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亮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相关案件:华钰矿业(601020)索赔条件与时效 →同案:华钰矿业证券虚假陈述系列案件裁判综述 →
案情归纳与裁判要旨
案情:华钰矿业2017、2018年未披露与西藏开恒、西藏诚康的关联交易,被西藏监管局〔2022〕1号处罚(公司罚款180万元);西藏高院二审认为该遗漏属中性信息、不具重大性,投资者损失与其无因果关系,驳回两案上诉。刘晓亮2017年9月买入7,000股并持有至揭露日,诉请投资差额146,580元等合计146,939.35元;一审(2022)藏01民初5号驳回,二审认定关联交易不具重大性、不存在因果关系,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3,238.79元由其负担。
裁判要旨:虚假陈述的重大性不仅看违法行为,也要看披露内容是否属诱多型或诱空型;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款项已收回,揭露后股价与大盘同步,不具重大性。
裁判文书全文
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3)藏民终5号
当事人信息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晓亮(出生日期、住址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格桑路华钰大厦。
法定代表人:刘良坤,该公司董事长。
审理经过
上诉人刘晓亮因与被上诉人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华钰矿业)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藏01民初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3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晓亮、被上诉人西藏华钰矿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二审诉讼请求
刘晓亮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
二、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法院对重大性标准理解错误,法律适用不当,事实认定错误。
1.一审法院混淆了虚假陈述的揭露(违法行为的揭露)和关联交易本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22)2号](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三款明文规定“(三)虚假陈述的实施、揭露或者更正导致相关证券的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产生明显的变化。”强调的是违法行为被揭露时对市场的影响。本案是消极不作为型的没有披露关联交易,二级市场不知悉,当然实施的时候不会导致价或量的变化,只需要考察在揭露或更正的时候是否导致价或量的变化,在本案中就是指2021年4月29日西藏华钰矿业自行披露关联交易之后,是否导致了价或量的明显变化。
一审法院错误的分析关联交易行为本身会不会导致价或量的变化,纯属法律理解和适用错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举例说明:证监会揭露某上市公司虚增利润的时候(即虚假陈述被揭露时)导致了股价和成交量明显变化,就应当认定具有重大性,而不是单纯的去分析虚增利润的行为本身,是否导致价或量的变化。
2.一审法院认为“单纯就关联交易而言,价格公允的关联交易不会产生上市公司资金被违规占用的风险,亦不会导致股价产生明显变化。”没有事实依据且与专业机构的意见不符。2021年4月29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第4项导致否定意见的事项,明确指明“西藏华钰矿业未严格按照其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相关内部控制程序,导致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没有得到及时识别审批和披露未能有效防范资金被违规占用的风险。”并据此认定为内控重大缺陷,故出具内部否定意见。
综上,在审计机构和公司董事会,均认为西藏华钰矿业未严格按照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相关内部控制程序,导致关联交易没有得到及时识别审批和披露,未能有效防范资金被违规占用的风险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否定了审计机构和公司董事会的意见,显然是违背事实、违背专业机构的意见,与审计机构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和《董事会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严重不符。
3.一审法院比较2018年和2020年关联交易合法披露后的走势与本案没有可比性。(1)一审法院列举的2018年8月17日发布《西藏华钰矿业关于关联方向合资公司塔铝金业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和2020年12月9日发布《西藏华钰矿业拟出售恒琨冶炼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是依法披露的合法公告。但2021年4月29日披露的关联交易补充公告,是对违法行为的揭露和改正二者的性质截然不同。况且三种关联交易披露的时机不同、大盘的走势不同,内容不同,利空利好的性质不同,披露之后的对市场的影响更不可能相同,显然没有可比性和参考性,不能类比推理。
一审法院依据合法公告后的走势,来判断违法行为被揭露后是不具有重大性,纯属“张冠李戴”。(2)一审法院列举的2021年9月17日被立案调查之后的走势,与关联交易的事实不同,之后的走势、与重大性的认定更没有关联性,与一审法院陈述的“单纯发布关联交易的公告并未导致股价大幅波动”不存在任何逻辑关系,没有比较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4.关联交易定价是否公允、是否损害公司利益、是否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是否影响公司独立性以及款项是否收回,在案由上均属于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纠纷,与本案不属于同一个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更与重大性的认定标准无关,一审法院分析关联交易本身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明显是审理标的错误。本案是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审理的范围或者标的是“虚假陈述的实施和揭露是否给投资者造成了损失”而不考虑对上市公司造成何种影响。关联交易即使是对公司有利,不披露也是虚假陈述违法,被揭露后造成投资者损失也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与重大性的认定标准无关。
5.法律并不禁止关联交易,但是因为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都是上市公司常见高发的违法行为,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均对此予以严格监管,《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更有明确地、量化的标准,其中第10.2.4规定,上市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0.5%以上的关联交易,就应当及时披露;10.2.5规定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的关联交易,除应当及时披露外,还应当提供证券服务机构的审计或者评估报告,并将该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案中,西藏华钰矿业2017年的关联交易超过了披露金额标准的129.70倍,超过披露百分比标准的50.64倍;2018年销售金额超过了披露金额标准的106.63倍,超过披露百分比标准的35.40倍,西藏华钰矿业既没有审计、审议,更没有依法向二级市场披露,法律、法规、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形同虚设,对此证监会才给予高额的行政处罚。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西藏华钰矿业董事会,均已经明确认定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识别、审批、披露关联交易,未能有效防止资金被占用的风险,内控制度存在重大缺陷,这一事实非常清晰。
6.一审法院认为2021年4月29日披露的31份公告“均属于重大利空消息,必然会引起市场的过度反应,导致股价下跌”据此认定2021年4月30日复牌之后的下跌不是虚假陈述造成的,纯属故意割裂下跌的因果关系,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一审中,原告已经指出:2021年4月29日发布的31篇公告中,其中的11篇都是围绕“未依法审批、审议、披露关联交易”这一事项发表的相关的利空性质的公告,特别是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更是重大利空,这足以证“未依法审批、审议、披露关联交易”导致未能有效防止被资金占用的风险,审计机构据此认定其内控制度存在重大缺陷,是导致被出具内控否定意见、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根本原因,因此与复牌之后的下跌都是因为“未依法审批、审议、披露关联交易”以及系列公告引发的,三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
除此之外的20篇公告均是年报、季报、会议通知等客观性的中性公告,即使《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中的财务数据出现下降,公司也只是进行了客观的披露,并没有“利润下滑”的评论。从以上对31份公告的分析可以明显的发现,2021年4月30日复牌之后公司股价连续3个交易日“一”字跌停板,累计跌幅15.12%,换手率极度萎缩,三个交易日换手率累计只有1.905%,这种强烈的市场反应与“未依法披露关联交易”具有更紧密的关联性,这是基本的投资常识,而与业绩下降的关联性不大。从另一角度讲,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如果上市公司发生年度利润大幅同比下降则应当提前发布业绩预减或预亏公告,本案中西藏华钰矿业没有发布该类公告也足以证明利润下降不属于重大事件,况且年报数据中的多项财务数据也是存在上升或增加的,单纯的财务报告不足以造成二级市场强烈的下跌。
7.一审法院认为《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未涉及2019年、2020年的关联交易,即西藏证监局并未认定西藏华钰矿业2019年、2020年的关联交易系违法行为,也未对该公司从事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处罚,与重大性的认定标准无关,并且没有事实依据。(1)认定重大性的两个标准是:规定的重大事件实施或揭露后引发成交价或量变化,证监会的处罚针对哪一年与认定重大性没有任何关联性,一审法院据此否认重大性,完全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2)证监会之所以只处罚2017和2018年,是因为2017和2018年的关联交易没有依法披露,也没有更正和改正;之所以没有处罚2019年、2020年关联交易的原因,就是因为公司已经对2019年、2020年的关联交易进行了更正和补充确认,违法行为在被调查之前已经改正,所以没有处罚,但这一事实与重大性的认定标准没有任何关联性,一审法院对此进行区分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第二,一审法院认定因果关系是混淆概念,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1)本案中的关联交易和重大诉讼,根据信息对股价起到的作用属于利空信息;根据投资者的交易方向显然都属于隐瞒遗漏重大利空信息的“诱多型”虚假陈述。(2)原告提起民事赔偿的虚假陈述系指2017年、2018年的关联交易未依法披露,据此实施日是2017年8月16日,揭露日/更正日是2021年4月29日,原告的交易符合《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的因果关系标准。也正是因为2021年4月29日并未披露2017年及2018年的关联交易,因此,证监会才认定构成虚假陈述给予行政处罚,这正是原告的请求权基础。
(3)判断因果关系的标准是《若干规定》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除此之外一切观点都与因果关系认定无关。依据《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只要投资人证明自己在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买入该证券,并且在虚假陈述被揭露/更正日之后,因卖出或者持续持有而产生了亏损,就推定具备因果关系,原告就完成了基本的举证责任,这是明文的、客观性标准;被告如果不能举证证明原告存在十二条的列举的五款排除情形,法院就应当适用《若干规定》所确立的客观推定信赖原则,依法认定被告的虚假陈述与原告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第三,本案实施日为2017年8月16日,一审法院错误的适用法条,导致判决错误。
证监会认定最早的违法行为是2017年半年报中重大遗漏,根据《若干规定》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告发布具有虚假陈述内容的信息披露文件,以披露日为实施目。本案中,西藏华钰矿业是2017年8月16日发布的半年报隐瞒遗漏关联交易,属于上市公司做出的积极作为型的虚假陈述,因此,应当适用第二款的规定,以做出虚假陈述之日,即半年报的披露日2017年8月16日为实施日。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对“重大性”“因果关系”“实施日”的认定标准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作出错误判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二审辩方观点
西藏华钰矿业答辩称,一、未及时披露案涉关联交易的虚假陈述行为并未导致相关证券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明显变化,符合《若干规定》不具有重大性的除外情形,并且本案不存在一审法院法律适用不当、事实认定错误的情形。
1.上诉人错误理解了《若干规定》第十条虚假陈述行为重大性的判断标准,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揭露或者更正对股价或者交易量产生影响均应纳入“重大性”判断的考察范围。法律并没有规定消极不作为型虚假陈述不需要考虑虚假陈述行为实施的时候是否导致价或量的变化,而只片面地考察揭露或更正的时候的影响。在本案中,一审法院所关注的并非关联交易行为本身会否导致价或量的变化,而是未及时披露案涉关联交易的虚假陈述行为、以及同一行业、甚至同一家上市公司在发布类似关联交易公告后的价或量的变化。类似关联交易的公告发布后通常会引起上市公司股价上涨,而本案中在法院所认定的揭露日2021年4月29日后产生股价下跌,恰恰证明案涉关联交易披露本身并不会导致股价的下跌,而是2021年4月29日当日发布的其他公告披露的利空消息导致了股价下跌。
此外,在上诉状中上诉人做出了完全相反的陈述主张,一方面其认为本案是“消极不作为型的没有披露关联交易”,另一方面,其又认为“本案。.。属于上市公司做出的积极作为型的虚假陈述”。
2.一审法院的上述分述论证系基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而得出的结果,与专业机构针对内部控制程序的评价并不矛盾。《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均系针对内部控制程序的评价,仅是违反了规章制度,而非针对未及时披露案涉关联交易的虚假陈述行为,亦不涉及对《若干规定》第十条项下相关行为是否对证券交易价格或交易量的影响的认定。案涉关联交易是否对股价或者交易量造成实质影响需要具体客观综合考虑。在本案中,案涉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且相关资金已经收回,同时,被上诉人类似关联交易披露后市场反应并不显著,2021年4月30日股价下跌受到经营性利润下滑、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ST)等利空因素影响。
一审法院关于本案案涉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未对股价产生明显影响的论证是基于被上诉人提交各方面证据材料而得出的科学严谨结果。
因此,一审法院的认定是着眼于案涉关联交易是否对股价或交易量有明显影响做的分析论证;专业机构意见是着眼于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存在缺陷所做分析论证。两者是基于不同的逻辑关系作出的推理,既不矛盾,也不能混同。2022年4月29日发布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关于西藏华钰矿业上期非标事项在本期消除的专项说明-信会师报字[2022]第ZB10875号》亦明确,通过实施审计程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发现西藏华钰矿业已披露的关联方关系及交易完整,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
因此,2020年度保留意见事项的影响已消除。
3.被上诉人类似价格公允的关联交易披露后,未造成交易价格或交易量的明显变化,其股价波动幅度基本与上市公司所属的行业波动幅度相当。一审判决第30页以列举的形式分述论证了2018年、2020年和2021年被上诉人发布相类似公告后的价或量的变化,并得出在关联交易系价下,未披露案涉关联交易的虚假陈述行为不会导致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产生明显变化的结论。被上诉人有权依据《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三款规定举证虚假陈述并未导致相关证券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明显变化,并由此否定虚假陈述行为重大性。这当然可包括同一公司历史上其它类似关联交易披露后对市场影响,供法院审查。
同样需要说明的是,证券市场价格和交易量受多重因素影响,法院充分考虑证券市场特点,认真审查被上诉人提交的关于价格公允的关联交易不会对股价造成影响的各方面证据,符合法律规定。
4.上诉人错误理解了虚假陈述赔偿纠纷的审理范畴,相较于只去关注虚假陈述行为是否给投资者造成损害,更应优先审查行为本身是否具有重大性。此外,证券市场价格和交易量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不审查虚假陈述涉及关联交易本身特点,或者割裂其与其它影响证券市场因素的关系,机械得出结论,不仅不符合《若干规定》关于重大性、交易因果关联、损失因果关系及区分诱多诱空等最新规定,也是不科学不严谨的。法律并未限制被上诉人举证的范围,被上诉人充分举证,更有利于科学审查认定本案争议焦点,并维护上市公司及投资人合法权益。
5.案涉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且剩余资金均已收回,并不属于上诉人主张的输送利益、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关联交易就不具有重大性的分述论证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得当。《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明确记载内控否定意见的成因是“未严格按照其《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相关内部控制程序”,系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内部控制程序的执行存在问题,是对西藏华钰矿业财务报告内控体系漏洞和潜在风险给出的否定意见,而非案涉关联交易本身。
6.2021年4月29日披露的其他重大利空公告系导致股价下跌的主要原因,股价下跌与未披露案涉关联交易的虚假陈述行为被揭露没有因果关系。2021年4月29日发布的31份公告中,可能造成股价下跌的公告包括《内部控制审计报告》《2020年度财务报表出具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部分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于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公司股票以及其衍生品种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和年度报告相关的《2020年年度报告》,上述公告与《关于补充确认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相互独立,属于能单独区分的股价影响因素,均与未披露案涉关联交易的虚假陈述行为被揭露没有因果关系。
其中,与《内控否定意见》《ST警示公告》《保留意见说明》相类似的公告发布后,均会造成市场的过度反应,导致股价下跌,经统计在相关公告发布后30个交易日平均累积跌幅均超过-10%。结合前述价格公允的关联交易发布后的股价涨跌幅,更能够明显得出“2021年4月29日所披露的其他重大利空公告系导致股价下跌的主要原因”的结论。
因此,上述诸多公告内容均属于重大的利空消息,是导致西藏华钰矿业股价下跌的主要原因。股价下跌与未披露案涉关联交易的虚假陈述行为被揭露没有因果关系,一审法院此方面认定科学准确。
7.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2019年、2020年的关联交易未披露属于虚假陈述行为,应由其自身承担举证不利后果。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依据为西藏证监局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即2017年、2018年的案涉关联交易未披露,而并未涉及2019年、2020年的关联交易,故,2021年4月29日补充确认的2019年、2020年关联交易原则上与案涉关联交易没有关联。即使一审法院将本案的揭露日认定为2021年4月29日,《关于补充确认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因其指向对象的缘故而更应剔除给西藏华钰矿业股价带来的影响,由此亦可知当日的股价大幅下跌并非案涉关联交易未披露,而是存在其他重大利空消息。
除此以外,在西藏证监局并未认定2019年、2020年的关联交易系违法行为、也未对从事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处罚的前提下,上诉人应承担更为严苛的举证责任证明2019年、2020年的关联交易未披露属于虚假陈述行为,而在本案中因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则应由其承担举证不利后果。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上诉人亦认为2019年2020年关联交易因进行了更正,没有可处罚性。
二、未披露案涉关联交易的虚假陈述行为系中性信息,既非诱多型、亦非诱空型虚假陈述,不符合《若干规定》关于交易因果关系的认定条件。根据《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存在诱多型虚假陈述或者诱空型虚假陈述是原告的举证责任,是交易因果关系成立的前提。而在本案中,上诉人并未证明案涉关联交易未披露属于诱多型或者诱空型虚假陈述,其在上诉状中一方面认为本案是“消极不作为型的没有披露关联交易”,另一方面又认为,“本案。.。属于上市公司做出的积极作为型的虚假陈述”。案涉关联交易未披露不符合《若干规定》第十一条就交易因果关系的认定条件,故在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的情形下应由其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
自始至终,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依据均为西藏证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即2017年、2018年的案涉关联交易未披露,而法院认定的2021年4月29日为揭露日,从法理上也是遵循九民纪要的规则,并非上诉人曲解的“2021年4月29日并未披露2017年及2018年的关联交易,因此证监会才认定构成虚假陈述给予行政处罚,这完全是上诉人的臆想猜测。
三、一审法院依据《若干规定》第七条的规定认定本案的实施日为2017年8月17日,于法有据。上诉人错误理解了本案的虚假陈述行为本身以及《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了实施日的认定标准,其中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积极型虚假陈述的实施日认定标准,即披露信息存在造假的积极型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七条第三款又规定了消极型虚假陈述的实施日认定标准,即信息应披露而未披露的消极型虚假陈述。本案中被上诉人应披露而未披露案涉关联交易的虚假陈述行为,属于典型的消极型信披瑕疵,上诉人在上诉状文首即认可该观点并明确“本案是消极不作为的没有披露关联交易”。
故,本案的实施日应适用《若干规定》第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以应披露相关信息期限届满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17年8月17日作为本案的实施日。
一审诉讼请求
刘晓亮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刘晓亮投资差额损失146580元、交易税费293.16元、利息66.19元,共计146939.35元;2.本案诉讼费由西藏华钰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
一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一)西藏华钰矿业的基本情况西藏华钰矿业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简称华钰矿业,股票代码601020,西藏道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道衡公司)系西藏华钰矿业的控股股东,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系西藏华钰矿业常年审计服务单位。刘建军为西藏道衡的法定代表人,2017年至2020年任西藏华钰矿业的法定代表人。刘某1系刘建军的妹妹,为西藏道衡公司的高管(董事兼总经理),亦为西藏开恒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开恒)、西藏诚康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诚康)的实际控制人。孙某、徐某、邢某为西藏华钰矿业的高管。
(二)西藏华钰矿业发布各类公告情况西藏华钰矿业及其全资子公司西藏华钰融信经贸有限公司自2017年至2020年间与西藏开恒、西藏诚康之间存在关联交易。2021年4月29日,西藏华钰矿业发布《关于补充确认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主动披露其2019、2020年与西藏开恒、西藏诚康之间存在关联交易。2021年9月17日,西藏华钰矿业发布《关于收到立案告知书和调查通知书的公告》,披露西藏华钰矿业及西藏道衡公司因存在“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等信息披露事项未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西藏监管局决定对西藏华钰矿业及西藏道衡公司进行立案并调查相关情况。
2022年1月21日,西藏华钰矿业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西藏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披露西藏华钰矿业因“2017、2018年与西藏开恒、西藏诚康存在关联交易未予披露及股票被司法拍卖事项未予披露”被行政处罚。2021年4月29日,西藏华钰矿业发布了《关于补充确认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关于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暨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关于对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出具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部分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等公告共31份。
1.《关于补充确认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载明:“西藏华钰矿业与关联方西藏开恒、西藏诚康2019年和2020年关联交易销售额分别为21,382.03万元、10,535.63万元,占公司2018年、2019年经审计净资产的10.75%、4.82%。”“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补充确认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上述关联交易以市场公允价值为定价依据,公司已与上述关联方销售期内都签署了《工矿产品销售合同》等”。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载明:“四、导致否定意见的事项重大缺陷是内部控制中存在的、可能导致不能及时防止或发现并纠正财务报表出现重大错报的一项控制缺陷或多项控制缺陷的组合。华钰矿业2020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如下重大缺陷:华钰矿业未严格按照其《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相关内部控制程序,导致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没有得到及时识别、审批和披露,未能有限防范资金被违规占用的风险。…”“五、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意见我们认为,由于存在上述重大缺陷及其对实现控制目标的影响,华钰矿业于2020年12月31日未能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3.《关于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暨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停牌的提示性公告》载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1年4月30日”“A股股票简称由‘华钰矿业’变更为‘ST华钰矿业’”“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的《2020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认为西藏华钰矿业按照规范和指引建立并实施了企业内部控制,但2019年度、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因公司管理层对关联关系缺乏专业准确判断,导致公司未能及时识别关联关系并履行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导致华钰矿业的关联交易授权与批准的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根据《上市规则》第13.9.2条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将于2021年4月29日停牌1天,2021年4月30日起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5%。
”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对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出具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部分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载明:“一、审计报告中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内容如审计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华钰矿业在2020年度财务报表附注九中将客户西藏开恒和西藏诚康补充披露为关联方,并披露了相关的关联方交易及往来余额。由于华钰矿业没有对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关联方关系及交易提供充分资料和信息,我们无法就西藏华钰矿业披露的关联方关系及交易的完整性,以及是否涉及关联方资金占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判断上述事项对华钰矿业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二、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截至2020年12月31日,华钰矿业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货币资金余额为0.33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余额为1.44亿元,为西藏集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金额为1.70亿元。这些事项和情况,连同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的其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华钰矿业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5.《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载明:“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23.78亿元,同比增长56.58%,实现合并净利润0.47亿元,同比降低56.02%,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0.72亿元,同比降低42.16%。
”6.2021年9月17日,西藏华钰矿业发布《关于收到立案告知书和调查通知书的公告》,载明:“西藏华钰矿业于2021年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西藏监管局(以下简称西藏监管局)对公司及西藏道衡公司下发的《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0322021002号、证监立案字0322021001号)和《调查通知书》(证监调查字0322021003号、证监调查字0322021004号),公司及西藏道衡公司因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等信息披露事项未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西藏监管局决定对公司及西藏道衡公司进行立案并调查相关情况。
”7.2022年1月21日,西藏华钰矿业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西藏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载明“西藏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1号,具体内容如下:经查明,西藏道衡公司、西藏华钰公司存在以下违法事实:一、未按规定披露关联方及关联交易…西藏华钰矿业应当在相关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关联交易情况。经查,西藏华钰矿业在《2017年半年度报告》《2018年半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未披露该事项,导致相关报告存在重大遗漏。……二、未及时披露西藏道衡公司所持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被司法拍卖情况。
……(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情况。……西藏华钰矿业未立即披露可能对上市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件的行为,违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三十条的规定,应依据2019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处罚。……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决定:(一)对西藏道衡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250万元罚款;(二)对西藏华钰矿业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180万元罚款;(三)对刘建军给予警告,并处以140万元罚款;对刘某1给予警告,并处以50万元罚款;对徐某给予警告,并处以25万元罚款;对孙某处以60万元罚款;对邢某给予警告,并处以5万元罚款”。
一审法院另查明的其他事实1.刘晓亮于2017年9月11日买入西藏华钰矿业股票7000股,至2021年4月29日时依然持有。
2.西藏华钰矿业的子公司西藏华钰融信经贸有限公司自2017年开始向西藏开恒、西藏诚康公司发送数份《催款函》,2021年4月5日向西藏开恒发送《催款函》。西藏开恒于2021年4月21日向西藏华钰融信经贸有限公司付款20,866,138.81元,另以两张承兑汇票偿还剩余款项。
3.西藏华钰融信经贸有限公司于2021年4月2日向西藏诚康发生送《催款函》,西藏诚康于2021年4月21日向西藏华钰融信经贸有限公司付款35,961,066.08元。
4.西藏华钰矿业于2018年8月17日发布《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方向合资公司塔铝金业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该公告发布后,西藏华钰矿业连续三天股价涨跌幅分别为-2.42%、1.65%、0.54%,而同期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股价涨跌幅分别为-1.17%、1.32%、0.93%。
5.西藏华钰矿业于2020年12月9日发布《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出售恒琨冶炼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该公告发布后,西藏华钰矿业连续三天股价涨跌幅分别为-2.49%、-1.53%、0.10%,而同期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股价涨跌幅分别为-1.99%、-1.82%、-1.07%。
6.2021年9月17日,西藏华钰矿业发布《关于收到立案告知书和调查通知书的公告》,披露其被西藏证监局立案调查,其后连续三天股价涨跌幅分别为-4.98%、-0.13%、-4.65%,而同期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股价跌幅分别为-3.04%、-1.01%、-1.13%。
7.2021年4月29日至第30个交易日2021年6月16日,西藏华钰矿业股票累计成交量达到可流通部分的98.807%,在此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为7.089元。
8.西藏华钰矿业发布2017年半年报的时间为2017年8月16日。
一审法院认为
与裁判结果一审法院认为,西藏监管局[2022]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西藏华钰矿业存在的信息披露违规行为包含两项,一是西藏华钰矿业未披露2017、2018年的关联交易,二是西藏华钰矿业未披露股票被司法拍卖事项。这两项行为虽在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出现,但属于相互独立的两项虚假陈述行为,且股票被司法拍卖事项的发生、披露的时间点均包含在关联交易发生、披露的时间点内,刘晓亮对此予以认可并明确仅针对《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西藏华钰矿业未披露关联交易的行为提起民事赔偿,故本案仅审查西藏华钰矿业未披露关联交易这一虚假陈述行为引发的民事赔偿。
一审法院对本案四个方面的争议焦点分析认定如下:(1)关于西藏华钰矿业未披露关联交易是否构成虚假陈述的问题。《若干规定》第四条“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在披露的信息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虚假陈述。……重大遗漏,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对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事项等应当披露的信息未予披露。”《证券法》第八十条:“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的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场所报送临时报告,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前款所称重大事件包括:…(三)公司订立重要合同、提供重大担保或者从事关联交易,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西藏华钰矿业2017年至2020年与西藏开恒、西藏诚康之间均存在关联交易,但却未及时予以披露,且2017年、2018年未披露的关联交易已被西藏证监局认定为“西藏华钰矿业2017年半年报、年报,2018年半年报、年报存在重大遗漏行为”并予以处罚,故西藏华钰矿业未披露关联交易的行为已构成虚假陈述。(2)关于西藏华钰矿业虚假陈述的实施日、揭露日、基准日、基准价如何认定的问题。
1.实施日的认定《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因未及时披露相关更正、确认信息构成误导性陈述,或者未及时披露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事项等构成重大遗漏的,以应当披露相关信息届满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为实施日。”本案中,西藏华钰矿业于2017年开始与西藏开恒、西藏诚康之间从事关联交易,却未依法在2017年半年报中予以公告。经查,西藏华钰矿业发布2017年半年报的时间为2017年8月16日,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的实施日为2017年半年报公告之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17年8月17日。
2.揭露日的认定刘晓亮主张案涉关联交易的揭露日为2021年4月29日,西藏华钰矿业则主张案涉关联交易的披露时间应为西藏证监局立案调查之日即2021年9月17日。
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可知,西藏华钰矿业存在两个虚假陈述行为,即关联交易与股权被司法拍卖。就股权被司法拍卖事项而言,2021年9月17日,西藏证监局对西藏华钰矿业立案调查,该事项首次被社会公众知悉,因此,股权被司法拍卖事项的揭露日应认定为2021年9月17日;但就关联交易事项而言,西藏华钰矿业自2017年至2020年间与西藏开恒、西藏诚康之间一直存在关联交易行为,但并不被证券市场知悉,直至2021年4月29日,西藏华钰矿业发布《关于补充确认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予以披露时,关联交易事项才首次被社会公众所知悉。
虽然2021年9月17日西藏证监局立案调查的事项里也包含了关联交易,但根据《若干规定》第八条的规定:“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报刊、电台、电视台或监管部门网站、交易场所网站、主要门户网站、行业知名的自媒体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并为证券市场知悉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的虚假陈述呈连续状态的,以首次被公开揭露并为证券市场知悉之日为揭露日。”西藏华钰矿业与西藏开恒、西藏诚康之间的关联交易自2017年开始至2020年结束,交易对象相同、交易时间持续4年,即案涉虚假陈述呈连续状态。首次被社会公众知悉的时间依然为2021年4月29日。
另,虽然西藏华钰矿业于2021年4月29日披露的关联交易内容不全面,未包含2017、2018年的关联交易事项,但根据全国法院第九次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精神,披露事项并不要求达到全面、完整、准确的程度,因此,就关联交易本身而言,该日依然为首次被公开揭露且为证券市场知悉之日,故认定案涉关联交易的虚假陈述的揭露日为2021年4月29日。
3.基准日、基准价的认定《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自揭露日或更正日起,集中交易累计换手率在10个交易日内达到可流通部分100%的,以第10个交易日为基准日;在30个交易日内未达到可流通部分100%的,以第30个交易日为基准日。”本案中,西藏华钰矿业虚假陈述揭露日2021年4月29日至第30个交易日2021年6月16日,累计成交量达到可流通部分的98.807%,在此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为7.089元。故本案基准日为2021年6月16日,基准价为7.09元。
(三)关于案涉虚假陈述是否具有重大性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的内容具有重大性:(一)虚假陈述的内容属于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重大事件;(二)虚假陈述的内容属于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要求披露的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事项;(三)虚假陈述的实施、揭露或者更正导致相关证券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明显的变化。前款第一项、第二项所列情形,被告提交证据足以证明虚假陈述并未导致相关证券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明显变化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的内容不具有重大性。
”《证券法》第八十条规定重大事件包括上市公司订立重要合同、提供重大担保或者从事关联交易,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等情形。本案中,原告提起民事赔偿的依据为西藏华钰矿业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事项,导致2017年至2020年半年度、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但是从该虚假陈述行为对股价及交易量的影响来看,西藏华钰矿业的虚假陈述行为并未导致股价或交易量产生明显变化。具体分析如下:第一,单纯就关联交易而言,价格公允的关联交易不会产生上市公司资金被违规占用的风险,亦不会导致股价产生明显变化。如西藏华钰矿业于2018年8月17日发布《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方向合资公司塔铝金业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其后连续三天股价涨跌幅分别为-2.42%、1.65%、0.54%,而同期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股价涨跌幅分别为-1.17%、1.32%、0.93%;于2020年12月9日发布《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出售恒琨冶炼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其后连续三天股价涨跌幅分别为-2.49%、-1.53%、0.10%,而同期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股价涨跌幅分别为-1.99%、-1.82%、-1.07%;于2021年9月17日发布《关于收到立案告知书和调查通知书的公告》,披露其因信披违规而被西藏证监局立案调查,其后连续三天股价涨跌幅分别为-4.98%、-0.13%、-4.65%,而同期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股价跌幅分别为-3.04%、-1.01%、-1.13%。
上述例证可以看出,西藏华钰矿业单纯发布关联交易的公告并未导致股价大幅波动,其股价走势与大盘走势基本相当,市场对其发布关联交易的公告并未作出过度反应。第二,西藏华钰矿业于2021年4月29日发布《关于补充确认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主动披露其2019、2020年的关联交易事项,同时载明“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另根据西藏华钰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关联交易的剩余资金均于2021年4月全部收回,无证据证实该关联交易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
原告主张西藏华钰矿业被ST,系因为其未及时披露关联交易而被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内控否定意见)而导致,但《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所载明的内容为“华钰矿业未严格按照其《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相关内部控制程序,导致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没有得到及时识别、审批和披露,未能有限防范资金被违规占用的风险。”表明西藏华钰矿业被出具内控否定意见的原因是因为其“未严格按照其《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相关内部控制程序”,仅是违反了规章制度,并非是因为其实施了关联交易行为,故不能当然得出“西藏华钰矿业因从事了关联交易而被出具内控否定意见”的结论。
第三,2021年4月29日,西藏华钰矿业除发布《关于补充确认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外,同时还发布了诸如《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关于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停牌的提示性公告》《2020年度财务报表出具带与持续性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部分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等其他公告共计31份,其中,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载明“华钰矿业未严格按照其《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相关内部控制程序,导致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没有得到及时识别、审批和披露,未能有限防范资金被违规占用的风险”,导致西藏华钰矿业被ST,西藏华钰矿业发布的《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载明的内容“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23.78亿元,同比增长56.58%,实现合并净利润0.47亿元,同比降低56.02%,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0.72亿元,同比降低42.16%。
”上述内容均属于重大利空消息,必然会引起市场的过度反应,导致股价下跌;第四,西藏华钰矿业于2021年4月29日发布的《关于补充确认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其公告的内容为该公司2019年、2020年存在关联交易未予及时披露,而西藏证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是针对该公司2017年、2018年的关联交易未予及时披露行为进行处罚,该处罚并未涉及2019年、2020年的关联交易,即西藏证监局并未认定西藏华钰矿业2019年、2020年的关联交易系违法行为,也未对该公司从事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处罚。
综上,西藏华钰矿业认为其未及时披露关联交易的虚假陈述行为不具有重大性更具有合理性,予以采信。
(四)原告交易损失与被告的虚假陈述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交易损失与被告的虚假陈述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理由如下:1.《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原告能够证明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原告的投资决定与虚假陈述行为之间的交易因果关系成立:(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了虚假陈述;(二)原告交易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三)原告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后、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实施了相应的交易行为,即在诱多型虚假陈述中买入了相关证券,或者在诱空型虚假陈述中卖出了相关证券。”即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可分为“诱空型”和“诱多型”两类。
诱多型虚假陈述表现为行为人违背事实真相发布虚假的重大利好信息,或者隐瞒遗漏重大利空信息,诱使投资者买入或持续持有相关证券;诱空型虚假陈述则表现为行为人披露虚假的重大消极利空信息,或者隐瞒重大利好信息诱使投资者在证券价格相对较低时卖出而遭受损失,即诱多型虚假陈述诱导投资者买入或持有,而诱空型虚假陈述则诱导投资者卖出。本案中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且已及时收回,无证据证实对该公司的资产、负债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既非诱空型、也非诱多型信息,应属中性信息。
2.刘晓亮在庭审中明确陈述其提起民事赔偿的虚假陈述系指2017年、2018年的关联交易,但2021年4月29日西藏华钰矿业发布的补充公告系针对2019年、2020年的关联交易,即2021年4月29日并未披露2017年及2018年的关联交易,故刘晓亮提起请求权的基础不存在,亦不存在因果关系。
综上,西藏华钰矿业未及时披露关联交易不具有重大性,与投资者的交易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无需对刘晓亮的投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22)2号]第四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晓亮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238.79元(刘晓亮已预交),由刘晓亮负担。
二审法院查明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关联交易是否具有重大性。
二、本案关联交易与刘晓亮的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根据查明的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本院分析评判如下:一、关于本案关联交易是否具有重大性的问题。上诉人刘晓亮提出西藏华钰矿业于2021年4月29日发布《关于补充确认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后,2021年4月30日案涉股票股价累计跌幅15.12%,换手率极度萎缩。根据《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虚假陈述的实施、揭露或者更正导致相关证券的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产生明显的变化”之规定,案涉虚假陈述应认定为具有重大性。
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关联交易不具有重大性并无不当。理由:第一,根据《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虚假陈述的实施、揭露或者更正导致相关证券的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产生明显的变化。”的规定,虚假陈述的实施行为亦是考量虚假陈述是否具有重大的因素之一。本案中,2021年4月29日,西藏华钰矿业发布《关于补充确认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载明“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补充确认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的内容,同时,西藏华钰矿业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案涉关联交易资金均在揭露之前全部收回,并不存在资金被违规占用的情形。
对此,上诉人刘晓亮仅提出该内容属于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纠纷,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更与虚假陈述重大性的认定标准无关的抗辩,但并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上述事实。由此可知,案涉虚假陈述内容本身并非“诱多型”或“诱空型”信息,而是中性信息。第二,2021年4月29日,西藏华钰矿业发布了《关于补充确认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关于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暨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等31份公告。其中《关于补充确认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系披露虚假陈述的公告,因其内容系中性信息,故西藏华钰矿业提交的2018年、2020年西藏华钰矿业发布的类似关联交易公告,类比案涉虚假陈述揭露后的股价波动幅度与大盘走势相当,能够证明中性型关联交易公告不会导致股价的大幅波动。
因此,根据《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三款“被告能够证明虚假陈述不具有重大性,并以此抗辩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的规定,一审法院采信西藏华钰矿业有关案涉虚假陈述不具有重大性的抗辩意见,依据充分。上诉人刘晓亮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第三,根据《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四款“重大遗漏,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对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事件等应当披露的信息未予披露”的规定,以及《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的内容,西藏华钰矿业未披露案涉关联交易构成重大遗漏,属于消极型虚假陈述而非积极型虚假陈述。
因此,本案应适用《若干规定》第七条第三款“因未及时披露相关更正、确认信息构成误导性陈述,或者未及时披露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事项等构成重大遗漏的,以应当披露相关信息期间届满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为实施日”的规定,认定案涉虚假陈述的实施日,一审法院该项认定正确。上诉人刘晓亮关于应适用该条第二款之规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2、关于本案关联交易与刘晓亮的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能够证明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原告的投资决定与虚假陈述之间的交易因果关系成立:(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了虚假陈述;(二)原告交易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三)原告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后、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实施了相应的交易行为,即在诱多型虚假陈述中买入了相关证券,或者在诱空型虚假陈述中卖出了相关证券。”,本案中,西藏华钰矿业虽因重大遗漏构成虚假陈述,且刘晓亮系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后揭露日之间实施了相关证券交易行为,但根据前述焦点分析认定,因西藏华钰矿业的虚假陈述并非诱多型或诱空型虚假陈述,故上诉人刘晓亮就其在诱多型虚假陈述中买进相关证券的主张,不能成立。
同时,本案股票复盘后的股价下跌受其他多种因素影响,故刘晓亮的损失与案涉虚假陈述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刘晓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38.79元,由刘晓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德央
审判员 刘海霞
审判员 贾未存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八日
书记员 赵湛秋
资料说明:本页裁判文书全文取自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裁判文书,当事人信息为法院公开发布时的匿名化处理,整理于 2026-11-15。「案情归纳与裁判要旨」为本所整理,不构成法律意见;如与法院发布的原文有出入,以原文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