某公司2016.10.201,000万元合计3,000万元03,000万元全年合计11,915万元8,915万元3,000万元说明:某某堂医药(全称为某某堂医药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新疆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湖北某公司(全称为湖北某公司投资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新疆某公司的控股股东。
六、其他与案件有关的事实。2020年4月28日,新疆某公司发布《新疆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当日,新疆某公司股票跌幅9.87%,上证指数跌幅0.19%。次日,新疆某公司股票跌幅10.09%,上证指数涨幅0.44%。微信公众号虎视财研自2019年8月1日发布《某某堂财报中的五颗雷》一文以来,截至2023年8月,该文章点击率为1800余次。某所为新疆某公司出具的《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系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19年年度报告》系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新疆某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新疆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年度报告》中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公司负责人张某某在新疆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年度报告》中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经查,湖北某公司系新疆某公司占股72.26%的控股股东。新疆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年度报告》中显示,张某某系新疆某公司董事长、李某系新疆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张某某、李某夫妇系新疆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国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确认张某某、李某夫妇系新疆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时,张某某系湖北某公司董事长,李某系湖北某公司董事。张某某在湖北某公司中占股75.67%,李某在湖北某公司中占股16.66%。张某某、李某在湖北某公司中共计占股92.33%。
一审法院认为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系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责任纠纷。案涉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发生于2016年至2020年3月中下旬,依照《证券法》(2019年修订)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本法自2020年3月1日起施行”。
故本案应适用《证券法》(2019年修订)。
依照《证券虚假陈述规定》([2022]2号)第三十五条:“本规定施行后尚未终审的案件,适用本规定”规定,本案应适用该司法解释。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新疆某公司本案中是否存在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行为、是否具有重大性的问题;二、田某主张的投资损失与案涉虚假陈述行为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三、新疆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揭露日、基准日、基准价的认定;四、田某的损失认定问题;五、新疆某公司赔偿责任的认定;六、新疆某公司控股股东湖北某公司赔偿责任的认定;七、张某某、李某、魏某某赔偿责任的认定;八、某所赔偿责任的认定;九、田某各项主张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一、新疆某公司本案中是否存在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行为、是否具有重大性的问题。
1.虚假陈述侵权行为的认定。
依照《证券虚假陈述规定》第四条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在披露的信息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虚假陈述。虚假记载,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中对相关财务数据进行重大不实记载,或者对其他重要信息作出与真实情况不符的描述。误导性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隐瞒了与之相关的部分重要事实,或者未及时披露相关更正、确认信息,致使已经披露的信息因不完整、不准确而具有误导性。重大遗漏,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对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事项等应当披露的信息未予披露”。
中国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新疆某公司披露的《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中存在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及管理费用的虚假记载,《2019年年度报告》中存在虚增其他业务收入、虚增利润总额的虚假记载。同时,新疆某公司未及时披露及未在2016年至2019年年度报告中披露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关联交易,未如实披露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未及时披露且未在《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年度报告》中按规定披露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及重大诉讼的有关事项。
中国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系经法定程序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
一审法院认为
该《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及处罚决定均具有相应法律效力。新疆某公司向一审法院陈述,其已对中国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提起了行政诉讼,但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已进入行政诉讼程序。同时新疆某公司以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公司不存在《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违法事实。故,一审法院对新疆某公司存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确认的虚假记载、重大遗漏等违法行为的虚假陈述行为予以确认。
2.重大性的认定。新疆某公司认为,本案涉及虚假记载及重大遗漏的行为不符合认定本案构成虚假陈述责任的虚假陈述行为。根据其认可的实施日、揭露日建立的数据模拟曲线图显示,新疆某公司的股价和交易量并未出现与行业曲线不符的明显变化,所以本案虚假陈述的内容不具有重大性。一审法院认为,依照《证券法》第八十条规定,“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的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场所报送临时报告,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前款所称重大事件包括:(一)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
(二)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资产总额百分之三十,或者公司营业用主要资产的抵押、质押、出售或者报废一次超过该资产的百分之三十;
(三)公司订立重要合同、提供重大担保或者从事关联交易,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
(四)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
(五)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重大损失;
(六)公司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
(七)公司的董事、三分之一以上监事或者经理发生变动,董事长或者经理无法履行职责;
(八)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持有股份或者控制公司的情况发生较大变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事与公司相同或者相似业务的情况发生较大变化;
(九)公司分配股利、增资的计划,公司股权结构的重要变化,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或者依法进入破产程序、被责令关闭;
(十)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被依法撤销或者宣告无效;
(十一)公司涉嫌犯罪被依法立案调查,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十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对重大事件的发生、进展产生较大影响的,应当及时将其知悉的有关情况书面告知公司,并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第八十一条规定,“发生可能对上市交易公司债券的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场所报送临时报告,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前款所称重大事件包括:(一)公司股权结构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二)公司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三)公司重大资产抵押、质押、出售、转让、报废;(四)公司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五)公司新增借款或者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六)公司放弃债权或者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七)公司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八)公司分配股利,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或者依法进入破产程序、被责令关闭;(九)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十)公司涉嫌犯罪被依法立案调查,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十一)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证券虚假陈述规定》第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的内容具有重大性:(一)虚假陈述的内容属于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重大事件;(二)虚假陈述的内容属于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要求披露的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事项;(三)虚假陈述的实施、揭露或者更正导致相关证券的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产生明显的变化。前款第一项、第二项所列情形,被告提交证据足以证明虚假陈述并未导致相关证券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明显变化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的内容不具有重大性。被告能够证明虚假陈述不具有重大性,并以此抗辩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虚假陈述的内容是否具有重大性应从虚假陈述对理性投资人的决策影响以及对股票交易市场价格的影响两个方面来考量。首先,新疆某公司2016年至2019年期间虚增收入及利润总额高达32亿元。各年度虚增利润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超过或接近100%的有4年,超过200%的有1年。可见,新疆某公司未对公司实际经营现状对外披露。对于理性投资者来说,如果知晓该公司业绩大比例来源于财务数据造假,实际经营状态是亏损而非连年盈利,必然会对新疆某公司股票投资的价值产生负面认识,影响该股票市场交易价格,影响投资者决策;其次,新疆某公司未披露与控股股东湖北某公司长年存在关联交易、对外提供担保及重大诉讼的情况。
可见,新疆某公司未对公司真实经营现状及资本运作情况进行披露。对于理性投资者来说,如果知晓上市公司存在大额资金拆借、募集资金管理混乱、违规对外担保及涉及重大诉讼的内部管理问题,必然会影响投资者对新疆某公司股票前景及盈利预期的负面影响,从而影响股票市场价格。同时,根据上述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新疆某公司虚假记载、重大遗漏的内容均符合重大事件认定标准。兼而言之,新疆某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已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应当认为新疆某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是具有重大性的违法行为。
综上所述,新疆某公司虚假记载、重大遗漏的虚假陈述行为是具有价格敏感性的重大事件,符合重大性认定法定标准。
二、田某主张的投资损失与案涉虚假陈述行为之间有无因果关系。本争议焦点涉及的因果关系包括原告的交易行为与案涉虚假陈述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原告的投资损失与案涉虚假陈述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即交易因果关系与损失因果关系。
(一)交易因果关系。
依照《证券虚假陈述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原告能够证明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原告的投资决定与虚假陈述之间的交易因果关系成立:(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了虚假陈述;(二)原告交易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三)原告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后、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实施了相应的交易行为,即在诱多型虚假陈述中买入了相关证券,或者在诱空型虚假陈述中卖出了相关证券”。按照该司法解释,田某的交易行为与新疆某公司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存在交易因果关系。
(二)损失因果关系。《证券虚假陈述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查明虚假陈述与原告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导致原告损失的其他原因等案件基本事实,确定赔偿责任范围。被告能够举证证明原告的损失部分或者全部是由他人操纵市场、证券市场的风险、证券市场对特定事件的过度反应、上市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等其他因素所导致的,对其关于相应减轻或者免除责任的抗辩,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依照上述司法解释,在交易因果关系存在的前提下,损失因果关系解决的是上市公司应对投资者所受损失承担多少的问题。如果投资者所受损失是由于虚假陈述行为以外的其他因素造成的,则应当根据其他因素原因力的大小,免除或减轻上市公司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证券虚假陈述规定》的规定,阻却上市公司赔偿责任的阻却事由大致有损失计算范围的认定、证券系统性风险、非系统风险,一审法院分述如下:1.损失计算范围的认定问题。田某在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存在多笔买卖,高金研究院在对投资者证券交易记录分析方案中阐明,是按照先进先出的原则对买入和卖出交易进行匹配,并按卖出数量对买入股票予以扣除,被扣除的股票不纳入损失计算。
因此,在上述先进先出匹配扣除后的首笔买入为“第一笔有效买入”,第一笔有效买入至揭露日期间的股票交易均参与损失计算。故,本案第一笔有效买入时间为2017年11月17日。
2.证券系统性风险及非系统风险的问题。本案中,证券虚假陈述行为从实施日到揭露日时间较长,在此期间,股票价格受系统性风险(大盘因素、行业因素、个股风格因素)与非系统风险(上市公司经营重大事件)的影响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应当予以扣除。高金研究院以损失量化计算模型采用“收益率曲线同步对比法”来计算投资者因虚假陈述导致的投资差额损失。该方法对影响股价的各种主要因素加以定量分析,在不考虑虚假陈述因素的前提下,以其他各主要因素所形成的新疆某公司模拟价格曲线计算得出投资者的模拟损益比例,将其与含虚假陈述因素在内的各因素共同影响下形成的投资者损益比例(名义损益比例)进行对比,从而得出投资者因受虚假陈述影响而产生的投资差额损失。
“收益率曲线同步对比法”基于大盘因素、行业因素、股票风格因素的量化计算构建模型,以及对股价造成显著影响的重大事件,模拟出除虚假陈述因素外,其他因素影响形成的某某堂股票日收益率(t代表不同日期),再以虚假陈述实施日的前一交易日的某某堂股票实际收盘价为模拟初始价格P0,根据模型计算的日收益率模拟出某某堂每日股票价格Pt=P0×(1+)×(1+)×…×(1+)(以下简称某某堂股票模拟价格)。在计算出某某堂股票模拟价格后,首先,计算出名义损益比例。根据加权成本法计算买入均价【买入均价=∑购入股票金额/∑购入股票数量】,并计算名义买入成本、名义回收成本以及名义损益比例;其次,计算模拟损益比例,根据加权成本法计算模拟买入成本、模拟回收成本以及除虚假陈述外其他因素影响下所产生的模拟损益比例;第三,计算投资差额损失。
投资差额损失金额=名义买入成本×(名义损益比例-模拟损益比例)。高金研究院采用多因子模型法来计算某某堂A股中因系统风险因素(不包含非系统性事件因素)引发的股票模拟日收益率。
一审法院认为
该测算方法可以更合理的计算不同时期买入新疆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因市场系统风险受到的损失,高金研究院以此方法测算系统风险扣除比例,亦系专业认定。各方当事人就系统风险的测定方法亦均未提出异议。对于非系统风险的考虑,高金研究院在考虑非系统风险对股价影响的时候首先考虑新疆某公司提交的重大事件是否对股票价格产生显著影响。非系统风险与系统风险对于对股价的影响在于,系统风险对于股价的影响是长期的,会影响每日的股票收益率,而非系统风险只会在一个事件窗口期内对股票收益率造成影响。高金研究院采用国际通用的事件分析法,窗口期为3个交易日(如果遇到涨跌停,超过3个交易日,则持续到涨跌停打开的当天为止),对新疆某公司提交的重大事件逐一进行检验,得出显著影响公司股票价格变化的重大事件:2018年6月19日发布《某某堂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2019年5月24日发布《某某堂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和《某某堂控股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以上事件发生后,公司股价下跌,在事件窗口期内的事件收益率统计上显著高于股票的正常波动范围,所以这些事件显著影响股票价格。
对此认定,某所抗辩认为,部分事件虽然未导致首个交易日股价下跌,但事件公布后的第二个交易日股价下跌明显,应当将此事件纳入模拟收益率计算。同时,部分事件虽然未导致股价在首个交易日下跌达到5%,但事件公布后的连续三个交易日股价持续下跌,累计跌幅超过5%,应当将此事件纳入模拟收益率计算。
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事件分析法系首先将股票收益率分解为系统性风险带来的收益率和非系统风险带来的收益率(即事件收益率),然后检验事件窗口期内的事件收益率是否显著高于正常高于波动范围。换言之,股价波动幅度内同时包括系统性风险及非系统风险共同导致的波动幅度,同时,非系统风险重大事件的认定须同时考虑非系统风险认定的局部性,在相对有效的市场中,股票价格对重大事件的反应一般在1天内即可完成。故,高金研究院未将新疆某公司提交的重大事件清单中其他的重大事件纳入模拟收益率计算系专业认定和分析,该认定并无不当。针对新疆某公司抗辩认为,非系统风险未将2019年8月媒体公开信息纳入模拟收益率计算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一审法院针对本案揭露日认定部分已详细阐述了一审法院未予认定2019年8月1日虎视财研发布《某某堂财报中的五颗雷》之日并非本案揭露日,且该事件的发生对新疆某公司的股票价格未引起异常波动;其次,高金研究院的回复意见中亦佐证了没有充分证据表明新疆某公司列举的2019年8月媒体公开信息对新疆某公司股票的股价产生了显著影响。
同时,高金研究院采用专家意见书的检验方法对上述媒体信息检验,也未能得出显著影响股价的结论。故,一审法院对高金研究院认定的应纳入模拟收益率计算的重大事件予以确认,对新疆某公司、某所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三、关于新疆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揭露日、基准日、基准价的认定。
(一)关于案涉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的问题。本案中,田某主张案涉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为新疆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的发布之日,即2017年4月22日。被告认为案涉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为新疆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的发布之日2017年4月22日后的首个交易日即2017年4月24日。一审法院认为,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中对虚假陈述实施日的认定应依法认定,并不以当事人意思表示而予以确认。
依照《证券虚假陈述规定》第七条规定,“虚假陈述实施日,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虚假陈述或者发生虚假陈述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证券交易场所的网站或者符合监管部门规定条件的媒体上公告发布具有虚假陈述内容的信息披露文件,以披露日为实施日;通过召开业绩说明会、接受新闻媒体采访等方式实施虚假陈述的,以该虚假陈述的内容在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媒体上首次公布之日为实施日。信息披露文件或者相关报道内容在交易日收市后发布的,以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为实施日。因未及时披露相关更正、确认信息构成误导性陈述,或者未及时披露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事项等构成重大遗漏的,以应当披露相关信息期限届满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为实施日”。
一审法院认为,从虚假陈述的表现形式来看,虚假陈述行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积极的作为,一类是消极的沉默。如《证券法》第七十九条中所述的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中期报告、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中所述的临时报告中的虚假说明、误导性陈述,是较为典型的积极的虚假陈述行为。不履行《证券法》第七十八条规定披露义务的行为以及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中重大遗漏未及时披露的行为则属于消极的虚假陈述行为。本案的虚假陈述行为既包括新疆某公司未在2016年至2019年年报中的虚假记载、重大遗漏的积极的虚假陈述行为,还包括新疆某公司在符合临时披露条件的情况下未及时披露关联交易的消极的虚假陈述行为。
对于积极的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的认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信息时,作出明确而具体但与事实不符的陈述,如在年度报告中的虚假记载,其作出该陈述的日期就是虚假陈述实施日。而消极的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的确定则取决于信息披露的法定期限。
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2018年修订、2019年4月修订)10.2.4条规定,“上市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0.5%以上的关联交易(上市公司提供担保除外),应当及时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62-3款,“及时,是指自起算日起或者触及披露时点的两个交易日内”。根据新疆某公司对外公布的《2015年年度报告》显示,新疆某公司201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454,805,165.92元,也就是说,新疆某公司在2016年度只要发生交易金额在3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0.5%(454,805,165.92元×0.5%=2,274,025.83元)以上的关联交易,即应于自起算日起或者触及披露时点的两个交易日内进行披露。
根据一审法院向中国证监会调取新疆某公司关联交易明细可以证实,新疆某公司第一笔关联交易发生于:新疆某公司全资子公司某某堂医药于2016年9月23日通过湖北某某医药有限公司向湖北某公司转账2,500万元,该笔关联交易金额已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4条规定的披露标准,触及披露时点,产生对该项关联交易进行披露的义务,新疆某公司负有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62-3款规定于“触及披露时点的两个交易日内”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2016年9月23日(周五)为起算日,起算2个交易日,则最迟应于2016年9月26日(周一)披露信息。
同时,新疆某公司在本案中的数项披露行为触及信息披露时点而未履行披露义务的情况下,涉案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应为新疆某公司应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而未履行披露义务的最早日期,即应依据涉案第一笔关联交易事项触及的披露时点确定涉案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故涉案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应为2016年9月26日。
(二)关于案涉虚假陈述行为揭露日的问题。田某主张案涉虚假陈述行为揭露日为新疆某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之日,即2020年4月28日。新疆某公司不认可田某的该项主张,新疆某公司认为本案的揭露日为微信公众号虎视财研发布《某某堂财报中的五颗雷》一文的日期,即2019年8月1日。新疆某公司认为,《某某堂财报中的五颗雷》一文详细分析了新疆某公司2016年至2018年的毛利率、其他应收款期末账面余额等财务数据,以及某某保健食品有限公司、某某药业有限公司与新疆某公司的资金往来情况,并在该文中指出新疆某公司可能存在财务舞弊的重大嫌疑以及非法挪用上市公司资金的违规行为。
同时,认为该文发布后,新浪财经、腾讯财经等网站进行了转载,此后第一个交易日,新疆某公司的股票下跌4.21%。一审法院认为,虚假陈述被揭示的意义在于其对证券市场发出了一个警示信号,提醒理性投资人重新判断股票价值,进而对股票市场价格产生影响。媒体报道的日期被认定为虚假陈述揭露日的缘由在于该媒体报道的影响范围已经辐射全国范围且对证券市场产生影响,对理性投资人的投资决策起到了足够的警示效果,因理性投资人的“买者自警”的原则,直接影响了股票在证券市场的交易价格。故,本案审查揭露日的关键在于微信公众号虎视财研发布《某某堂财报中的五颗雷》一文是否被理性投资人信赖,对证券市场乃至股票价值产生实质影响。
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某某堂财报中的五颗雷》中提及的新疆某公司财务数据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有部分财报数据,亦有部分该文笔者的个人分析;其次,虎视财研自2019年8月1日发布《某某堂财报中的五颗雷》一文以来,截至2023年8月,该文章点击率为1800余次。可见,该微信公众号的关注度及影响力并未达到全国性影响的媒体范畴。虽然新疆某公司认为该文发出后,受到多家媒体的转载,但该转载也并未有后续发酵数据支撑,新疆某公司的举证亦未能证实证券市场收到了该文章明确发出的明确警示信号,同时对此做出相应反应;第三,该文发布后,新疆某公司当日股价下跌0.25%,次日下跌4.25%,此后两天新疆某公司股票平均上涨2.8%。
但同一时间段,上证指数、申万一级医药生物、申万二级医药商业、申万三级医药流通股票大盘均连续下跌,反而新疆某公司股票在小幅震荡后仍有小幅上涨。从股票价格波动情况来看,证券市场亦未受到《某某堂财报中的五颗雷》一文的影响,从而造成新疆某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
综上所述,新疆某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虎视财研发布《某某堂财报中的五颗雷》之日,即2019年8月1日为本案的揭露日。
依照《证券虚假陈述规定》第八条规定,“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报刊、电台、电视台或监管部门网站、交易场所网站、主要门户网站、行业知名的自媒体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并为证券市场知悉之日。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开交易市场对相关信息的反应等证据,判断投资者是否知悉了虚假陈述。除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外,下列日期应当认定为揭露日:(一)监管部门以涉嫌信息披露违法为由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立案调查的信息公开之日;(二)证券交易场所等自律管理组织因虚假陈述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等责任主体采取自律管理措施的信息公布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的虚假陈述呈连续状态的,以首次被公开揭露并为证券市场知悉之日为揭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多个相互独立的虚假陈述的,人民法院应当分别认定其揭露日”。依据上述规定,在新疆某公司没有足够相反证据反驳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当认定监管部门以涉嫌信息披露违法为由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立案调查的信息公开之日为本案的揭露日。新疆某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对外公告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信息,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虚假陈述揭露日为2020年4月28日。
(三)关于案涉虚假陈述行为基准日、基准价的问题。
依照《证券虚假陈述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的基准日,是指在虚假陈述揭露或更正后,为将原告应获赔偿限定在虚假陈述所造成的损失范围内,确定损失计算的合理期间而规定的截止日期。在采用集中竞价的交易市场中,自揭露日或更正日起,被虚假陈述影响的证券集中交易累计成交量达到可流通部分100%之日为基准日。自揭露日或更正日起,集中交易累计换手率在10个交易日内达到可流通部分100%的,以第10个交易日为基准日;在30个交易日内未达到可流通部分100%的,以第30个交易日为基准日。虚假陈述揭露日或更正日起至基准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为损失计算的基准价格”。
本案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的基准日为新疆某公司上市可流通股票换手率达到100%的2020年6月11日,基准价为3.08元。
四、田某的损失认定问题。高金研究院通过上述计算方法计算得出投资者田某:1.名义买入成本=买入均价(7.75元)×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的净买入股数(61100股)=473,493元;2.名义回收成本=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卖出股票回收成本+基准日持有股票回收成本=188,045.43元;3.名义损益金额=285,447.57元;4.名义损益比例=(名义买入成本-名义回收成本)÷名义买入成本×100%=60.29%。通过“收益率曲线同步对比法”测算:1.模拟买入成本=模拟买入均价(9.54元)×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的净买入股数(61100股)=582,729.18元;2.模拟回收成本=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卖出股票模拟回收成本+基准日持有股票模拟回收成本=353,330.11元;3.模拟损益比例=(模拟买入成本-模拟回收成本)÷模拟买入成本×100%=39.37%。
因此,该投资者因虚假陈述导致的投资差额损失=名义买入成本×(名义损益比例-模拟损益比例)=99,054.74元。一审法院对投资者田某的该部分赔偿主张予以支持。
五、新疆某公司赔偿责任的认定。
依照《证券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公告的证券发行文件、定期报告、临时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及其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新疆某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披露的《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中存在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及管理费用的虚假记载,《2019年年度报告》中存在虚增其他业务收入、虚增利润总额的虚假记载。
同时,新疆某公司未及时披露及未在2016年至2019年年度报告中未披露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关联交易,未如实披露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未及时披露且未在《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年度报告》中按规定披露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及重大诉讼的有关事项。新疆某公司的上述行为属于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和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的行为,依据《证券法》第八十五条之规定,新疆某公司应当对投资者田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六、新疆某公司控股股东湖北某公司赔偿责任的认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湖北某公司在新疆某公司中占股72.26%,系新疆某公司的控股股东。张某某在湖北某公司中占股75.67%,李某在湖北某公司中占股16.66%。
同时,新疆某公司年度报告及《行政处罚决定书》均认定张某某、李某系新疆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针对湖北某公司作为新疆某公司的控股股东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分述如下:1.从新疆某公司虚假陈述行为的表现形式来看,新疆某公司于2016年至2019年期间,连续4年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向湖北某公司及其关联方提供非经营性资金25.92亿元,上述占用资金主要用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偿还股票质押融资本息、大股东投资、归还借款等;2018年1月、2018年9月期间,新疆某公司先后为湖北某公司提供大额担保。上述法定披露事项均未及时披露且未在2016年至2019年年报中披露。
从上述虚假陈述行为的表现形式来看,湖北某公司系新疆某公司虚假陈述行为的根本受益方,可以证实湖北某公司对新疆某公司的上述虚假陈述行为明知;2.从新疆某公司、湖北某公司与张某某、李某的关系来看,湖北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系张某某、李某。张某某、李某对湖北某公司控股92.33%,属于绝对控股地位。同时,张某某、李某系湖北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董事。故张某某、李某对湖北某公司的经营方针、政策等公司重要事项均享有绝对控制影响力;新疆某公司的控股股东是湖北某公司,新疆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张某某、李某,张某某、李某又是新疆某公司的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
同时,张某某、李某还是湖北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以上事实可知,虽然新疆某公司的控股股东系法人股东湖北某公司,但因新疆某公司、湖北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系张某某、李某,所以,无论是新疆某公司,还是湖北某公司,均是受张某某、李某控制;3.从《行政处罚决定》对张某某、李某的认定来看,中国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新疆某公司时任董事长张某某,新疆某公司时任副董事长、总经理李某,新疆某公司时任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魏某某是涉案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主要策划者、组织实施者,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故,湖北某公司在张某某、李某的控制下,其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其对新疆某公司虚假陈述行为不知情的情况下,张某某、李某又对新疆某公司虚假陈述行为具有组织、指使的故意,从而可以认定,张某某、李某利用对湖北某公司的控制权,通过湖北某公司这个控股股东,实际组织、指使新疆某公司实施虚假陈述行为。
综上所述,依照《证券虚假陈述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发行人实施虚假陈述,致使原告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原告起诉请求直接判令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依照本规定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故,一审法院认定湖北某公司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湖北某公司应当对投资者田某的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故,一审法院对新疆某公司与湖北某公司对投资者田某的损失承担共同赔偿责任予以确认。
七、张某某、李某、魏某某对新疆某公司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认定问题。
1.本案中,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张某某、李某为新疆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某某时任新疆某公司董事长,李某时任副董事长、总经理,魏某某时任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应当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其任职期间上市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承担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张某某、李某、魏某某是涉案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主要策划者、组织实施者,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2.依照《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证券发行文件和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发行人的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证券发行文件和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监事应当签署书面确认意见。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发行人及时、公平地披露信息,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第八十五条:“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公告的证券发行文件、定期报告、临时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及其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证券虚假陈述规定》第十四条:“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主张对虚假陈述没有过错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其工作岗位和职责、在信息披露资料的形成和发布等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取得和了解相关信息的渠道、为核验相关信息所采取的措施等实际情况进行审查认定。
前款所列人员不能提供勤勉尽责的相应证据,仅以其不从事日常经营管理、无相关职业背景和专业知识、相信发行人或者管理层提供的资料、相信证券服务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等理由主张其没有过错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五条:“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依照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以书面方式发表附具体理由的意见并依法披露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主观上没有过错,但在审议、审核信息披露文件时投赞成票的除外”规定,本案中,张某某、李某、魏某某作为新疆某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经查确认系涉案新疆某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主要策划者、组织实施者,对新疆某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负有直接责任,存在明显过错。
张某某、李某、魏某某主张在工作中勤勉尽责并无过错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田某主张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张某某、李某、魏某某对新疆某公司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八、某所赔偿责任的认定。
(一)某所是否勤勉尽责、是否存在过错。
依照《证券虚假陈述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信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财务顾问等证券服务机构制作、出具的文件存在虚假陈述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参考行业执业规范规定的工作范围和程序要求等内容,结合其核查、验证工作底稿等相关证据,认定其是否存在过错。证券服务机构的责任限于其工作范围和专业领域。证券服务机构依赖保荐机构或者其他证券服务机构的基础工作或者专业意见致使其出具的专业意见存在虚假陈述,能够证明其对所依赖的基础工作或者专业意见经过审慎核查和必要的调查、复核,排除了职业怀疑并形成合理信赖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没有过错”。
第十九条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能够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没有过错:(一)按照执业准则、规则确定的工作程序和核查手段并保持必要的职业谨慎,仍未发现被审计的会计资料存在错误的;(二)审计业务必须依赖的金融机构、发行人的供应商、客户等相关单位提供不实证明文件,会计师事务所保持了必要的职业谨慎仍未发现的;(三)已对发行人的舞弊迹象提出警告并在审计业务报告中发表了审慎审计意见的;(四)能够证明没有过错的其他情形”。本案中,《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某所为某某堂出具的2016年至2018年年度报告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故,一审法院对某所出具的新疆某公司2016年、2017年、2018年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中存在虚假记载的虚假陈述行为予以确认。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一审法院审查某所应否承担本案投资者赔偿责任的审查重点在于某所作为审计机构,在为新疆某公司出具审计报告过程中是否勤勉尽责,是否存在过错。某所抗辩认为,在为新疆某公司收入审计时,某所选取重要公司(某某堂医药、南京某某堂、新沂某某堂)对相关收入执行了充分适当的审计程序(风险评估程序、内部控制测试、分析程序、检查程序),均未发现重大缺陷。新疆某公司2018年对外担保未履行公司任何审议程序,属于违规担保。
且某所在2019年度为新疆某公司出具的是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故某所已经勤勉尽责。新疆某公司虚增营业收入系内部有计划、有预谋、有分工、有配合的舞弊行为。某所已经按照审计准则要求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实施了必要的审计程序,在舞弊的情况下,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4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与舞弊相关的责任》第六条中“审计的固有限制”之规定,某所并不存在未尽勤勉义务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审计机构在审计过程中是否勤勉尽责,既不单纯以最终审计结论的真实性为依据,也不能仅因审计固有的局限性就排除会计师的义务和责任,而是应结合被审计对象的具体情况,区分会计责任与审计责任,判断审计行为是否遵循了相应的审计准则,以及在审计过程中是否运用了合理的职业判断、是否尽到特别注意义务、是否保持了合理的职业怀疑,是否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将审计风险降至可接受的低水平。
从而认定审计机构是否勤勉尽责,是否存在过错。一审法院对与新疆某公司虚假陈述行为具有相关性的审计行为中,某所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逐一分析如下:第一,新疆某公司2016年至2019年年度报告中存在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及管理费用的问题。首先,鉴于某所在2019年度为新疆某公司出具的是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故,某所对新疆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中虚假陈述行为不存在过错,并无未尽勤勉义务之责。其次,针对某所为新疆某公司出具2016年至2018年年度报告中涉及虚增收入、利润是否尽到勤勉义务的问题。注册会计师对收入进行审计应遵循的基本要求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风险评估程序,二是测试被审计单位销售与收款循环的内部控制制度,三是执行收入测试时注重运用分析程序,四是针对收入实施检查程序。
一审法院基于以上要求核查某所在案涉审计工作中是否尽到勤勉义务。
1.风险评估程序。某所认为其已对新疆某公司的营业收入评估为“可能存在较高重大错报风险的领域”。一审法院认为,某所在2016至2018年审计中关注到某某堂因重组“存在业绩压力、存在由于舞弊导致财务报表发生重大错报的可能性”“因存在业绩承诺,需重点关注业绩的真实性”,却未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和职业怀疑,未在风险评估工作底稿中将“营业收入”项目评估为特别风险,对营业收入的风险评估结论不恰当。在上述怀疑未核实的情况下仍然作出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存在明显过错。同时,在新疆某公司2018年收入108亿元,净利润5.6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1亿元。
新疆某公司董事长张某某、副董事长李某等高管人员2018年为某某堂提供4.3亿元担保。某所未有效识别上述情况,制作的舞弊风险因素评价表中均填写为“不存在该事项”。在后期获取到相应信息后未根据审计证据修正风险评估结果,未修改相应审计计划采取进一步审计程序,未能全面评估舞弊导致的财务报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存在明显过错。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4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与舞弊相关的责任》第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五十一条的要求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11号--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并评估重大错报风险》第十七条、第三十四条的要求。
2.内部控制程序。一是某所在2016年至2018年内部控制测试中存在诸多异常情形未进一步验证。如:获取的部分销售收入无客户签收确认、部分客户已审批授信额度小于客户实际赊销额度,获取的部分银行收款回单存在交易日与起息日不一致、同一银行经办柜员前后备注格式不一致、部分银行回单印鉴模糊等。某所未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和职业怀疑,相关底稿记载的“控制运行有效”测试结论缺少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支持。二是某所在2016至2018年销售与收款循环穿行测试中,所检查同一项业务的各个环节获取的原始文件并非同一销售客户,无法达到追踪同笔交易在财务报告信息系统中的处理过程的效果,底稿将“控制活动是否得到执行”记载为“是”。
三是某所在2017年采购与付款循环穿行测试中,所检查同一项业务的各个环节获取的相关原始文件并非同一供应商,无法达到追踪同笔交易在财务报告信息系统中的处理过程的效果,相关底稿将“控制活动是否得到执行”记载为“是”。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第二十八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4号--审计抽样》第二十一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11号--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第二十九条以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31号--针对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采取的应对措施》第八条、第十条的要求。
在内部控制测试程序中的缺陷,致使某所对新疆某公司的营业收入有实质性的认定缺陷,某所明显存在过错。
3.关于审计程序。一是某所在2016至2018年审计中,仅使用某某堂提供的银行流水对本期银行存款发生额较大的银行账户进行了银行对账单或网上银行流水记录与银行日记账双向核对,未采取全程有效监督应对风险;在2017年至2018年审计中,未实地走访银行打印流水,致使新疆某公司三家主要子公司某某堂医药、南京某某堂、新沂某某堂6个主要账户2016年至2018年度资金流水,会计账簿记载的销售收款、采购付款及费用报销等业务无对应银行资金收支流水。二是未对当期已销户以及期末余额为零的保证金账户的银行存款实施充分函证程序,且未关注同一银行函证回函与银行流水、对账单印章不同、部分销售客户回函地址与发函地址不一致,发函信息中存在不同单位联系人、电话、地址一致或所留联系方式与联系地址归属区域不一致等异常情况。
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以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的要求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2号--函证》第十二条的要求。第二,新疆某公司2016年至2019年年度报告中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关联交易的问题。首先,某所在2018年预付账款审计中,关注到某某堂向某某保健食品有限公司预付1.98亿元、向某某药业有限公司预付3.94亿元等两笔大额预付款存在异常,实际资金往来原因与所附的采购合同业务不相符、且明显不具有商业实质。
某所未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和职业怀疑,未考虑到因管理层舞弊可能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其次,某所对2018年在建工程审计中存在明显缺陷,一是不同合同中同一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字迹明显不一致;二是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与实际付款时间不一致,差异较大;三是合同金额与施工量不匹配,且合同单价偏高。上述审计程序缺陷致使某所未能发现某某堂向第三方的大额预付款最终流向某某堂控股股东的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行为。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第二十八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4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与舞弊相关的责任》第十三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31号--针对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采取的应对措施》第二十四条的要求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的要求。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某所对于新疆某公司虚假陈述行为具有过错,某所提出的抗辩未能证实其审计行为符合《证券虚假陈述规定》第十九条免责情形,亦不能证实其审计行为属于《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4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与舞弊相关的责任》第六条中“审计的固有局限”导致。故,一审法院认定,某所对新疆某公司虚假陈述行为的审计行为未尽勤勉义务,存在一定过错。
(二)某所赔偿责任范围。如前所述,作为证券服务机构的会计师事务所有其工作特点和审核成本,应当将其注意义务和责任范围界定在合理范围之内,明确其责任边界,实现“各负其职、各尽其责”。对于本案某所的责任范围,应当考量其行为性质、过错程度以及与投资者损失之间的原因力等因素综合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某所虚假陈述行为的涉及内容来看,主要涉及2016年至2018年年度报告中虚假记载。某所为新疆某公司2019年审计报告出具的系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其次,从主观过错程度来看,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某所与新疆某公司存在虚假陈述的共同故意,某所的主观过错程度相对较轻。
第三,从对投资者的决策影响来看,投资者投资一个公司须对该公司内部经营现状、核心产业、经营前景、潜力指数等综合予以分析。对于虚增收入、虚增利润的虚假记载将对投资者正确判断公司目前经营状况产生一定影响。据此,综合考量某所虚假陈述所涉事项及其过错程度等因素,一审法院酌定某所对新疆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责任在1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九、田某的各项主张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各被告均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证券虚假陈述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主张以揭露日或更正日起算诉讼时效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揭露日与更正日不一致的,以在先的为准。对于虚假陈述责任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责任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本案认为,依据前文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虚假陈述揭露日为2020年4月28日。自该时间起田某应当知晓其权利受到侵害,而本案于2022年6月7日立案,田某主张权利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本案各被告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新疆某公司、湖北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田某赔偿投资差额损失99,054.74元;二、张某某、李某、魏某某对新疆某公司的上述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某所在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新疆某公司、湖北某公司债务的15%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田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查明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案涉证券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应当如何认定;二、高金研究院出具的专家意见书能否作为损失计算依据;三、某所承担责任范围应如何认定。
一、关于案涉证券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应如何认定的问题。
本院认为,《证券虚假陈述规定》第七条规定:“虚假陈述实施日,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虚假陈述或者发生虚假陈述之日。……因未及时披露相关更正、确认信息构成误导性陈述,或者未及时披露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事项等构成重大遗漏的,以应当披露相关信息期限届满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为实施日。”根据前述规定,如虚假陈述行为包括“未及时披露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事项等构成重大遗漏的”的情形,则应当以披露相关信息期限届满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为实施日。《证券法》第八十条规定:“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的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场所报送临时报告,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前款所称重大事件包括:……(三)公司订立重要合同、提供重大担保或者从事关联交易,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披露,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前款所称重大事件包括:(一)《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二款规定的重大事件……。”本案中,新疆某公司全资子公司某某堂医药有限公司于2016年9月23日通过湖北某某医药有限公司向湖北某公司转账2,500万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4条“上市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0.5%以上的关联交易(上市公司提供担保除外),应当及时披露”的要求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中“(三)及时,是指自起算日起或者触及披露时点的两个交易日内”的标准,一审法院根据前述关联交易发生的时间,即2016年9月23日(周五)认定案涉虚假陈述实施日为2016年9月26日(周一),并无不当。
因中国证监会于2022年4月1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载明的新疆某公司存在的违法事实,包括新疆某公司在2016年至2019年的虚假记载、未及时且未在年度报告中披露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关联交易及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及重大诉讼的有关事项、未如实披露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该一系列行为完全符合重大事件的规定,一审法院依据一系列违法行为中的第一笔关联交易事项触及的披露时点确定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并无不当。
二、关于高金研究院出具的专家意见书能否作为损失计算依据的问题。
(一)虽然田某上诉中认为案涉专家意见书不属于证据类型、核心要件不明、缺乏详细的论证过程、通过所谓的“收益率曲线同步对比法”测算损失与《证券虚假陈述规定》的投资差额损失计算方法存在明显差异有误等问题,但其未能提供国家认可的证券投资损失核定机构,也未能提出更为科学、合理的核损计算方法进行反驳,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高金研究院通过构建损失量化计算模型,采用“收益率曲线同步对比法”,对影响股价的各种主要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在不考虑虚假陈述因素的前提下,以其他各主要因素所形成的新疆某公司股票价格模拟曲线计算得出投资者的模拟损益比例,再将该模拟损益比例与含虚假陈述因素在内的各因素共同影响下形成的投资者损益比例(名义损益比例)进行对比,进而计算出投资者受虚假陈述影响而产生的投资差额损失。
通过上述方法得出的田某投资差额损失,所采用的方法科学,充分考虑了各种因素对于新疆某公司股票价格的影响,有效区分了虚假陈述因素和其他因素,一审法院对专家意见书予以采用并无不当。对于田某上述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二)证券虚假陈述中投资者的投资损失金额、虚假陈述以外其他风险因素导致的损失扣除比例等问题,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一审法院依新疆某公司的申请委托高金研究院就上述事项进行鉴定,并无不当。田某主张由人民法院委托专家出具专家意见书,有违司法中立原则且程序有误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
(三)关于第一笔有效买入认定是否有误的问题。首先,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并未对计算证券买入成本具体采取何种方法作出具体规定。其次,根据《证券虚假陈述规定》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只将实施日之后、揭露日之前买入,揭露日之后卖出的股票纳入计算损失的范围,而专家意见书将田某从实施日至揭露日按照先进先出原则对买入和卖出交易进行匹配,将投资者在揭露日前已抛售的股票购买价予以扣减,从而认定第一笔有效买入的时间符合前述二十七条规定的精神。
三、关于某所承担责任范围应如何认定的问题。
本院认为,某所出具新疆某公司2016年至2018年审计报告,本案应当适用《证券法》(2014年修订)第一百七十三条“证券服务机构为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等证券业务活动制作、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财务顾问报告、资信评级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应当勤勉尽责,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其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之规定,以及《审计侵权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一款“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因过失出具不实报告,并给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其过失大小确定其赔偿责任”之规定。
本案系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属于民事侵权纠纷,相关责任人所承担的责任应与其过失大小及侵权行为所能造成的后果相匹配。虽然某所在出具有关新疆某公司2016年至2018年的审计报告中未尽勤勉义务,导致其出具的审计报告包含虚假记载,但在某所对案涉侵权行为不存在主观故意的情况下,应当基于其过错程度,对其承担连带责任的范围予以确定。一审法院综合某所的行为性质、过错程度、与投资者田某投资损失之间的原因力大小等因素,酌定某所在新疆某公司、湖北某公司承担责任1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田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89.03元(田某已预交),由田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建红
审判员 张斌
审判员 闫乔乔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丛雅靓
资料说明:本页裁判文书全文取自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裁判文书,当事人信息为法院公开发布时的匿名化处理,整理于 2026-11-18。「案情归纳与裁判要旨」为本所整理,不构成法律意见;如与法院发布的原文有出入,以原文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