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某与某某公司1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裁判文书全文

上海金融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3）沪74民初1695号

当事人信息

原告：郭某（出生日期、住址略）。

被告：某某公司1，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

法定代表人：王某，该公司董事长。

审理经过

原告郭某诉被告某某公司1（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某某公司1）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3年12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4年3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某张某1、被告某某公司1张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诉讼请求

原告郭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某某公司1赔偿原告投资差额损失人民币（若无特别说明则币种下同）49,737.10元、佣金损失7.46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原告的投资差额损失与佣金损失之和为基数，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原告股票买入日起计算至基准日止）；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某某公司1承担。

事实与理由：某某公司1为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股票代码：XXXXXX），郭某为二级市场普通投资者。2018年7月30日、2018年8月30日，某某公司1的海外子公司进行矿石虚假交易。某某公司1于2018年10月26日发布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确认了该两次销售营业收入52,573,615.03美元、营业利润37,853,995.80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58亿元），属于故意财务造假，构成虚假记载。2021年9月26日，某某公司1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被某某局立案调查。2021年9月28日，某某公司1发布公告披露了被立案调查的信息。

某某公司1虚假记载行为的实施日为2018年10月26日，揭露日为2021年9月28日。原告基于对某某公司1的信任，在虚假陈述日实施日到揭露日期间，买入某某公司1股票，因此遭受损失。原告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辩方观点

被告某某公司1辩称，某某公司1不存在原告所述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虚假记载行为，应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某某公司1的核心资产之一是位于刚果（金）的某某公司2（英文：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以下简称“S1”）。该公司产线设计的最佳经济投料矿石品位为4%，亦优先使用4%品位的矿石用于生产，因此，S1在历年自有矿山剥采过程中产生的部分2.63%品位铜矿石暂未用于生产，形成了一定的库存。为盘活库存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S1决定由某某公司1的海外子公司某某中心1（英文：S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以下简称“P1”）寻找客户销售该部分铜矿石。

刚果（金）矿石交易商VXXXXXXXXXXXXXXXX（以下简称“V”）愿意采购上述2.63%品位的铜矿石，准备与其自有的其他品位矿石混合搭配后销售，赚取购销价差。但V考虑到其自有矿山尚未投产，为降低矿石转运成本等因素，希望由S1提供堆放场地供其寄存，待其自有矿山投产后，将该部分矿石运走搭配后销售给最终用户。在上述背景下，2018年7月25日，P1与V签署一份框架性的《铜矿石销售合同》，约定P1向V出售平均品位不低于2%的氧化铜矿石，矿石按月一次性交割，交货方式为买方到卖方仓库分批自提，未提货前签署寄存协议，卖方提供场地堆放，但不负责保管和看护，也不承担货物灭失的风险，该协议的第11条明确约定“当货物交付给买方由买方看护人员保管时，货物风险将从卖方转移到买方”。

同日，V与S1签署一份《寄存协议》，约定V将其在《铜矿石销售合同》项下采购的矿石寄存于S1，由S1无偿提供仓储场地堆放，矿石的所有权归属于V，寄存的矿石数量以《矿石交割单》且V未运输离场数据为准，由V负责矿石堆场的日常保管和看护，寄存期限自2018年7月25日至2020年7月24日。协议签署后，V在矿石堆放场地设置了看护住所和人员，并在矿石周边设置了铁丝网隔离。2018年7月30日、2018年8月30日，P1与V分别签署一份《矿石交割单》，完成了两笔铜矿石销售交易，数量分别为626,300吨和544,300吨，单价分别为52.6337美元/吨和51.4807美元/吨，货款金额分别为32,964,463.77美元和28,020,929.67美元。

某某公司1于2018年7月30日和8月30日分别确认了上述两批铜矿石的销售收入和销售成本。某某公司1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共确认两次销售的营业收入52,573,615.03美元、结转成本14,719,619.23美元，产生营业利润37,853,995.80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58亿元。《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第四条规定：“企业应当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根据《铜矿石销售合同》《寄存合同》的约定，矿石按月一次性交割，交货方式为由S1提供场地堆放、V自行负责日常保管和看护，《矿石交割单》上载明的矿石所有权归属于V。

因此，在签署《矿石交割单》以后，P1作为卖方已经履行了货物的交付义务，矿石的所有权已经转移给V，由V自行保管并承担货物灭失的风险。某某公司1根据两份《矿石交割单》确认营业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不存在财务造假行为。2021年12月22日，某某局对某某公司1出具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载明“公司未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XX会令第40号）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项、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及时披露《销售退货协议》”，违反了相关规定，故对某某公司1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可见，监管部门对某某公司1进行处罚的理由在于某某公司1没有及时以临时公告的形式披露《销售退货协议》，并非因为某某公司1存在财务造假行为。

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不能证明某某公司1存在原告所述的财务造假行为。P1与V之间的铜矿销售及退货交易均是真实发生的，某某公司1的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某某公司1不存在财务造假行为。原告主张某某公司1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存在财务数据虚假记载，并以此主张虚假陈述损害赔偿，并无依据，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本案虽争议的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者诉某某公司1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的示范案件[一审案号（2022）沪74民初209号、二审案号（2023）沪民终503号]不同，但部分事实相互关联。对于示范案件查明的事实，原被告均无异议，据此本院确认下述与本案相关事实：1.某某公司1于2003年6月26日在某某所1上市，其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代码为XXXXXX。

2.2018年7月25日，某某公司1的海外子公司P1与V签署《铜矿石销售合同》，合同约定：（1）P1向V销售平均品位不低于2%的氧化铜矿石（第1.2条、第1.3条）；合同期限为2018年7月25日至2019年7月24日，双方无异议将顺延一年（第1.1条）；（2）矿石按月一次性交割，交货方式为买方到卖方指定仓库分批自提；未提货前签订寄存协议，卖方提供场地堆放，但不负责保管和看护（第2条）；（3）交货数量以每月实际测量数量为准（第3条），单价为交割单日期最近的LXX（某某所2）结算价为基准，由双方协商确定，作为最终结算价（第4条）；（4）买方需分批以支票或现金支付，18个月内支付额不得低于总货款的50%，24个月内付清全部货款，在全部货款未付清前，买方需提供矿权或股权做抵押并办理登记或公证（第6条）；（5）当货物交给买方由买方看护人员保管时，货物风险将从卖方转移到买方（第11条）。

3.当日，V与S1之间签订《寄存协议》，协议约定：S1提供仓储场地给V，不收取场地租赁费用；V将购买的矿石寄存在S1处，但矿石所有权属于V，寄存数量以《矿石交割单》且V未运输离场数据为准；寄存期限为2018年7月25日至2020年7月24日止；V负责矿石堆场的日常保管和看护，并由其自行安排矿石运输。

4.2018年7月30日，为确保V履行《铜矿石销售合同》中的付款义务，V及其下属公司GXXXXXXXXXX.X.X.X（以下简称某某公司3）与P1签署《采矿权抵押合同》，合同约定某某公司3以其拥有的0531采矿权及其派生权益为V的付款责任提供抵押担保。

5.2018年7月30日、2018年8月30日，V（作为收货单位）与P1（作为供货单位）签署了两份《矿石交割单》。2018年7月30日签订的交割单标的为32,964,463.77美元，2018年8月30日交割单标的为28,020,929.67美元。P1分别于2018年7月30日、2018年8月30日当日确认了销售收入和成本。某某公司1于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确认两次销售营业收入52,573,615.03美元、结转销售成本14,719,619.23美元，产生营业利润37,853,995.80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58亿元）。

6.2019年2月25日，P1与V签署2份《销售退货协议》及2份《矿石交割单》，V将2018年7月30日、2018年8月30日《矿石交割单》项下的两批次铜矿石原价退还给P1，P1重新收回两批次铜矿石的所有权，原《铜矿石销售合同》终止，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结束。

7.P1调整2018年12月30日的财务报表，冲减前期确认的销售收入5,257万美元、销售成本1,472万美元，共冲减营业利润3,78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58亿元）。

8.2019年4月23日，某某公司1董事会审议通过了《2018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2019年4月25日，某某公司1披露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报告中，某某公司1前三季度的净利润分别为86,205,553.56元、87,634,333.81元、124,185,440.92元，第四季度的净利润为-99,602,533.63元。

9.2019年4月24日，某某公司1股票收盘价为6.33元/股，4月25日，A股股票收盘价为5.71元/股，跌幅9.79%，同日上证A股指数跌幅2.43%，国证有色指数跌幅3.10%。之后某某公司1股价连续两个交易日下跌：4月26日（周五）下跌3.68%，4月29日下跌6.55%。相应上证A股指数跌幅分别1.2%及0.77%，国证有色指数跌幅分别1.94%及3.79%。

10.2021年9月28日，某某公司1发布了《收到立案告知书和调查通知书的公告》，称公司于2021年9月26日收到某某局对公司下发的《立案告知书》（XX立案字XXXXXXX010）和《调查通知书》（XX调查字XXXXXXX191号），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某某局立案调查。

11.2021年12月22日，某某局出具沪[2021]2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9年2月25日P1与V签署《销售退货协议》后，某某公司1对应冲减前期已确认的收入，涉及冲减营业利润2.58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个经审计会计（2017年）合并报表利润总额的74.68%。公司未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XX令第40号）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项、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及时披露《销售退货协议》，违反了2014年《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构成2014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违法行为。

某某局决定对某某公司1给予警告，并处三十万元罚款。

12.2021年12月24日，某某公司1发布了《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的公告》，披露了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案件审理中，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某某公司12021年9月28日、9月29日、11月5日股票日K线图三张，以证明某某公司1公告某某局立案调查相关事实后，某某公司1股票连续两日一字跌停，收盘价从2021年9月28日的6.02元每股连续下跌至11月5日的4.46元每股，故某某公司1虚假陈述的揭露日为2021年9月28日。某某公司1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某某公司1股价于2021年9月28日、29日下跌是受有色金属板块的周期性回落、前期股价异常上涨后的回落等市场因素引起的，与某某公司1公告某某局立案调查相关事实无关。

一审法院查明

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予以采纳，并据此查明如下事实：2021年9月27日盘后某某公司1发布《收到立案告知书和调查通知书的公告》，之后某某公司1的股价持续下跌，2021年9月28日收盘价为6.02元，2021年9月29日收盘价为5.42元，2021年11月5日收盘价为4.46元。

关于原告提交的该证据是否可以证明其观点，本院将结合下文一并阐述。审理中，原告确认其于2019年2月28日至2019年4月25日期间没有交易某某公司1股票。

一审法院认为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某公司1是否存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虚增营业收入及营业利润的虚假记载行为。原告认为，P1与V签订的《铜矿石销售合同》以及两份《矿石交割单》为虚假合同，某某公司1于2018年第三季度报中确认两次销售营业收入的行为属于虚假记载。原告的理由包括：1.某某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记载：“公司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确认了相应营业收入5,257.36万元（不含税）。双方办理交割后，V未付款，也未运走矿石”“2019年2月25日，P1与V签订《销售退货协议》，约定退回前述交易的矿石，与前述销售合同相关的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全部终止……”2.P1与V签订《销售退货协议》后，P1未主张任何违约金，有悖商业常理。

对此，某某公司1解释了《铜矿石销售合同》《寄存协议》《销售退货协议》签订的背景、履约过程，关于P1未主张违约金的原因，某某公司1称因V矿山建设存在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故P1提出签订《销售退货协议》，综合考虑涉诉风险，以及案涉低品味矿石并非某某公司1经常经营矿石类型，某某公司1未有实际损失等因素后未向V主张违约金。

本院认为，首先，某某局已对某某公司1子公司P1与V签约及解约过程中所涉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某某局认定某某公司1存在未及时披露《销售退货协议》的违法行为，但并未认定某某公司1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存在财务造假行为。其次，根据《铜矿石销售合同》《寄存协议》《采矿权抵押合同》约定，V将购买的矿石寄存在S1处，但矿石所有权属于V；V分批支付货款，18个月内支付额不得低于总货款的50%，24个月内付清全部货款；V子公司以采矿权及派生权益为V的付款责任提供抵押担保。结合某某公司1所述案件交易的商业背景，本院认为，原告仅依据V未付款也未运走矿石，P1未主张违约金而主张案涉交易为虚构，证据明显不足，本院难以采信。

再次，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某某公司1于2018年第三季度报中确认两次销售营业收入的行为违反《企业会计准则》。

综上，原告主张某某公司1存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虚增营业收入及营业利润的虚假记载行为，缺乏事实依据。对于原告要求某某公司1就该行为进行赔偿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郭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43.46元，由原告郭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周欣

审判员 杨立转

人民陪审员 周玉婷

二〇二四年四月一日

书记员 黄一峰

书记员 谢呈明

附：相关法律条文：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在披露的信息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虚假陈述。虚假记载，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中对相关财务数据进行重大不实记载，或者对其他重要信息作出与真实情况不符的描述。误导性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隐瞒了与之相关的部分重要事实，或者未及时披露相关更正、确认信息，致使已经披露的信息因不完整、不准确而具有误导性。重大遗漏，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对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事项等应当披露的信息未予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