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审判决书 · 2023-07-28

周某红与雄安科融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涉案上市公司科融环境(300152)
审理法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案号(2023)冀民终736号
案由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裁判日期2023-07-28
裁判结果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某红案,诉请266,546.0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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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归纳与裁判要旨

案情:科融环境(原徐州燃控,现雄安新动力;判决书匿名)2017年年报虚增利润,先后被江苏局责令改正(2019年1月10日)、被证监会处罚(〔2020〕106号,涂改21个项目调试报告日期虚增717.88万元)。一二审认定两个独立虚假陈述、两个揭露日,原告所依据的第一次不具重大性,也无交易因果关系。周某红上诉请求赔偿266,546.06元,主张揭露日为2019年1月11日。河北高院维持石家庄中院一审:监管措施与行政处罚针对的虚假陈述内容不同,应分别认定揭露日;原告依据的虚假陈述不具重大性,其买入也未受影响,无交易因果关系。

裁判要旨:同一年报的两次不同虚假陈述应分别认定揭露日;原告依据的监管措施揭露后,股价下跌主要因同日的暂停上市风险提示,与虚增利润数额无直接关联,不具重大性;原告买入频次和实施日股价均未受影响,无因果关系。

裁判文书全文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3)冀民终736号

当事人信息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红(出生日期、住址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某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雄安某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

法定代表人:程某芳。

审理经过

上诉人周某红因与被上诉人某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冀01民初35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3年6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3年8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某红、被上诉人某甲公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二审诉讼请求

周某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2.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赔偿投资实际损失266546.06元(其中投资差额损失266200元,佣金79.86元,印花税266.2元);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事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当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

一、认定事实错误。

1.案涉虚假陈述揭露日的时间认定错误,应当认定被上诉人发布《关于公司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19年1月11日为案涉虚假陈述揭露日。

2.《关于股票存在被暂停上市风险的提示性公告》所称的被暂停上市的原因认定错误,被上诉人可能被暂停上市的原因是江苏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认定的被上诉人虚增2017年净利润6867万元导致的。

3.案涉虚假陈述的内容不具有重大性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定的“被上诉人发布可能被暂停上市风险提示的直接原因系江苏证监局行政监管的虚假记载数额”,却难以认定被上诉人2019年1月10日之后的股价下跌与其虚假记载的利润数额有直接关联性,存在自相矛盾。一审判决已认定本案涉及两个相互独立的虚假陈述,应分别认定揭露日。被上诉人2019年1月10日公告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之日为案涉虚假陈述揭露日之一,在之后的10个交易日,被上诉人股价跌幅25.27%,明显偏离其所属行业指数和大盘指数,应当认定被上诉人虚假陈述的内定具有重大性。上诉人依据江苏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认定的内容,被上诉人该行为构成虚假陈述起诉,虚假陈述实施日为2018年4月25日,揭露日为2019年1月11日。

这与被上诉人因其他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构成的虚假陈述是两个不同的、相互独立的虚假陈述。一审法院应按照上诉人所主张的被上诉人被江苏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认定的虚假陈述进行审理,而不能将前后两个不同的、相互独立的虚假陈述混为一谈。

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将上诉人买入被上诉人股票的频次及案涉虚假陈述实施日前后股价情况,作为判断上诉人投资决定与被上诉人虚假陈述之间是否存在交易因果关系的理由,属适用法律错误。依据《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只要被上诉人实施了虚假陈述,上诉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后、揭露日之前实施了交易行为,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上诉人的投资决定与虚假陈述之间的交易因果关系成立。

三、原审违反法定程序。双方在举证、质证后,一审法院并未归纳争议焦点且未进行法庭辩论,剥夺了上诉人享有的法庭辩论权。

二审辩方观点

某甲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一、关于一审认定事实,上诉人认为收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为揭露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收市后第一个交易日为实施日而非揭露日。并非所有虚增利润都会引起暂停上市的后果,《上市规则》第13章明确的退市条件、方法,其中延续三年净利润为负为法定退市条件,而2018年的《上市规则》也明确只有虚增利润在证监会责令期间内不改正才会被暂停上市,所以虚增6867万元不是暂停上市的原因。在双方提交的证据2019年被上诉人公告中明确看到被暂停上市的原因为2016年净利润为负,2018年1月至9月前三个季度净利润为负,如果2018年第四个季度收益依旧亏损,那么有可能2018年也是亏损,如果2017年年报经过调整后也为负则有可能连续三年亏损,有可能退市,某乙公司被退市的原因。

二、一审对重大性认定没有错误,2019年1月10日公告的江苏监管局对企业高管和企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而2019年8月7日被上诉人公告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后,股价反而是上涨了4.1%,而监管措施和立案调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性质,立案调查比监管措施严格,法律后果不一样。

因此在被证监会调查后,被上诉人的股价没有大跌,2019年1月10日以后被上诉人股价之所以下跌是因为同日发布的股票存在被暂停上市风险提示性公告,这份公告中明确写明可能退市的原因,那么相比有一个退市风险和江苏监管局的监管措施相比,肯定是影响力更大。同时2019年1月针对江苏监管局的监管措施进行整改后,整改金额远低于监管措施中的金额。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讲,被上诉人在2019年1月10日实施的虚假陈述并不具有重大性,因为有关重大性,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有三种情形,被上诉人都不属于这三种。最后,一审法院认定了两个被上诉人实施了两次虚假陈述行为,并对上述行为是否有重大性都进行了论述,关于2019年8月7日的虚假陈述的立案和揭露,已经有生效判决确定了不具有重大性。

一审诉讼请求

周某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某某环境赔偿投资实际损失266546.06元(投资差额损失266200元、佣金79.86元、印花税266.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某某环境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

一审法院查明,某某环境于2010年12月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证券代码:300152,证券简称:某某环境。另,某某环境的公司名称于2019年7月8日由徐州某某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雄安某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1月10日20:35,某某环境发布编号为2019-002的《关于公司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该公告披露,某某环境于2019年1月1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下发的《关于对徐州某某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根据决定书内容,某某环境2017年年报存在虚假信息披露,虚增2017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68670190.00元,2017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此外,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未披露,上市公司资金被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违规占用且未披露,对此,江苏监管局对某某环境采取责令改正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诚信档案。

同日,某某环境发布编号为2019-003的《关于股票存在被暂停上市风险的提示性公告》,该公告披露,某某环境于当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下发的《关于对毛凤丽等15人采取出具警示函监管措施的决定》和《关于对徐州某某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根据本次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公司将于收到决定书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进行相关整改,公司或将涉及2017年度报告追溯调整,某丙公司2017年度净利润为负的可能性,公司2016年净利润为负,某丁公司2018年净利润为负,公司出现“最近三年连续亏损”,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以决定暂停公司股票上市。

2019年1月17日、1月24日、1月31日、2月14日、2月21日、2月28日、3月7日、3月14日、3月21日、3月38日,某某环境连续发布了十期《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2019年4月10日,某某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徐州某某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亚会A专审字〔2019〕0034号),该报告显示,某某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对某某环境管理层编制的《徐州某某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7年度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实施了鉴证工作,并形成了鉴证结论,某戊公司作为2017年度会计差错更正及披露之目的使用。

《徐州某某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7年度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显示,某某环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更正前金额为37459960.48元、更正金额为-27139063.03元、更正后金额为10320897.45元,利润总额更正前金额为41838890.84元、更正金额为-31167580.68元、更正后金额为10671310.16元。2019年4月16日,某某环境发布编号为2019-063《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该回复显示,公司暂停上市风险已消除。2019年8月7日20:03,某某环境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为2019-117,该公告披露,某某环境于当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调查通知书》,通知书的内容为,因某某环境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某某环境立案调查。

2020年10月14日,某某环境发布《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为2020-065。2020年12月14日,某某环境发布《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为2020-073,该公告披露,某某环境于2020年12月1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1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经查明,某某环境存在以下违法事实:一、某某环境虚增2017年利润。某某环境通过将21个项目调试报告日期由以前年度涂改为2017年,并在2017年确认调试收入,虚增2017年利润7178800.95元。

二、某某环境披露的2017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2018年4月25日,某某环境披露《某某环境2017年年度报告》,某某环境2017年利润总额41838890.84元。上述某某环境通过涂改调试报告日期虚增2017年利润7178800.95元,导致该2017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2019年4月24日,某某环境披露《某某环境2017年年度报告(更新后)》,某某环境2017年利润总额10671310.16元。上述某某环境通过涂改调试报告日期虚增2017年利润7178800.95元,导致更新后的2017年年度报告依然存在虚假记载。

”中国证监会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相关规定,对某某环境责令改正,对某某环境及相关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2021年3月9日,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关于雄安某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中证天通〔2021〕证特审字第0100001号),该报告显示,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对某某环境管理层编制的《某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2017年度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实施了鉴证工作,并形成了鉴证结论,某戊公司会计差错更正披露之目的使用。

《某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2017年度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显示,某某环境利润总额更正前金额为10671310.16元、更正金额为-7137217.40元、更正后金额为3534092.76元。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某某环境虚假陈述实施日为2018年4月25日无争议,对揭露日、基准日、基准价等有争议。周某红主张揭露日为2019年1月11日,基准日为2019年2月12日,基准价为2.03元。某某环境主张揭露日为2019年8月7日,基准日为2019年9月9日。2018年4月25日前第十个交易日至该日,某某环境股价由4.03元上涨至4.18元,涨幅3.72%;2018年4月25日至之后第十个交易日,股价由4.18元下跌至4.03元,跌幅3.59%。

2019年1月10日前第十个交易日至该日,某某环境股价由2.80元下跌至2.77元,跌幅1.07%;2019年1月10日至之后第十个交易日,股价由2.77元下跌至2.07元,跌幅25.27%,换手率65.2%。2019年1月10日至2019年2月12日,某某环境股价由2.77元下跌至1.91元,跌幅31.05%。2019年8月7日前第十个交易日至该日,某某环境股价由4.33元下跌至3.66元,跌幅15.47%;2019年8月7日至之后第十个交易日,股价由3.66元上涨至3.81元,涨幅4.10%。2019年8月7日至2019年9月9日,某某环境股价由3.66元上涨至3.83元,涨幅4.64%。

以上“前、之后”均未包含当日。周某红提交的对账期间为2016年6月28日至2019年8月30日的股票明细对账单显示,周某红于2016年11月30日首次买入某某环境股票,2018年4月25日前买入某某环境股票33笔,2018年4月25日至2019年1月10日买入某某环境股票20笔,2019年1月10日之后至2019年8月13日买入科融股票30笔。

一审法院认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某某环境虚假陈述的揭露日如何认定;二、某某环境虚假陈述的内容是否具有重大性;三、周某红投资决定与某某环境虚假陈述之间是否存在交易因果关系。

关于某某环境虚假陈述的揭露日如何认定问题。根据某某环境于2019年1月10日发布的《关于公司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某某环境因虚增2017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致2017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而被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采取责令改正措施。

对此,某某环境进行了更正,并委托某某集团)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鉴证。根据某某环境于2019年12月14日发布的《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某某环境2017年年度报告除上述已更正虚假记载外,还存在通过将21个项目调试报告日期由以前年度涂改为2017年并在2017年确认调试收入致虚增2017年利润的虚假记载,某某环境因此被中国证监会给予行政处罚。

对此,某某环境也进行了更正,并委托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鉴证。

以上事实说明,某某环境因2017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信息披露,先后被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采取责令改正行政监管措施、被中国证监会给予行政处罚,但两次行政行为所针对的具体虚假陈述内容并不一致,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针对的是某某环境2017年年度报告未更正内容作出,这一点从某某环境两次会计差错更正的利润总额数据也可以看出。故,从行政行为分次作出、更正内容两次不同来看,某某环境所涉虚假陈述具有相对独立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的规定,本案涉及两个相互独立的虚假陈述,应分别认定揭露日,某某环境2019年1月10日公告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之日为其虚假陈述揭露日,2019年8月7日公告被立案调查之日亦为其虚假陈述揭露日。

综上,周某红主张以2019年1月11日即某某环境公告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的次日为虚假陈述揭露日与司法解释规定不符,不予采纳;某某环境抗辩2019年8月7日为揭露日,予以采纳,但仅作为其中一个揭露日予以认定。

关于某某环境虚假陈述的内容是否具有重大性问题。2019年1月10日至之后第十个交易日,某某环境股价由2.77元下跌至2.07元,跌幅25.27%,换手率65.2%,周某红据此主张某某环境虚假陈述的内容具有重大性。根据周某红的主张,本案需认定的某某环境虚假陈述仅为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作出行政监管措施所针对的内容,即某某环境因虚增2017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致2017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2019年1月10日某某环境在发布《关于公司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的同时,也发布了《关于股票存在被暂停上市风险的提示性公告》,之后某某环境又陆续发布了多期《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公告内容,并结合某某环境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某某环境发布《关于股票存在被暂停上市风险的提示性公告》,系因为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作出的《关于对徐州某某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认为某某环境虚增2017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68670190.00元,而某某环境2017年年度报告更正前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仅为37459960.48元、利润总额仅为41838890.84元,某某环境或将涉及2017年年度报告追溯调整,某丙公司2017年度净利润为负的可能性,公司2016年净利润为负,某丁公司2018年净利润为负,公司出现“最近三年连续亏损”,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以决定暂停公司股票上市。

而后续,某某环境2019年4月10日发布的由某某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徐州某某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显示,某某环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更正金额为-27139063.03元、更正后金额为10320897.45元,利润总额更正金额为-31167580.68元、更正后金额为10671310.16元,未出现2017年净利润为负的情况,且中国证监会后续的行政处罚亦是在某某环境更正后的利润总额10671310.16元基础上作出的。以上可以看出,某某环境第一次更正的2017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与被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行政监管的虚假记载在数额上并不一致,后者需更正数额高于某某环境2017年年度报告中的利润总额,也高于某某环境实际更正的数额,而某某环境发布可能被暂停上市风险提示的直接原因系后者,并非某某环境实际应更正的虚增利润数额,考虑实践中证券市场对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反应强度远高于对年度报告虚假记载的反应强度,本案难以认定某某环境2019年1月10日之后的股价下跌与其虚假记载的利润数额有直接关联性,故周某红主张的案涉虚假陈述的内容具有重大性无法予以支持。

关于周某红投资决定与某某环境虚假陈述之间是否存在交易因果关系问题。根据周某红提交的股票明细对账单,从买入时间上看,周某红于2016年11月30日首次买入某某环境股票,系在案涉虚假陈述实施日2018年4月25日之前,而案涉虚假陈述揭露日2019年1月10日之后,周某红仍有持续买入行为;从买入频次上看,周某红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前买入33笔,实施日至揭露日买入20笔,揭露日之后买入30笔,并未显示案涉虚假陈述对原告的买入频次有明显影响。另外,考察某某环境案涉虚假陈述实施日前后的股价情况,实施日前第10个交易日至实施日2018年4月25日,某某环境股价由4.03元上涨至4.18元,涨幅3.72%,实施日至实施日之后第10个交易日,某某环境股票价格由4.18元下跌至4.03元,跌幅3.59%,总得来看,某某环境股价未出现明显变化,实施日前有小幅上涨,实施日后出现小幅下跌。

故,综合考虑某某环境虚假陈述实施对其股票价格的影响以及周某红买入某某环境股票的具体情况,本案不足以认定周某红投资决定系受某某环境案涉虚假陈述影响,周某红请求的投资损失无法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三十五条规定,遂判决:驳回周某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298元,由周某红负担。

二审法院查明

本院二审查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雄安某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某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院所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周某红主张某甲公司赔偿其投资实际损失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一审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中对相关财产数据进行重大不实记载,或者对其他重要信息作出与真实情况不符的描述。”结合原审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根据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采取责令被上诉人改正及中国证监督会给予被上诉人行政处罚,监管机关两次行政行为所针对的具体虚假陈述的内容并不相同,原审认定被上诉人存在两次相互独立的虚假陈述行为,有事实依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的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多个相互独立的虚假陈述的,人民法院应当分别认定其揭露日。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虚假陈述揭露日为2019年1月11日,与上述规定不符,原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披露义务人存在虚假陈述并据此确定虚假陈述的实施日、披露日是认定披露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披露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还应考察披露义务人虚假陈述的内容是否具有重大性以及投资人的损失与披露义务人的虚假陈述之间是否存在交易因果关系等条件。

结合周某红的诉讼请求,并综合考虑被上诉人的股价在揭露日之后的变动情况及该虚假陈述行为对股份所造成的变动,认定被上诉人另一虚假陈述行为的内容及对股价所带来的影响高于周某红主张所依据的虚假陈述,原审认定周某红所主张的虚假陈述不符合上述规定的虚假陈述重大性的特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妥。同时,从上诉人具体交易情况来看,其买入被上诉人股票亦未明显受到案涉虚假陈述的影响,且被上诉人虚假陈述的实施日前后,其股价亦未发生明显变化,故不足以认定上诉人的投资决定受到被上诉人虚假陈述的影响,亦不足以认定上诉人的投资损失与被上诉人虚假陈述存在交易因果关系,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主张原审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从原审庭审笔录看,主办人对案件争议焦点进行了归纳,双方当事人围绕该争议焦点均发表了辩论意见,庭审笔录有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不存在程序违法之处,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周某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98.19元,由周某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连胜

审判员 梁贤勇

审判员 赵国栋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于璐

资料说明:本页裁判文书全文取自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裁判文书,当事人信息为法院公开发布时的匿名化处理,整理于 2026-11-18。「案情归纳与裁判要旨」为本所整理,不构成法律意见;如与法院发布的原文有出入,以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