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某某鑫牛润瀛股权投资基金与某某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某某事务所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裁判文书全文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2)鲁02民初869号

当事人信息

原告：北京某某鑫牛润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执行事务合伙人：某某（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某某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

法定代表人：王某青。

被告：某某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执行事务合伙人：吴某星。

被告：某某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临沭县。

法定代表人：高某武。

被告：万某步（出生日期、住址略）。

被告：某某贝丰（中国）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吴某兵。

被告：某某（中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市临沂市临沭县。

法定代表人：邢某善。

被告：某某（中国）化学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

法定代表人：胡某波。

被告：李某国（出生日期、住址略）。

审理经过

原告北京某某鑫牛润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某某鑫牛）与被告某某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建投）、被告某某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某某事务所）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北京金融法院于2021年12月14日立案，该院于2022年4月1日作出（2021）京74民初205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本案移送本院予以审理。本院于2022年6月8日立案后，原告申请追加某某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正大）、万某步、某某贝丰（中国）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贝丰）、某某（中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生物）、某某（中国）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化学）、李某国、高某武、颜明霄、郑树林、徐恒军、唐勇为本案被告，后撤回了对高某武、颜明霄、郑树林、徐恒军、唐勇的起诉。

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2年8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某某鑫牛，被告某某建投，被告某某事务所，被告某某正大，被告万某步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某某贝丰、被告某某生物、被告某某化学、被告李某国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

原告某某鑫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某某建投、某某事务所、某某正大赔偿原告在证券交易中遭受的损失98648473.53元；2.判令万某步、某某贝丰、某某生物、某某化学、李某国对某某鑫牛的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8年1月24日与某某正大（股票代码：002470）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由某某正大发行股份购买包括原告在内的五家公司所持有的某某正大农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其中原告的交易对价经评估为12100万元。其后某某正大向原告发行了16598079股流通限售股份。交易完成后，原告一直持有某某正大股份至今。2021年5月21日，某某正大公告称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某某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1）35号）认定，某某正大存在虚构贸易业务虚增收入利润，未按规定披露关联方及关联交易，部分资产、负债科目存在虚假记载等问题，其公开披露的《2015年年度报告》《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年度报告》以及《2018年半年度报告》《2019年半年度报告》均存在虚假记载，构成证券虚假陈述;实际控制人万某步及部分某某正大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对上述虚假记载承担个人责任。

根据《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以下简称《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规定的规定，鉴于某某正大于2020年9月15日发出《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载明因公司涉嫌存在信息被露违法违规行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符合《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二十条关于揭露日的有关规定。根据东方财富等相关股票平台查询的信息，从2020年9月15日起证券累计成交量达到其可流通部分100%之日（即期间换手率达100%之日）为2021年1月11日，揭露日至基准日之间的每个交易日的收盘平均价格为1.33038元。

参照上述《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三十条，京粮投资可索赔损失＝［（买入证券平均价-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平均价）＊所持证券数量］＊（1＋佣金率＋印花税率）＊（1＋同期活期存款利率＊118／365）＝98648473.53元。根据某某正大公报，某某建投作为某某正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其应当结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当年和实施完毕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的年报，自年报披露之日起15日内，对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的下列事项出具持续督导意见，并予以公告。

综上，某某建投在2018、2019年度就某某正大公司治理结构具有督导职责，就某某正大内部治理及信息披露上的问题，应承担赔偿责任。某某事务所作为某某正大年报审计机构，针对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年报均作出了无保留的意见，且某某事务所的《关于某某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未对已查明的2018年财务造假的相关事项进行全面说明，对于某某正大虚假陈述导致的损失存在较大过错。某某正大作为虚假陈述的实施主体，应对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万某步、李某国系某某正大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系《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处罚对象，被《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对虚假陈述存在过错，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某某贝丰、某某生物、某某化学系《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认定的配合某某正大进行虚假陈述的主要责任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二条，应承担赔偿责任。

某某正大、万某步辩称：一、本案不是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应当依法变更案由。适用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由的直接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证券交易场所发行、交易证券过程中实施虚假陈述引发的侵权民事赔偿案件，适用本规定。”《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原告提起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并提交以下证据或者证明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一）证明原告身份的相关文件；（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虚假陈述的相关证据；（三）原告因虚假陈述进行交易的凭证及投资损失等相关证据。

”根据《若干规定》受理的案件是原告因虚假陈述进行交易而引发的侵权案件。《若干规定》中的上述界定，其法理基础是虚假陈述案件的性质。虚假陈述案件也称证券欺诈案件，投资者须因证券欺诈而实施交易。《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的上位案由是“314.证券欺诈责任纠纷”，即是此理。本案中，某某鑫牛并非因虚假陈述而实施认购某某正大的股票的交易。某某鑫牛的交易，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前即已决定实施。2015年7月17日，某某鑫牛与临沂某某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控股）、万某步及其他投资人签订《合作协议》。除了约定投资人对标的公司（即某某正大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农投）增资之外，该协议第2.1（5）条还约定，在本次投资交割日起的18个月内，某某正大将通过向全体投资方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全体投资方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以实现合格退出；根据该协议第1.14条，“合格退出”具体定义为“本次投资交割日起18个月内，某某正大通过向投资方非公开发行股份（关于非公开发行的董事会召开之日应在本次投资交割日起18个月内发生）或全体投资方一致的其他方式，按照本协议2.1（6）款所约定的合格退出价收购投资方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

某某正大增发的股份的发行价格以非公开发行的董事会召开日前20个交易日某某正大股票均价为基础，在届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由各方协商确定”。《合作协议》不仅对某某正大发行股份收购某某鑫牛所持某某农投股权的时间、标的公司估值、某某正大股份发行价格的确定方式，作了明确约定，对某某正大不能如约发行股份收购某某鑫牛所持某某农投股权的后果，也作了明确的安排。《合作协议》第7条约定，“自本次投资交割日起18个月内，某某正大未启动对投资方的非公开发行（以某某正大关于定增的董事会召开之日为准），且未经投资方同意延期”，或者“自本次投资交割之日起30个月内，未能成功实现某某正大对投资方的非公开发行”，“则投资方有权要求某某正大、控股股东和／或实际控制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在约定的时间内购买投资方届时持有的标的公司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回购价格应为投资方购买相关股权的初始价款加计按照年化复合收益率13%（自本次投资交割日起算，截至回购款项实际支付日止）计算得出来的价值。

某某正大、控股股东和／或实际控制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在收到投资方发出的要求回购的书面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应根据投资方的要求完成回购投资方所持标的公司股权（由于投资方单方原因而延期的除外），回购款项的支付按本协议约定及届时各方约定（如有）执行。”从以上《合作协议》条款可知，某某正大发行股份收购某某鑫牛所持某某农投的股权的交易，在2015年7月17日即已经决定，决定内容非常具体、可操作，交易最终也是按照决定实施（各方曾签订补充协议，将某某正大发行股份购买某某农投股权的交易时间从18个月延期到27个月），而法院认定的某某正大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是2016年3月29日，晚于交易决定日期。

显然，某某鑫牛不可能是因为受到某某正大的虚假陈述行为的欺诈而实施交易，本案不属于因虚假陈述而引发的侵权纠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并非本案的正确案由。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后，经审理发现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个案案由。《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与本案有关的案由包括证券发行纠纷、新增资本认购纠纷、公司增资纠纷等。某某鑫牛认购某某正大的股份的交易，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前即已经由《合作协议》决定实施，后续也确实是按照《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实际实施的。

某某鑫牛认购某某正大的股份的交易，并不是受到某某正大虚假陈述行为的欺诈而实施。“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并非本案的正确案由，依法应予变更。

二、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复杂，而且某某鑫牛已经实施卖出所持某某正大股份的交易，收受了部分转让款，并已要求某某控股承担担保责任、向某某控股的破产管理人申报了债权，在虚假陈述诉讼制度框架内无法合法有效地解决纠纷，在《合作协议》之外，关于某某鑫牛与某某正大之间的交易，根据某某鑫牛的要求，万某步和某某控股还曾多次特别作出额外的承诺。2015年7月15日，万某步向某某鑫牛出具《承诺函》，对某某正大日后发行股份收购某某鑫牛所持某某农投股权这一交易的实施时间、交易的完成时间、交易后某某鑫牛所持股份锁定期满后的某某正大股价作出了承诺。

如果违反承诺，某某鑫牛有权要求万某步回购所持某某农投的股权。2017年5月27日，万某步再次向某某鑫牛出具《承诺函》，对某某正大发行股份收购某某鑫牛所持某某农投股权这一交易的实施时间、完成时间、某某鑫牛所持某某正大股份的市值进一步作出承诺，并且以3000万股某某正大的股票为《承诺函》项下的义务提供质押担保。该承诺函中重申，如果违反承诺，某某鑫牛有权要求万某步回购所持某某农投的股权。2019年8月9日，万某步第三次向某某鑫牛出具《承诺函》，承诺由其回购某某鑫牛所持某某正大的股份，在2019年10月28日之前付清回购款，“受让价款为贵方原始投资金额人民币1亿元加上按照年化复合收益率13%计算的收益（收益计算起始日为2015年9月28日……）”，万某步并被迫答应每日5‰的超高罚息。

同日，某某控股向某某鑫牛出具了《担保函》，就万某步的回购责任提供担保。经某某鑫牛书面确认，万某步随后向其支付回购款3300万元，占某某鑫牛投资本金的33%。某某鑫牛也已要求某某控股承担担保责任，在某某控股的破产程序中向某某控股的破产管理人申报了债权，连本带息，申报债权金额为1.88亿元，某某控股的破产管理人确认了该笔债权。目前，某某控股的破产程序尚未结束。2019年8月9日的回购安排，实际是某某鑫牛实施卖出某某正大股票的交易。在该笔交易中，某某鑫牛不仅没有遭受损失，反而是盈利1倍以上（已收取的回购款加申报债权金额合计为2.21亿元，投资本金为1亿元）。

如上所述，在某某鑫牛对某某农投增资、以所持某某农投股权认购某某正大向其发行的股份的交易中，当事人对于交易作价、退出价格、回购价格均作了明确的约定，某某鑫牛不承担任何投资风险，其实施的是名股实债的交易。且某某鑫牛已经实施卖出所持某某正大股份的交易，账面盈利丰厚。某某鑫牛的诉求，或是关于名股实债交易的纠纷，或是关于定增保底合同的纠纷，或是其他类型的纠纷，但无论如何，不会是《若干规定》所规范的虚假陈述纠纷。再者，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复杂，某某鑫牛这一批次的投资者，最终出资人都是国资背景，包括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北京国资、上海国资、江苏国资；而被告某某正大的实际控制人也是国资背景，是临沭国资。

当事人签署的法律文件，按主体分，包括多边合同、双边协议、单方承诺；按形式分，包括《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增资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承诺函》、《担保函》；按约定的交易分，包括战略合作、增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回购、担保。且担保人某某控股正在破产程序中，破产法对于其债务处理有特别的规定。这些复杂的法律关系和交织的纠纷，无法在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由下、仅仅通过虚假陈述诉讼制度、适用《若干规定》得到合法有效解决。

三、即使作为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审理，按照《若干规定》，由于交易因果关系不成立、原告没有发生损失，某某正大也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某某鑫牛是专业投资者，当事人之间经过“面对面”的协商，以签署书面协议的方式决定实施交易，筹划协商、签署协议的时间均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前。某某鑫牛并非中小投资者，也非不特定的投资者，基于欺诈市场理论而确立的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对其并不适用，某某鑫牛不适用《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的推定交易因果关系规则，而是有责任对交易因果关系进行证明，但其没有完成这一证明。反之，某某正大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前，某某鑫牛即已与相关方决定实施交易，从筹划的时间、交易的内容可知，该交易行为与虚假陈述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根据《若干规定》第十二条，应当认定交易因果关系不成立。

如第二节所述，某某鑫牛已经要求第三方回购其股票。当事人之间关于回购的交易安排是合法有效的，并已实际履行。某某鑫牛并不存在投资差额损失，而是有丰厚盈利。根据《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证券交易市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范围，以原告因虚假陈述而实际发生的损失为限。

因此，在原告未实际产生损失的情况下，某某正大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某某鑫牛在诉状中隐瞒回购安排及履行情况，要求根据《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计算投资差额损失，其实质是在已经主张了金额超过投资本金2倍的回购款本息的情况下，再索要超过投资本金1倍的损害赔偿，既要违约赔偿，又要侵权赔偿，且合计金额超过投资本金的3倍，既违反法律规定，也无丝毫的合理性。小结以上，由于原告的交易行为与虚假陈述之间不存在交易因果关系，由于原告没有损失，即使作为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审理，按照《若干规定》，某某正大也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作为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审理的情况下，某某正大的其他答辩意见和相应证据同贵院已经审理的本系列其他案件。综合以上，本案不是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应当依法变更案由；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仅凭虚假陈述诉讼制度无法合法有效解决纠纷；即使按照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审理，由于原告的交易行为与案涉虚假陈述之间不存在交易因果关系，且原告并未产生损失，某某正大也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因此，请求贵院驳回原告的起诉，如不驳回起诉，则请求贵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某某建投辩称：一、本案不属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应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一）本案不属于《若干规定》第1条规定的适用范围。该解释规定仅适用于“在证券交易场所发行、交易证券的活动”，而本案原告的股票是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取得。证券交易所的功能是为上市公司提供融资服务。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活动系上市公司的交易行为，而非融资行为。具体到本案中，就本案原告取得股票的过程，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磋商、谈判、审批、资产定价、发行股票定价、股票登记，都没有在证券交易所内进行。

（二）原告与《若干规定》要保护的“投资者”属于对立的两方，如果适用《若干规定》将产生无法调和的矛盾。首先，从证券法角度，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的基础，是主体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故应向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对象赔偿。本案原告作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的交易相对方，和上市公司一样，是对投资者负信息披露义务的义务人，而不是上市公司应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对象。其次，从具体的交易流程角度而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也没有发行人向发行对象（交易对手）披露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信息的程序和义务。最后，从《若干规定》规定的角度，交易对方明确被设计为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中的潜在被告，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所要保护的投资者，属于对立阵营。

（三）本案实为股权转让纠纷，应据此判断各方权利义务关系，并驳回某某鑫牛的诉讼请求。

1、本案实际是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一方未尽质量瑕疵担保责任引发的违约责任。本案纠纷的基础是原告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向某某正大转让某某农投股权，某某正大以股票支付1.21亿元对价。因某某正大虚假陈述，导致股价虚高，从而使得原告取得的股票价值低于1.21亿元。但某某正大支付的股票价值未达到应有标准，类似于买卖合同中出卖人未尽对标的物的质量瑕疵担保责任，属于违约责任。

2、基于合同的相对性，股权转让纠纷下，某某鑫牛无权向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以外的主体主张权利，应驳回其对某某正大以外的被告的诉讼请求。

3、某某鑫牛在案涉股权转让交易中，理论上没有直接损失，故还应驳回其对某某正大的诉讼请求。某某鑫牛在合同关系下的损失，是本应获得的1.21亿元对价与其获得的股票实际价值之间的差额。但某某控股、万某步已经在该合同管辖下，以2.2亿元的对价回购某某鑫牛所持案涉股票，某某鑫牛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里没有直接损失。

（四）退一步而言，本案至多也只能按照普通侵权纠纷审理，仍然应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1、在普通侵权纠纷下，某某鑫牛无法举证证明其交易行为系受到某某正大的欺诈行为（即财务造假行为）误导，但其并没有。相反，某某鑫牛与某某控股签订的一系列协议、承诺都证明，某某鑫牛进行案涉交易是基于系列抽屉协议，而非对某某正大财务数据的信任。其次，从时间和内容上，某某鑫牛的交易行为均不可能受到某某建投出具的专业意见的误导。最后，普通侵权纠纷应适用《侵权责任法》而非《证券法》的特别规定，某某鑫牛起诉某某建投及其他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不符合《侵权责任法》规定的连带责任情况。

二、即便参照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相关规定进行审理，原告的诉讼请求也应该予以驳回。

（一）关于“实施日”、“揭露日”、“基准日”的认定。

1.关于“实施日”。本案某某正大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最早也只能认定为2016年3月29日发布《2015年年度报告》之日。

2.关于“揭露日”。某某鑫牛主张的2020年9月15日，某某正大股票的股价和交易量没有波动。相反，2019年4月30日，大信所拒绝为某某正大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其理由与某某正大最终被认定的虚假陈述行为具有一致性，且某某正大股价出现连续跌停，市场有明显反映。故本案应当认定2019年4月30日为揭露日。

3.关于“基准日”。应为2019年6月14日，基准价相应为4.27元／股。

（二）原告的交易行为不是发生在规定时间内，不满足《若干规定》“推定交易因果关系”的要求，据此，应直接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首先，《若干规定》第11、12条关于“推定交易因果关系”的规定，是为了解决投资者的交易决策是否受到虚假陈述行为误导的交易因果关系判断问题。其次，本案的“交易行为”发生日，应确定为2015年7月17日。因为该日某某鑫牛与某某控股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共同促成某某正大在约定期限内进行案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某某鑫牛在该日就已经同意某某正大未来以交付某某正大股票的方式支付某某鑫牛回报。最后，2015年7月17日早于某某正大虚假陈述行为的最早实施日2016年3月29日，不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时间段。

（三）原告作出交易决策的原因是某某控股、万某步提供的业绩预测和股价对赌兜底承诺，也属于《若干规定》第12条规定的推定交易因果关系可以被推翻的情况。

1、某某鑫牛2015年7月17日做出案涉交易决定，系基于某某控股2015年对某某正大的净利润私下做出的对赌承诺，即承诺某某正大在其持股期间的净利润不低于年复合利率15%，以及万某步同步做出的股价对赌兜底承诺，即承诺在某某正大股价未达到相应标准时，万某步承诺现金补足，某某鑫牛交易决策并不是基于某某正大财务数据的信任，属于《若干规定》第12条第5款的情形。

2、某某鑫牛在案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中没有披露其和某某控股、万某步签订的抽屉协议，是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人，且可能涉及内幕交易，本案也符合《若干规定》第12条第4款的情形。

（四）某某鑫牛的股票已经由他人溢价回购，其并未遭受实际损失。

1、某某鑫牛已在2019年8月9日将案涉股票以2.2亿余元的总对价出售给万某步，该债权中的3300万已经支付给某某鑫牛。部分的1.88亿元正在重整计划中清偿，其没有任何损失。

2、此外，某某鑫牛在限售期内私下减持的行为本身也属于严重证券违法行为。

（五）除前述诉请不能成立的实体理由之外，程序上，某某鑫牛提起本案也属于重复主张权利，其亦没有提起本案的诉权。因为某某鑫牛提起本案的基础，是因某某正大虚假陈述行为导致股票的票面价格高于实际价值，从而给某某鑫牛造成损失。而某某鑫牛与万某步、某某控股签订的《承诺函》，亦是基于案涉股票的股价未达到其约定的价格，因此万某步、某某控股通过回购股票的方式弥补其损失。本案与某某鑫牛向某某控股、万某步主张的回购价款债权，虽是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但指向同一标的损失，属于理论上的不真正连带责任，构成请求权的竞合，在其择一行使后便不能再主张其他请求权。

某某事务所辩称，一、案涉交易模式特殊，与证券市场的普通投资行为不同，其交易行为与公司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并无交易因果关系。本案的交易模式、交易价格、调价方案、认购数量等交易条件均系原告与上市公司协商确定，属于通过“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方式进行的“面对面协商”交易。原告的投资行为完全是履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结果，而并非基于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的合理信赖。原告的交易决策与上市公司的虚假陈述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其诉讼请求不成立。在侵权案件中，原告需证明两重因果关系，一是事实因果关系，二是法律因果关系。其中，事实因果关系在虚假陈述欺诈中主要指原告对虚假陈述内容的合理信赖。

而在现代股票市场的“非面对面”交易中，普通投资者对被告虚假陈述的合理信赖难于举证。故目前的证券虚假陈述侵权制度发展出了“欺诈市场理论”支持之下的信赖推定规则。即，只要是被告从事了具有重大性的虚假陈述，且原告在虚假陈述存续期间交易了证券，则推定认为原告的交易系信赖该虚假陈述的结果。此前，最高院的03年《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提出“交易因果关系”和“损失因果关系”这两重因果关系的概念，而是将二者统称为“因果关系判断”问题，并在同一条文中作出规定。但新司法解释《若干规定》中将二者进行了区分，并在第11条和第12条中明确了交易因果关系的推定规则和反证规则。

交易因果关系的判断核心是考察原告的交易决策究竟是基于信赖虚假陈述作出的，还是基于其他原因作出的。如果是基于其他原因作出的，则相当于某甲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并没有对原告起到“欺诈”的效果，那么即使发生证券投资损失，该等损失与公司的虚假陈述之间也没有因果关系，不应予以赔偿。在虚假陈述侵权案件中，交易因果关系是定性层面的因果关系（即原告该不该获赔），而“损失因果关系”则是定量层面的因果关系（即如果原告应该获赔，那么应获赔多少），在没有通过定性因果关系检验的情况下，定量因果关系不应有进一步审理和适用的空间。本案中，2018年1月24日，公司与某甲基金、东富和通、某某鑫牛、某乙基金、谷丰基金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包括原告在内的共五家私募基金公司持有的某某农投合计66.67%股权。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持有某某农投100%股权，而原告等五家私募基金公司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第4.2条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第4.3条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为：“本次发行对象为持有标的资产的某甲基金、东富和通、某某鑫牛、某乙基金、江苏谷丰，发行对象分别以其持有的某某农投股权认购某某正大本次发行的股份”；第4.4.1条：发行价格为：“各方同意以2018年1月25日为定价基准日，充分考虑公司股票市盈率及同行业公司估值水平基础上，公司通过与对方协商，充分考虑各方利益，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以定价基准日前6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均价作为市场参考价，并以不低于市场参考价90%作为定价依据，约定以7.37元／股作为发行价格”；

第4.2.2条第（3）可调价期间约定：“价格调整方案的可调价期间为公司审议本次重组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公告日之本次重组获得中国某某监会核准前”，第4.2.2条第（4）调价触发条件约定：“如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上市公司董事会可以对本次交易的股票发行价格进行调整：（1）在可调价期间内，中小板指数（399005.ＳＺ）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20个交易日中有至少10个交易日收盘点数较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即2017年10月24日）的收盘点数（即7815.38点）跌幅达到或超过10%，且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20个交易日中有至少10个交易日较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即9.15元／股）的跌幅达到或超过10%；

（2）......”第（5）项“当触发条件产生时，公司有权在触发条件产生之日起20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按照上述价格调整方案对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第4.6.1条股份锁定期：“交易对方在本次重组中认购的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转让。”第6.1条：“在本协议签署以后，各方在此同意并相互配合并尽其合理努力推进本次交易，包括但不限于......”。由此可见，不但交易价格系原告和公司协商确定，交易双方还可根据市场变化对交易价格和认购数量进行调整，同时双方还约定了股票发行后的12个月锁定期。

案涉交易明显与市场上的普通证券投资不同，已完全无法体现普通证券投资者在买卖股票时，基于对股票即时价格、股价走向、进出仓时机、仓位风险的动态考量与管理，且本案中的原告在某乙公司股票后，亦不可能像普通证券投资者一样可根据市场行情或投资对象经营状况而自主决定买入或卖出股票。原告作出商业决策的依据明显“有别于普通证券市场投资者股票交易决策时主要依据的通过公开渠道获知的上市公司信息，属于典型的“面对面协商交易”，其交易决策与公司虚假陈述行为无交易因果关系，且结合本案中各被告提交的证据亦可印证某某正大的观点。其中，根据某某建投提交的会议备忘录显示，原告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前，已与公司进行了多轮谈判，由此证明原告的交易决策作出并非基于对公开市场披露信息的信赖，而系基于双方协商的交易条件。

根据被告提交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资产评估报告》、某某农投（标的公司）和原告的企业信用报告等证据亦可证明，原告的商业决策、定价依据、交易条件并非依赖公开信息作出。

因此，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投资损失，应因其交易决策与公司虚假陈述行为之间不具有交易因果关系而予以驳回。

二、原告的交易主体身份特殊，不但是专业机构投资人，且在交易前已与上市公司共同持有标的公司的股权。原告作为专业投资机构，有别于普通投资者，其未能举证证明符合善良投资人标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作为上市公司关联方的股东，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是明知且应知的，应自担投资风险。原告系专业投资机构，有别于普通投资者，其适用推定信赖原则时需同时满足主观方面善意投资，客观方面已履行与其专业程度相当的审慎注意义务及完备的投资决策程序两方面前提条件，否则专业投资机构不能直接依据信赖推定原则建立交易因果关系。如原告在本案中无法举证证明其符合善意投资人标准，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自担投资风险。

《证券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将证券市场投资者区分为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如前所述，我国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系借鉴国外欺诈市场理论，确立推定信赖原则，但同时规定推定信赖是可抗辩的信赖。“市场欺诈”和“推定信赖”原则确定因果关系的目的在于保护我国证券市场中不具备专业投资知识的中小投资者，而对于专业机构，因其应具备高于普通证券市场投资人的投资技能和专业研究分析能力，而不能直接依据信赖推定原则径行认定其投资损失与虚假陈述存在因果关系，应分析辨别其投资损失时是受虚假陈述影响还是其他因素导致。在判定专业机构信赖推定是否成立问题上，应对其采用高于普通自然投资人的注意义务标准。

专业投资机构在投资前应运用其专业知识、经验、技能以及资金和资源力量，对被投资主体进行充分尽调，并据此作出专业的分析判断（如尽职调查报告、可行性研究分析报告等），对于认为可投资的对象，提起内部审批决策程序等。如专业投资者无充分证据表明该投资行为经过其充分尽调分析并履行完备决策程序，说明其投资时并未履行专业投资机构应尽的审慎注意义务，其投资具有随意性或者说主观方面不构成善意投资（存有过失或重大过失等），因此无法根据信赖推定原则建立交易因果关系。例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上海某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浙江某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二审【（2019）浙民终1414号】案中认为，某丁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属于专业投资机构，其应具备高于普通证券市场投资人的投资技能和专业研究分析能力，在证券投资中应严格遵循投资决策程序。

在判断“推定信赖”是否成立的问题上，对基金管理人应适用高于普通证券市场投资人的标准。某某某丁公司尚无充分证据表明其投资运用了专业知识和技能对某某文化公司股票的投资价值进行了判断并严格遵循了投资决策程序，不能认定某某某丁公司在投资某某文化公司股票时尽到了审慎、善意对待虚假陈述信息的注意义务，进而认定某某某丁公司的投资损失与上市公司虚假陈述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可见，如果专业投资机构未能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符合善意投资人标准，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自担投资风险。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公布的私募基金公示信息，原告于2015年7月9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行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备案手续，基金编号为Ｓ28719。

原告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专业投资机构，在投资前应运用其专业知识、经验、技能以及资金和资源力量，对被投资主体进行充分尽调，并据此作出专业的分析判断（如尽职调查报告、可行性研究分析报告等）。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交上述证据证明其已尽到专业机构的合理谨慎义务，不符合善意投资人的标准。此外，根据某某农投《企业信用报告》，2015年6月24日，上市公司发起设立某某农投。2015年8月，某某农投作出股东会决定，同意增加注册资本10亿元，其中某某正大、某甲基金、东富和通、某某鑫牛、某乙基金和谷丰基金分别以货币形式增资20000万元、30000万元、30000万元、10000万元、6000万元和4000万元。

原告以货币形式增资入股某某农投，增资后持有某某农投8.33%股权。2015年9月，即原告在涉案投资交易作出前，已通过定增入股方式成为某某正大关联方某某农投股东，其较普通投资人更具有优势直接获取上市公司信息，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是明知且应知。

因此，无论从案涉交易模式，还是从原告主体身份的特殊性，其均不符合证券市场对不特定投资人设定的信赖推定保护规则。且在各被告已充分举证推翻交易因果关系时，如原告无反证证明其符合善良投资人的标准以及其投资决策系参考上市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作出，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三、某某事务所并未因审计行为受监管部门处罚，原告亦不能举证证明某某事务所存在任何故意或重大过失情形。某某事务所对上市公司的审计行为已做到勤勉尽责，在本系列案中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一）前置程序取消并不意味着免除原告的举证责任，案件实体审理时，原告仍应提交中介机构存在侵权的初步证据，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原告起诉时仅需提交“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虚假陈述的相关证据”，正式取消前置程序，降低投资人起诉门槛。但对于《若干规定》第2条不应片面、僵化理解，并非原告针对中介机构的起诉无需再提交证明中介机构存在侵权的初步证据。虚假陈述诉讼本质仍是侵权诉讼，原告对中介机构提起虚假陈述诉讼无疑应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22条“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的规定。原告在对中介机构提起诉讼时，仍应遵守民事诉讼法中的基本举证规则，就被诉中介机构的虚假陈述侵权事实、理由作初步陈述及举证。

前置程序的取消，仅系满足立案登记制度改革和统一法律适用的需求，保证投资人的诉权角度作出的制度性衔接安排，并非举证规则的改变。该类案件进入实体审理阶段，投资人仍应遵循举证规则，对中介机构存在侵权事实等承担初步举证责任。对于未能举证证明中介机构存在侵权的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避免滥诉频发，给中介机构和审理法院造成无端讼累。本案中，原告仅向法院提交公司的行政处罚，该处罚对象是公司及其董监高人员，并非某某事务所。原告并未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明大信所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二）从《若干规定》对证券侵权诉讼中证券服务机构的过错认定角度，本案中，某某事务所不存在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故意或严重背离注意义务构成重大过失情形，不存在过错，不应对某某正大的赔偿责任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新《规定》第十三条、《证券法》第八十五条、第一百六十三条所称的过错，包括以下两种情形：（一）行为人故意制作、出具存在虚假陈述的信息披露文件，或者明知信息披露文件存在虚假陈述而不予指明、予以发布；（二）行为人严重违反注意义务，对信息披露文件中虚假陈述的形成或者发布存在过失。上述司法解释体现了“各负其责的法律精神”，避免中介机构“动辄得咎”的客观、公正、公平的司法态度。

根据上述规定，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仅在故意或严重背离注意义务构成重大过失情形下才认定其有过错。《若干规定》关于中介机构过错的规定与此前司法实践中多数司法判例中观点一致。此前的司法判例中，多数法院认为中介机构承担责任的主观要件是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而行政监管措施并不是行政处罚，不能以监管措施作为处罚或赔偿的依据。也就是说，即便中介机构受到行政监管措施，也不构成证券侵权诉讼中的过错，不宜判定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见，《若干规定》第十三条关于中介机构过错的认定标准，也仅系对此前法院司法实践判例中对中介机构过错认定标准的提炼和统一，并无实质性变化。

本案，大信所并未因审计行为受到任何行政处罚或任何行政监管措施。根据《若干规定》第十三条，大信所不存在故意或严重背离注意义务构成重大过失的情形，不存在过错。

综上，本案中，原告的交易模式、主体身份均明显有别于证券市场发生的普通投资行为，其交易模式、交易价格、调价方案、认购数量等交易条件均系原告与上市公司协商确定。原告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上市公司关联方的股东，对公司的信息是知且应知。原告买入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完全是执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结果，而并非是基于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的合理信赖。原告的交易行为与公司的虚假陈述之间无交易因果关系，与中介机构之间更无交易因果关系。恳请贵院查明事实基础上，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某某贝丰、被告某某生物、被告某某化学、被告李某国未发表答辩意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查明并认定事实如下：一、某某鑫牛2015年入股某某农投的事实1、2015年6月24日，某某正大成立某某农投。2015年7月17日，某某正大作为原股东与投资方中国某甲有限公司（甲方）、东富和通（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乙方）、某某种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丙方）、江苏某某农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丁某）、某某鑫牛（戊方）以及标的公司某某农投签订《关于某某正大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约定某某农投增加注册资本10亿元，其中本案原告出资1亿元，占增资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的8.33%。

2015年9月22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2、2015年7月17日，某某控股（甲方）、万某步（乙方）与中国某乙有限公司（丙方）以及某某鑫牛（庚方）等签订《合作协议》，约定某某鑫牛以1亿元出资目标公司。标的公司设立完成后，由某某正大主导经营管理，标的公司确保投资资金用于投资方以书面形式事先一致同意的项目，即投资资金最终全部用于某某农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一家由标的公司全资拥有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农道）。截至本协议签署日，甲方为某某农道的唯一股东，持有某某农道100%股权，标的公司设立完成后，甲方将其持有某某农道100%股权转让给目标公司，前述股权转让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某某农道的唯一股东，持有某某农道100%股权。

该协议第2.1（5）条约定，在本次投资交割日起的18个月内，某某正大将通过向全体投资方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全体投资方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以实现合格退出；根据该协议第1.14条，“合格退出”具体定义为“本次投资交割日起18个月内，某某正大通过向投资方非公开发行股份（关于非公开发行的董事会召开之日应在本次投资交割日起18个月内发生）或全体投资方一致的其他方式，按照本协议2.1（6）款所约定的合格退出价收购投资方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某某正大增发的股份的发行价格以非公开发行的董事会召开日前20个交易日某某正大股票均价为基础，在届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由各方协商确定”。

《合作协议》第7条回购权约定，“因某某正大原因导致的标的公司以及某某农道的投资行为或经营状况出现重大不利变化”“自本次投资交割日起18个月内，某某正大未启动对投资方的非公开发行（以某某正大关于定增的董事会召开之日为准），且未经投资方同意延期”，或者“自本次投资交割之日起30个月内，未能成功实现某某正大对投资方的非公开发行”等六种情形的任何一种情况，“则投资方有权要求某某正大、控股股东和／或实际控制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在约定的时间内购买投资方届时持有的标的公司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回购价格应为投资方购买相关股权的初始价款加计按照年化复合收益率13%（自本次投资交割日起算，截至回购款项实际支付日止）计算得出来的价值。

某某正大、控股股东和／或实际控制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在收到投资方发出的要求回购的书面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应根据投资方的要求完成回购投资方所持标的公司股权（由于投资方单方原因而延期的除外），回购款项的支付按本协议约定及届时各方约定（如有）执行。”3、2016年12月28日，上述各方签订《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载明2015年7月17日签署的《合伙协议》中涉及的投资已于2015年9月28日全部完成交割。各方同意某某正大启动向投资方非公开发行股份实现投资方退出的时限在自本次投资交割之日起18个月的基础上延长9个月，即自本次投资交割日起27个月内，某某控股和万某步促成某某正大通过向投资方非公开发行股份（关于非公开发行的董事会召开之日应在本次投资交割日起27个月内发生）或全体投资方一致同意的其他方式，按照合作协议2.1（6）款所约定的合格退出价收购投资方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

二、某某鑫牛参与某某正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事实1、2017年，某某鑫牛与某某正大等签署了多份《重大资产重组交易进程备忘录》：根据《重大资产重组交易进程备忘录》的内容，2017年9月27日，某某正大向某某鑫牛、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等股东表达收购其持有的某某农投的意向。2017年10月24日某某正大商议筹划可能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某某农投的股权，为防止股价异常波动，申请股票停牌。2017年10月30日，某某正大与某某鑫牛、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等交易对方、某某建投就收购方案进行磋商。2017年11月7日，某某正大与各交易对方签署意向性文件，各交易对方签署相关声明文件，上市公司申请转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程序。

2017年11月9日某某正大与某某鑫牛、中国某甲有限公司、某某建投、某某事务所等，就交易方案和审计评估等问题进行商议，确定审计评估基准日为2017年9月30日。2017年11月16日某某正大与某某鑫牛、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等股东就交易方案进行磋商……。2017年12月21日，某某正大与交易对方确定交易方案的主要条款。

2、2017年11月7日，某某正大与原告签署《某某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某某鑫牛润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关于股权收购的意向函》，意向函载明，经某某正大与原告初步协商，某某正大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原告购买其持有的某某农投的股权，双方已达成初步收购意向。2018年1月11日，某某鑫牛执行事务合伙人作出决定，同意某某正大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某某鑫牛持有的某某农投股权，并于当日作出《北京某某鑫牛润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2018年第【1】次风控会议决议》，同意与某某农投其他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2018年1月24日，某某正大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案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等相关议案。

3、2018年1月24日，某某鑫牛等交易对手与某某正大签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同意将持有的某某农投股权转让给某某正大。该协议第3.2条约定，某某正大应支付给某某鑫牛的交易对价为12100万元；该协议第4.2条约定本次发行的股份全部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支付前述1.21亿元对价；该协议第4.4.1条约定，以2018年1月25日为定价基准日，充分考虑公司股票市盈率及同行业公司估值水平基础上，公司通过与对方协商，充分考虑各方利益，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以定价基准日前6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均价作为市场参考价，并以不低于市场参考价90%作为定价依据，约定以7.37元／股作为发行价格；

第4.2.2条第（3）可调价期间约定：“价格调整方案的可调价期间为公司审议本次重组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公告日之本次重组获得中国某某监会核准前”，第4.2.2条第（4）调价触发条件约定：“如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上市公司董事会可以对本次交易的股票发行价格进行调整：（1）在可调价期间内，中小板指数（399005.ＳＺ）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20个交易日中有至少10个交易日收盘点数较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即2017年10月24日）的收盘点数（即7815.38点）跌幅达到或超过10%，且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20个交易日中有至少10个交易日较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即9.15元／股）的跌幅达到或超过10%；

（2）......”第（5）项“当触发条件产生时，公司有权在触发条件产生之日起20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按照上述价格调整方案对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第4.6.1条股份锁定期：“交易对方在本次重组中认购的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转让。”该协议第5.2.2条约定，于标的资产交割日后30日内，某某正大应向某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登记手续，将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在交易对方名下；第6.1条：“在本协议签署以后，各方在此同意并相互配合并尽其合理努力推进本次交易，包括但不限于......”。

该协议第14.2条约定，违反该协议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是赔偿非违约方的“所有直接损失、损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合理的律师费）和责任”。

4、2018年1月25日，某某正大披露了《某某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具体说明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交易对方的承诺等内容；某某正大披露了某某建投出具的《某某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该财务报告对以下事项发表了意见：某某正大收购某某农投66.67%股权，是否合规、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某某农投股权的定价是否公允、评估是否合理、收购某某农投股权是否有利于某某正大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关联交易等。

5、2018年7月26日，某某正大取得某某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某某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某甲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181号），某某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案涉某某正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6、2018年8月1日，某某正大披露了《某某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具体说明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交易对方的承诺、交易的具体实施情况等内容。

7、2018年8月1日，某某鑫牛持有的某某农投股权过户给某某正大，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8、2018年8月2日，某某事务所出具了《某某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18］第3-00013号），经该所确认，截至2018年8月1日止，某某正大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32784633.00股，已收到某某正大农业投资有限公司66.67%的股权，发行价格7.29元／股，发行金额人民币968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6762784.63元，实际发行净额人民币961237215.37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32784633.00元，增加资本共计人民币828452582.37元。

9、2018年10月16日，某某正大向中国某某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132784633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132784633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股份数量3290622729股。

10、2018年10月18日、23日，某某正大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申请书，载明已向原告等交易对手发行股份132784633股，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为前述股票办理上市手续。并载明本次非公开发行特定对象已承诺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本次认购股份。

三、关于承诺及债权申报的有关事实1、万某步于2015年7月15日向某某鑫牛出具《承诺函》，承诺某某正大收购某某鑫牛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权将以届时标的公司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作价，且该作价不低于投资金额1亿元加计按照年化复合收益率10%计算得出的价值，如果违反承诺，某某鑫牛有权要求万某步回购所持某某农投的股权，回购价格为投资金额1亿元加计按照年化复合收益率13%计算得出的价值。

2、2017年5月27日，万某步及其配偶李某再次向某某鑫牛出具《承诺函》，对某某正大发行股份收购某某鑫牛所持某某农投股权这一交易的实施时间、完成时间、某某鑫牛所持某某正大股份的市值进一步作出承诺，并且以3000万股某某正大的股票为《承诺函》项下的义务提供质押担保。该承诺函中重申，如果违反承诺，某某鑫牛有权要求万某步回购所持某某农投的股权。

3、2019年8月9日，万某步第三次向某某鑫牛出具《承诺函》，承诺由其回购某某鑫牛所持某某正大的股份，在2019年10月28日之前付清回购款，“受让价款为贵方原始投资金额人民币1亿元加上按照年化复合收益率13%计算的收益（收益计算起始日为2015年9月28日……）”同日，某某控股向某某鑫牛出具了《担保函》，对万某步在《承诺函》中的全部债务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三年。2019年8月16日，万某步配偶出具承诺，同意以夫妻共同财产承担万某步在该承诺函下的义务。

4、2021年1月12日，某某鑫牛在某某控股的破产程序中向某某控股的破产管理人申报了债权，申报第一笔债权187944259.67元（万某步受让某某鑫牛持有的某某正大16598079股项下权益，并确认自2019年11月11日至2020年3月31日收取了万某步3300万元作为利息），第二笔债权4500万元（2019年12月26日某某鑫牛与万某步签署《借款协议》，向万某步提供4500万元借款，到期日为2020年4月30日）。

5、山东省临沭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2日作出（2020）鲁1329破16-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包含本案在内的23笔债权。

四、涉案信息披露行为的相关事实1、某某正大公司系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上市公司，其公开发行的Ａ股股票，现证券简称“ＳＴ金正”，证券代码002470。

2、2016年3月29日，某某正大公司发布《2015年年度报告》，此后年度相继发布了《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上述年度报告，某某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某某事务所）均出具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3、2019年4月30日，某某正大公司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审计报告》《2018年度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审核报告》等多份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中对部分内容出具了保留意见，对部分内容无法表示意见。

4、2020年6月30日，某某正大公司发布《2019年年度报告》《2019年年度审计报告》《2019年度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关于对某某正大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出具非标准审议意见报告的专项说明》等系列公告。某某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2019年度审计报告，对于《2019年度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出具否定意见。

5、2019年4月30日某某正大公司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等多份报告后连续三个交易日跌停。2020年6月30日某某正大公司发布《2019年年度报告》等多份报告当日开市时停牌，2020年7月1日开市复牌后，连续5个交易日股价大幅下跌。

五、某某正大、万某步受到行政处罚的相关事实1、2019年5月8日，某某正大发布《关于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2019-029），披露其于2019年5月7日收到了某某监会山东监管局（以下简称某某监会）对公司下发的《关于对某某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公司董事长万某步、财务负责人李某国、董事会秘书崔某收到了《关于对某某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万某步等3人采取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进一步披露了2018年度该公司与某某贝丰公司等关联方发生大额资金往来以及审计机构发现该公司以前年度存在无实物流转的贸易性收入。

2、2020年9月15日，某某正大发布《关于收到某某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披露其于2020年9月14日收到《某某监会调查通知书》（鲁证调查字【2020】18号），因公司涉嫌存在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某某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2022年1月4日，某某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1号，对某某正大及万某步等多人作出行政处罚。

3、根据某某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1号决定书，某某正大存在以下违法事实：（1）某某正大通过虚构贸易业务虚增收入利润。2015年至2018年上半年，某某正大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部分子公司通过与其供应商、客户和其他外部单位虚构合同，空转资金，开展无实物流转的虚构贸易业务，累计虚增收入2307345.06万元，虚增成本2108384.88万元，虚增利润总额198960.18万元。上述情况导致某某正大披露的《2015年年度报告》《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和《2018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2）某某正大未按规定披露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1.某某正大未按规定披露其与某某贝丰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某某正大与某某贝丰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披露不准确。某某正大对其与某某贝丰公司之间的关联资金往来披露不准确。

2.某某正大未按规定披露其与某某（中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己公司）、某某（中国）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庚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3）某某正大部分资产、负债科目存在虚假记载。

1.某某正大虚减应付票据。

2.某某正大虚增发出商品。某某正大披露的《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4、根据某某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1号决定书，万某步存在的违法事实：作为某某正大实际控制人、时任董事长、总经理的万某步决策虚构贸易业务、虚增发出商品等事项；知悉某某正大与某某贝丰、富朗、诺泰尔之间真实的关联关系；参与决策某某正大向某某贝丰划转非经营性资金；知悉某某正大向部分参与虚构贸易业务的公司开具票据用于融资。万某步全面负责决策，组织实施上述违法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以及《信披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情形。万某步作为某某正大实际控制人，决策、指使相关人员进行财务造假，隐瞒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其行为同时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实际控制人的相关情形。

一审法院认为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虚假陈述行为的认定；二、原告的购买行为与某某正大的虚假陈述行为因果关系的认定。

关于争议焦点一，涉案虚假陈述行为的认定。《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在披露的信息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虚假陈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1号）认定某某正大存在通过虚构贸易业务虚增收入利润、未按规定披露关联方及关联交易、部分资产及负债科目存在虚假记载的行为，上述行为导致某某正大公司披露的《2015年年度报告》《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年度报告》未如实披露其与某某贝丰公司、某己公司、某庚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

某某正大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的事实，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本院认定某某正大披露的《2015年年度报告》《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年年度报告》存在证券虚假陈述行为。

关于涉案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因某某正大公司自《2015年年度报告》开始存在虚假陈述，原被告对于《2015年年度报告》公布之日即2016年3月29日为实施日无异议，本院认定涉案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系2016年3月29日。

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的购买行为与某某正大的虚假陈述行为因果关系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公告的证券发行文件、定期报告、临时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原告能够证明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原告的投资决定与虚假陈述之间的交易因果关系成立：（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了虚假陈述；（二）原告交易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三）原告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后、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实施了相应的交易行为，即在诱多型虚假陈述中买入了相关证券，或者在诱空型虚假陈述中卖出了相关证券。

”第十二条规定：“被告能够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交易因果关系不成立：（一）原告的交易行为发生在虚假陈述实施前，或者是在揭露或更正之后；（二）原告在交易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虚假陈述，或者虚假陈述已经被证券市场广泛知悉；（三）原告的交易行为是受到虚假陈述实施后发生的上市公司的收购、重大资产重组等其他重大事件的影响；（四）原告的交易行为构成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证券违法行为的；（五）原告的交易行为与虚假陈述不具有交易因果关系的其他情形。”本院认为，证券法中的交易因果关系要求虚假陈述与投资者决策之间必须具有因果关系。

对于股票市场中的一般投资者而言，其信赖公开渠道获知的上市公司信息，根据市场行情或投资对象经营状况而自主决定买入或卖出股票，并基于股票价格的波动承担相应投资损失，故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以推定信赖原则判断交易因果关系。本案中，原告的案涉交易明显有别于市场上的普通证券投资者，且本案被告均提出多项证据证明本案交易因果关系不成立。

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原告系为退出某某农投而持有某某正大股票，不同于证券市场的普通投资者的投资行为。2015年7月17日，原告某某鑫牛与某某控股、万某步签订了《合作协议》，《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某某正大以发行股票的方式收购某某鑫牛所持某某农投的股权，且对于收购时间、某某农投的估值、某某正大股票发行价格的确定方式以及按照年化复合收益率13%回购股权均有特别约定。此后，原告与某某正大公司进行了多轮磋商并通过签订《补充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重大资产重组交易进程备忘录》等方式对增发股票、以股票收购股权的事项进行明确安排。

此外，自2015年7月起，万某步多次向某某鑫牛出具《承诺函》，保证某某鑫牛所持有的某某正大股票的变现价值不低于某某鑫牛初始投资本金加上按年复合收益率10%，据此某某鑫牛不因持有某某正大股票而承担任何投资风险或者损失。故原告有别于证券市场的普通投资者。其次，原告的交易行为与某某正大证券虚假陈述不具有交易因果关系。通过本案磋商过程及相关协议可以看出，早在2015年7月17日，某某鑫牛便与某某正大公司达成通过发行股票收购股权的交易意向。《合作协议》《承诺函》等文件中亦对某某鑫牛免于购买股票的投资风险作出保障性承诺。本案某某正大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是2016年3月29日，晚于原告作出购买股票投资意向的时间。

因此，被告某某正大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原告的交易行为并非基于对某某正大公开披露的信息的信赖，属于与虚假陈述不具有交易因果关系的其他情形，根据《若干规定》第十二条，本案交易因果关系不成立。第三，原告已经就万某步回购股权向某某控股申报保证债权，在本案中提起侵权之诉缺乏依据。虽然受某某正大虚假陈述的影响，某某鑫牛持有的某某正大股票价值缩水，但万某步于2019年8月9日向某某鑫牛出具《承诺函》，承诺于2019年10月28日之前向某某鑫牛付清回购款，并在其后实际支付3300万元。就该《承诺函》，某某控股于同日向原告出具《担保函》，约定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三年。

万某步配偶于2019年8月16日向原告出具承诺，约定以夫妻共同财产承担万某步在该《承诺函》项下的义务。依据某某控股出具的担保函，2021年1月12日，某某鑫牛在某某控股的破产程序中申报了连带责任保证债权并已被山东省临沭县人民法院裁定确认。原告收取万某步3300万元的事实，结合其提起本案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之诉前已作为债权人向某某控股申报了破产债权的事实可以看出，原告亦认可其损失系基于股权回购产生，对于其再以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请求本案被告赔偿损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依照《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北京某某鑫牛润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35042元，由北京某某鑫牛润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负担。因本案未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故保全费5000元退回北京某某鑫牛润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宿敏

审判员 张晓华

审判员 张仁珑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日

法官助理 宋旭

书记员 徐婷

书记员 张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