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某、卓某辉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裁判文书全文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粤民终2190、2191号

当事人信息

上诉人（一审原告）：孟某（2*甲）（出生日期、住址略）。

上诉人（一审原告）：卓某辉（2*乙）（出生日期、住址略）。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某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法定代表人：孙某彤。

审理经过

上诉人孟某、卓某辉与被上诉人某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技术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3民初2723号、27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孟某、卓某辉和某某技术公司到庭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二审诉讼请求

孟某上诉请求：判令某某技术公司赔偿孟某于2015年11月9日之后买入至2018年1月23日之前持有国民技术股票股数52万股遭受的投资损失534.1406万元。

事实和理由：（一）某某技术公司擅自更改公司决议通过且已经披露的合同中的重要条款，构成虚假陈述。某某技术公司的子公司深圳某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于2015年11月6日和北京某某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某某公司）达成的《深圳国泰旗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书》（深圳国泰旗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在下文中或简称为深圳国泰基金，该协议简称为《合伙协议书》）中包含有“资金托管条款”，该《合伙协议书》经某某技术公司审议通过且已于2015年11月9日公告披露，也向监管部门进行了报送，但某某公司在正式签署该《合伙协议书》时将“资金托管条款”删除，某某技术公司对上述合同条款变更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构成虚假陈述。

某某技术公司在指定媒体上发布的信息被投资者合理信赖，不能任意变更。

因此，某某技术公司应当对其2015年11月9日向投资者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公告》和相关备查文件中的《合伙协议书》内容的真实、完整、准确、及时、公平性负责，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如果资金托管条款未被删除，某某公司、北京某某公司就会按照该约定条款与基金托管人签订“资金三方托管协议”并开立“资金托管账户”，由基金托管人安全保管深圳国泰基金的全部资产，负责深圳国泰基金名下的资金往来并持续监督深圳国泰基金的投资运作，就不会导致发生深圳国泰基金进行期货投资，某某技术公司就不会有虚假陈述；某某公司的5亿元投资本金就不会损失，某某技术公司的股价也不会大幅下跌63.99%，孟某、卓某辉的投资资金也不会发生534.1406万元的巨额损失。

因此，某某技术公司“删除资金托管条款”的虚假陈述行为与股价大幅下跌具有因果关系，与孟某、卓某辉的投资决定、投资损失之间均具有因果关系。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公告备查文件《合伙协议书》没有公告披露，事实认定错误。某某技术公司实际签订的《合伙协议书》删除了资金托管条款，导致该协议的签订版与其在2015年11月9日披露的《合伙协议书》内容不一致，一审未认定该项遗漏披露的事实有误。且某某技术公司未披露其和深圳某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签订的两份《关于设立深圳国泰旗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补充协议》（签署日期为2015年11月27日的协议简称为《补充协议1》，签署日期为2016年3月18日的协议简称为《补充协议2》，两份协议统称为《补充协议》），以上均属未披露的内容。

孟某、卓某辉是基于某某技术公司的上述虚假陈述行为提起诉讼，不仅限于某某技术公司擅自删除资金托管条款或未披露补充协议中的某一项行为。

（二）某某技术公司自2017年11月29日发布停牌公告以来至2018年1月23日，其间在2017年12月20日某某技术公司股票复牌并发布了涉案5亿元投资款全额损失的消息，以及收购新能源行业资产事项的消息，在这期间的39个交易日，某某技术公司股票复牌后股价大幅下跌44.51%，而同期创业板指数仅微跌1.45%，某某技术公司股价变动幅度偏离创业板指数43个百分点，比创业板指数多下跌2970%，与创业板指数形成完全背离走势。由此证明，某某技术公司股价的连续下跌与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不存在因果关系，某某技术公司股价连续下跌是其发布5亿元投资款损失全额计提坏账准备致使上市公司股东权益大幅减少导致的结果。

2018年12月28日某某技术公司发布《关于公司获悉前海旗隆相关人员被批准逮捕的公告》后，某某技术公司股价下跌1.32%证明，2015年11月9日至2018年1月23日期间某某技术公司股价大幅下跌与某某公司、北京某某公司相关人员失去联系不存在因果关系，而与5亿元投资款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三）某某技术公司在深圳国泰基金的5亿元投资款损失是由于深圳国泰基金未进行“对未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而是进行“权益工具投资”，与公司自身的非系统性风险无关。在某甲公司管理部问询函的回复中，某某技术公司确认知晓深圳国泰基金实际进行的是“期货投资”。创业板公司管理部问询函第6条问询内容为：某某技术公司提交的深圳国泰基金审计材料显示，2016年度深圳国泰基金对外投资收益主要来源于“期货投资”。某某技术公司在问题八的回复内容（二）中称：国民技术于2016年12月21日收到并仔细阅读了深圳国泰基金的审计材料，由此证明某某技术公司在2016年12月21日就已经知晓深圳国泰基金进行的是期货投资。

某某技术公司发现深圳国泰基金从事的期货投资与其在2015年11月9日和2016年3月2日发布的公告中披露的深圳国泰基金是产业投资基金、经营范围是股权投资基金的信息不一致，但某某技术公司未在某乙公司董事会报告，也未督促公司履行临时报告义务。2016年12月24日，某某技术公司明知某某公司收到的分红来源于深圳国泰基金的期货投资时，仍故意发布题为《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产业投资基金分红的公告》，披露称某某公司于2016年12月22日收到深圳国泰基金分红5000万元系来源于产业投资基金。某某技术公司的行为没有履行忠实、勤勉尽责之义务，存在过错。

综上，请求改判。卓某辉上诉请求：改判某某技术公司赔偿卓某辉于2015年11月9日之后买入至2018年1月23日之前持有某某技术公司的股票股数14.89万股遭受的投资损失140.9747万元。卓某辉上诉的理由与孟某上诉的理由相同。

二审辩方观点

某某技术公司答辩称，请求驳回孟某、卓某辉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理由如下：（一）《合伙协议书（签订版）》删除未生效的《合伙协议书（草稿）》中的“资金托管条款”符合法律规定，不构成证券虚假陈述。

1.某某技术公司于2015年11月8日根据《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1号《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事项》（2015年9月）（以下称《备忘录21号》）上传至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伙协议书》系未经签署的初稿，《合伙协议书（草稿）》此时尚未生效，故某某技术公司虽将其列为备查文件名录，但仅为文件名称表述，并非链接，亦未上传或公开协议初稿文本内容，投资者无法在此处查阅备查文件中的《合伙协议书（草稿）》内容。根据某某技术公司一审时提交的证据27《合伙协议书（签订版）》，《合伙协议书（签订版）》签订、生效日期应为2015年11月23日，而非孟某、卓某辉主张的2015年11月9日。

某某技术公司在2015年11月9日的对外公告中已对《合伙协议书（草稿）》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条款进行了披露，披露内容不包括“资金托管条款”，故2015年11月23日的《合伙协议书（签订版）》虽然删除了“资金托管条款”，某某技术公司对此并不负有对外披露的义务。

2．《合伙协议书（签订版）》删除未生效的《合伙协议书（草稿）》中的“资金托管条款”不违反法律规定、董事会决议。对投入合伙企业的资金进行托管并非法律、法规、规章的强制性要求。即使根据孟某、卓某辉的观点认为深圳国泰基金为私募基金，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21条“除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私募基金应当由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合同约定私募基金不进行托管的，应当在基金合同中明确保障私募基金财产安全的制度措施和纠纷解决机制”的规定，资金是否托管由当事人在基金合同中约定，资金托管亦非强制性规定。且案涉《补充协议》已就深圳国泰基金的财产安全进行了制度安排，表现为保证担保和固定收益。

《补充协议》对某某技术公司股票价格走势的利好性质已由证监会在《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其他投资者诉某某技术公司虚假陈述赔偿案的生效判决予以认定，《备忘录21号》也未明确要求对有限合伙的投资必须约定资金托管条款并加以披露。

3.《合伙协议书（签订版）》删除“资金托管条款”不违反某某技术公司的董事会决议。某某技术公司于2015年11月6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议案》并公告。董事会审议及公告内容均未涉及资金托管事项和条款，《合伙协议书（签订版）》删除未生效的资金托管条款，不违反董事会决议。此外，深圳证券交易所与证监会未认定《合伙协议书（签订版）》删除资金托管条款的行为违反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并进行处罚，说明该行为不具有重大性，不构成虚假陈述。

（二）《合伙协议书（签订版）》删除《合伙协议书（草稿）》中的资金托管条款不属于必须披露的重大事件，某某技术公司未披露《合伙协议书（签订版）》删除“资金托管条款”的行为不具有重大性。删除资金托管条款的信息于2018年1月23日首次公开，公开日前后合理期间内某某技术公司的股价走势基本平稳，涨跌互现，成交量没有明显的增减，说明市场对删除资金托管条款的公开反映有限，公开日后某某技术公司的股价和成交量未发生异常波动。即使如孟某、卓某辉所主张存在虚假陈述行为，根据2022年1月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虚假陈述赔偿司法解释》）第十条，虚假陈述的实施、揭露或者更正未导致相关证券的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产生明显变化的，人民法院也应当认定该虚假陈述的内容不具有重大性，某某技术公司公司也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三）某某技术公司在涉案整个信息披露过程和所披露的内容中不存在过错。某某技术公司已经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规定就与本案有关的对外重大投资行为及《合伙协议书》主要条款进行了详细披露。

（四）《合伙协议书（签订版）》删除了《合伙协议书（草稿）》中资金托管条款的行为与孟某、卓某辉的投资决定、投资损失不具有因果关系，某某技术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其他投资者诉某某技术公司虚假陈述赔偿纠纷已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2015年11月27日为虚假陈述实施日、2017年12月15日为虚假陈述揭露日（某某技术公司股票于2017年11月29日申请停牌，2017年12月20日复牌，故2017年11月28日为虚假陈述揭露日之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在2015年11月27日至2017年11月28日（即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某某技术公司股价下跌系由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综合影响导致，与其他因素无关，当然也与删除资金托管条款无关。

根据前述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在2017年12月20日至2018年1月5日（即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及之后某某技术公司股票价格下跌系由失联事件引起的，与其他因素无关，当然也与删除资金托管条款无关，该项认定应当作为处理本案的依据。退一步讲，即使按孟某、卓某辉所主张的“揭露日为2018年1月23日”的观点，则“基准日应为2018年2月28日”，在“孟某、卓某辉所主张的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某某技术公司的股票价格及成交量均未发生异常波动，市场对该披露行为反应有限，且在该期间某某技术公司股票价格走势与其所属的创业板指数的走势基本一致，这些均证明《合伙协议书（签订版）》删除“资金托管条款”与某某技术公司股票价格下跌和投资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自深交所于2018年1月23日向某某技术公司发出《问询函》时，资金托管条款删除信息正式对外披露，自2018年1月24日起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某某技术公司的股价走势基本平稳，涨跌互现，成交量及换手率没有明显的增减，说明市场对删除资金托管条款的公开反映有限，该期间某某技术公司的股价和成交量未发生异常波动。这说明《合伙协议书（签订版）》删除“资金托管条款”信息的披露对投资者投资某某技术公司股票的意愿并未产生较大影响，孟某、卓某辉的投资决定与投资损失与删除资金托管条款的行为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

（五）根据孟某、卓某辉在一审时向深圳中院提交的交易记录显示，2017年11月至2018年12月，孟某、卓某辉频繁地买进卖出某某技术公司的股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判例，孟某、卓某辉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和揭露日期间多次买入、卖出某某技术公司股票，或者在虚假陈述实施日甚至揭露日之后其仍在进行买入卖出某某技术公司股票的行为，说明孟某、卓某辉交易决定并未受删除资金托管条款的影响，故不产生交易因果关系。

综上，请求驳回孟某、卓某辉的上诉请求。

一审诉讼请求

孟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某某技术公司赔偿孟某各项经济损失540.5万元（其中差额损失为536.64万元，利息损失为3.75万元、佣金损失0.11万元，印花税损失0.38万元）。卓某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某某技术公司赔偿卓某辉各项经济损失154.37万元（其中差额损失154.13万元、利息损失0.1万元、佣金损失0.03万元、印花税损失0.11万元）。

一审法院查明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某某技术公司于2010年4月30日在深交所上市，证券代码为300077.ＳＺ。2015年11月9日，某某技术公司发布《某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75），公告宣布：“某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某某公司拟自筹资金人民币3亿元，以有限合伙的方式参与设立深圳国泰基金；公告第二条第7款投资主体及出资情况:合伙企业合伙人不多于50个，其中普通合伙人1人，有限合伙人不应多于49个。普通合伙人北京某某公司，认缴出资50万元，有限合伙人（之一）深圳某某医药控股有限公司，认缴出资3亿元。

剩余出资由合伙企业根据运营及项目投资需要在3年内分期募集。公告第七条备查文件包括：1.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2.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4.深圳国泰旗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书。上述备查文件除合伙协议书外，其余三项均同日进行了公告。某某技术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未签署盖章的《深圳国泰旗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书》（即《合伙协议书（草稿）》）。该协议书的书面记载双方为普通合伙人北京某某公司，有限合伙人（之一）为某某公司。协议第2.2.1合伙企业名称:深圳国泰旗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协议第四条资金托管第4.1，合伙企业应委托一家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并且具备托管资质的商业银行（托管机构）对合伙企业的资产实施托管。第4.2，全体合伙人特别授权执行事务合伙人全权选择适合的托管机构并与其签署托管协议。第4.3，合伙企业发生任何现金支出时，均应遵守与托管机构之间的托管协议规定的程序。第4.4，托管费用以合伙企业受托管的现金资产为计算基础，最终以合伙企业与托管机构签订的托管协议为准。第4.5，托管协议有效期内，除非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否则执行事务合伙人不得更换托管机构；托管协议期满，执行事务合伙人可根据其独立判断选择与原托管机构续签订托管协议或者另行聘请其他适格的托管机构，但应履行相应的报告义务。

2015年11月23日，某某技术公司全资子公司某某公司与北京某某公司签订《深圳国泰旗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书》（即《合伙协议书（签订版）》），约定国民投资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3亿元，北京某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50万元，共同投资成立深圳国泰旗兴，并约定了收益分配及亏损分摊机制。该《合伙协议书（签订版）》中删除了前述未签署盖章《合伙协议书（草稿）》第四条资金托管部分的全部内容。2015年11月27日，某某公司与某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1》，协议内容为：经双方友好协商，就某某公司与北京某某公司依其签订的《合伙协议》而合作设立深圳国泰旗兴基金合作事宜达成以下补充共识：在合伙企业有效期限内，某某公司为深圳国泰旗兴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某某公司资金本金安全提供担保，某某公司承诺在合伙企业到期或者合伙人一致同意退伙时，若某某公司认购出资的本金出现亏损，则由某某公司对相应亏损进行等额补偿；在合伙企业有效期限内，某某公司承诺，保障某某公司资金自缴纳之日起每年5%的固定收益，如合伙企业未能实现上述收益，则由某某公司补足，且按年支付。

2016年3月，某某公司、北京某某公司和深圳国泰旗兴基金签署《深圳国泰旗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追加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追加投资协议》），约定某某公司向深圳国泰旗兴基金追加投资2亿元。针对《追加投资协议》，某某公司和某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2》，就某某公司的2亿元追加资金进行了补充约定，协议内容基本与《补充协议1》相同。某某技术公司于2016年3月2日将《追加投资协议》事项公告披露。但未披露《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相关事项。2017年11月29日，某某技术公司发布《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称某某公司、北京某某公司的相关人员失去联系，某某技术公司于2017年11月28日晚间已紧急安排向公安机关报案，截至公告披露时，公司尚未收到公安机关是否予以立案的通知。

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7年11月29日上午开市起停牌。2017年12月15日，某某技术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暨股票存在被实施暂停上市风险的提示性公告》，称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深圳证监局立案调查，并收到了相关《调查通知书》（深证调查通字〔2017〕140号）。某某技术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11.11.3条的要求，每月至少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说明立案调查的进展情况和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2017年12月19日，某某技术公司发布《关于股票复牌且继续推进重大事项的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17年12月20日上午开市起复牌；如某某公司、北京某某公司相关人员的失联事件进一步明确并且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后，可能导致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将对2017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并致使2017年度业绩亏损。2017年12月20日，某某技术公司发布《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暨全资子公司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告》，称某某公司向深圳国泰旗兴基金的出资5亿元，均来源于向某某技术公司的借款。

某某技术公司预计未来无法收回某某公司对某某技术公司的5亿元借款，根据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某某技术公司拟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5亿元。经测算，本次对某某公司上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对某某技术公司上述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经合并抵销后，将减少2017年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5亿元。2018年1月23日，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向某某技术公司出具创业板问询函（2018）第20号《关于对某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其中问询“3.你公司2015年11月公告时报备的投资合伙协议书与2017年11月29日提交的实际签订版本协议书内容不一致，实际签订版的合伙协议书删除了公告备查文件中关于资金托管的条款。

请你公司说明删除资金托管条款的原因，未及时披露该事项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违反信息披露相关规则。”该《问询函》同时对某某公司与北京某某公司合伙的其他事宜也进行了询问。2018年1月30日，某某技术公司提交《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其中针对问询函中的第3个问题回复称：“2015年11月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议案》，同意某某公司以自筹资金3亿元，与北京某某公司合作，以有限合伙方式参与设立深圳国泰旗兴基金。在上述会议召开以前，某某公司与北京某某公司已就《合伙协议书》文本及主要内容达成一致意见，该协议包括了资金托管条款。

2015年11月9日，根据《备忘录21号》的要求，公司对外披露了上述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及《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75），并将上述《合伙协议书》文本作为公告备查文件一并上传。其后，在《合伙协议书》签署过程中，北京某某公司提出删除资金托管条款。为加快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基于对某某公司的信赖，且某某公司己同意为某某公司投入深圳国泰旗兴基金的资金本金及固定收益提供担保，资金安全有保障，因此公司最终同意删除资金托管条款。在此基础上，某某公司与北京某某公司于2015年11月23日正式签署《合伙协议书》。

《备忘录第21号》对上市公司参与投资或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设立投资基金的信息披露要求作出了规定，但未明确规定有限合伙的资金托管条款为必须披露的事项，因此公司披露《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公告》时未披露资金托管条款。另外某某公司己同意为某某公司投入国泰旗兴的资金本金及固定收益提供担保，资金安全有保障，公司认为资金托管条款的删除并不会导致某某公司与北京某某公司合作设立产业投资基金事项发生重大改变，不存在与公司前期信息披露不一致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该事项不属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应当及时披露的进展情况。

因此，公司未披露某某公司与北京某某公司签署的《合伙协议书（签订版）》己删除资金托管条款事项。”某某技术公司在《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中某甲公司管理部询问的某某公司与北京某某公司合伙中的其他事宜也进行了回复。2018年4月22日，某某技术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2018年5月2日，某某技术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深圳证监局（2018）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某某技术公司未披露《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相关事项，直到2018年1月30日，才通过深交所官网“监管信息公开”栏目，以《某某技术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对上述两份补充协议相关事项进行说明。

《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分别作为《合伙协议》《追加投资协议》的补充，与《合伙协议》《追加投资协议》为一揽子协议。根据两份补充协议约定，公司2015年、2016年分别至少享有125万元、1991.78万元的固定收益，分别占公司2014年、2015年经审计净利润的12.32%、23.16%。补充协议约定事项属于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规定应当及时披露的重大事件，但公司未依法披露。某某技术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已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违法行为。

罗昭学作为公司董事长，筹划并主导上述投资事项，授权喻俊杰签署涉案两份补充协议；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喻俊杰负责投资事项的具体实施，签署涉案两份《补充协议》，二人均未依法及时报告董事会并督促公司披露，系对上述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会秘书刘红晶负责组织协调公司信息披露事务，其知悉、参与了涉案《补充协议》的签订，却未依法及时报告董事会并督促公司披露，系上述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一、对某某技术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二、对罗昭学给予警告，并处以20万元罚款；三、对喻俊杰给予警告，并处以20万元罚款；四、对刘红晶给予警告，并处以10万元罚款。

本案庭审中，一审法院询问孟某、卓某辉是基于某某技术公司未及时披露两份《补充协议》的行为还是基于公司在签署《合伙协议书》时删除资金托管条款的行为而提起本案证券虚假陈述之诉时，孟某、卓某辉主张是基于2015年11月23日签署《合伙协议书（签订版）》删除了2015年11月9日公告备查文件《合伙协议书（草稿）》中的资金托管条款而提起诉讼。另查，投资者张怀玉以某某技术公司因受到深圳证监局（2018）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为由提起证券虚假陈述诉讼，（2018）粤03民初1519号民事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该判决书中认定“鉴于某某技术公司已将涉案5亿元投资的《合伙协议》《追加投资协议》事项公告披露，证券监管机构未认定某某技术公司在《合伙协议》《追加投资协议》披露中存在违反信息披露管理规定的情形，故对于因涉案5亿元投资损失导致国民技术股票下跌与深圳证监局（2018）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某某技术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某某技术公司未披露《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的行为，不属于诱多型虚假陈述，原告的投资交易与损失并非由某某技术公司未及时披露两份补充协议的行为所决定，其投资决策并未受虚假陈述行为影响。

因此，原告的投资交易与某某技术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之间不存在交易因果关系，原告的投资损失与某某技术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之间亦不存在损失因果关系。”张怀玉不服提起上诉后，本院作出的（2019）粤民终178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怀玉对此不服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以（2020）最高法民申3330号民事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

与裁判结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无正当理由不提供证据的，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认为，生效的（2018）粤03民初1519号、（2019）粤民终1786号民事判决认定投资者的损失与某某技术公司未披露两份《补充协议》之间不存在因果联系，已为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应当作为法院处理后续案件的依据。本案中，孟某、卓某辉称因某某技术公司2015年11月23日签署《合伙协议书（签订版）》时删除了2015年11月9日公告备案文件《合伙协议书（草稿）》中的资金托管条款而提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故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某某技术公司的删除资金托管条款行为是否构成证券虚假陈述行为。

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1月23日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向某某技术公司出具《问询函》时，要求某某技术公司对2015年11月23日实际签订《合伙协议书（签订版）》时删除了公告备查文件《合伙协议书（草稿）》中资金托管条款的问题进行解释，同时该《问询函》也对某某公司与北京某某公司合伙的其他事宜进行了询问。某某技术公司在2018年1月30日就其子公司某某公司与北京某某公司合伙的所有被询问事宜做了回复后，深圳证监局于2018年4月26日做出（2018）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某某技术公司未披露两份《补充协议》的行为进行处罚，但该处罚决定未包括对删除资金托管条款事宜的处罚。

一审法院认为，深圳证监局的涉案处罚决定是在综合审查了某某公司与北京某某公司合伙过程中的全部行为的基础上做出的，其中包括了对未公告两份《补充协议》行为的审查，也包括了对签署《合伙协议书》时删除了资金托管条款行为的审查。但监管机构在审查之后作出的《处罚决定书》仅对某某技术公司未披露两份《补充协议》的行为进行处罚，并未对删除资金托管条款行为进行处罚，即监管机构在作出该处罚时未认定某某技术公司的删除资金托管条款行为构成证券虚假陈述。本案中，某某技术公司的上述删除行为自2018年1月被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以出具《问询函》的形式披露至本案庭审时，已历经三年有余。

孟某、卓某辉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某某技术公司曾因该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制裁等处理措施，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某某技术公司的删除资金托管条款行为已构成证券虚假陈述。因孟某、卓某辉提起本案诉讼的案由为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该类案件中，涉案责任主体的行为构成证券虚假陈述是其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否则投资者无权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要求该主体承担责任。故在孟某、卓某辉提起的本案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之诉中，孟某、卓某辉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之间的其他权利义务关系，可另循途径解决。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孟某、卓某辉的诉讼请求。

孟某案件的一审案件受理费49653元，由孟某负担。卓某辉案件的一审案件受理费18693.3元，由卓某辉负担。

二审法院查明

二审期间，上诉人卓某辉、孟某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证据1，2017年11月28日某某技术公司以涨停价15.66元报收，拟证明有先知先觉者拉高出货；证据2，2017年11月30日深交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向某某技术公司发出的关注函，以及2017年12月4日某某技术公司对该关注函的回复。某某技术公司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证据1不能证明待证事实，证据2的主要内容为深交所对某某技术公司关于投资深圳国泰基金的决策过程、投后管理以及未披露两份涉固定收益5%的《补充协议》的询问，以及某某技术公司对上述问题的回复，与本案卓某辉、孟某诉称的虚假陈述行为无关，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不予采信。

卓某辉、孟某向本院提交的其他材料或为一审中双方当事人已经提交的证据，或与本案争议无关，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卓某辉、孟某向本院申请调取深圳国泰基金从事期货投资的证据、《合伙协议书（草稿）》《合伙协议书（签订版）》、某某技术公司向某某公司账户划款，以及深圳某某公司向某某公司划款等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卓某辉、孟某向本院申请调取的证据与本案基本事实无关，不影响本案纠纷的处理，本院不予准许。某某技术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2018年1月18日至2018年1月30日期间某某技术公司股价、涨跌幅及成交量对比，2018年1月24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某某技术公司股价、涨跌幅与换手率对比，2018年1月24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某某技术公司股价、涨跌幅与创业板指数的对比，拟证明删除资金托管条款的信息于2018年1月23日披露后，某某技术公司股价走势平稳，与创业板指数趋势趋同，说明市场对资金托管条款删除被公开的信息反应有限，该行为不具有重大性，且投资者的投资损失与该行为无关。

卓某辉和孟某不认可待证事实，认为删除资金托管条款的行为对某某技术公司的股价和交易量有重大影响，认为该行为具有虚假陈述赔偿意义上的重大性。根据当事人一审提交的证据，本院二审期间另查明如下事实：2015年11月23日，某某技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某某公司（有限合伙人）和北京某某公司（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的《合伙协议书（签订版）》中记载了如下条款：2.6.3现金管理机制：除用于满足投资目标项目投资之外，有限合伙的全部现金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待投资、待分配及费用备付的现金，只能以现金管理方式进行管理，不能用于其他固定资产投资。

2.6.5独立管理机制：执行事务合伙人独立管理合伙企业的日常运营，有限合伙人不得参与及干预；2.6.6投资业务独立决策机制：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投资业务独立决策，有限合伙人不得参与及干预；4.1有限合伙人的权利：4.1.1参加或委托代表参加合伙人会议，并依实缴出资额行使表决权；4.1.2有权自行或查阅会议记录、审计财务会计报表等资料；4.1.3有权了解和监督有限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并提出合理意见；4.1.4收益分配权；4.1.5出资转让权，但应受到本协议约定之限制。

4.2有限合伙人的义务：4.2.3除本协议明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外，有限合伙人不得参与也不得干预合伙企业的正常经营管理；4.2.5有限合伙人不参与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

五、执行事务合伙人5.3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权限和职责。

5.3.1执行合伙企业的投资业务及其它业务（包括进行项目投资和现金管理）；5.3.2管理、维持和处分合伙企业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性资产、非投资性资产、知识产权等；5.3.4根据协议的要求，以合伙企业的名义开立并维持银行账户,向银行发出关于该等账户的付款指令和其他指令，收取有限合伙人提供的出资、投资收入、处置项目投资产生的金额和有限合伙收取的任何其他款项并存入该等账户；5.3.6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根据其合理判断，另行指定本有限合伙人以外的人为管理人，并订立投资管理协议，但该管理人应符合法律和本协议约定的条件；5.3.7选择银行机构并与其订立账户协议。

六、投资决策权。

6.1由执行事务合伙人、管理人行使合伙企业投资决策职权；6.2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就项目投资的投资条件是否符合合伙企业的整体利益，以及最终是否进行投资作出决定。

十、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

10.2.2在合伙企业实现净利润的前提下，有限合伙人的利润分配权优先于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进行收益分配；10.2.3在有限合伙人年度投资收益率达到20%之前，普通合伙人不参与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在有限合伙人年度投资收益率超过20%之后，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的收益分配比例为80%：20%。除因《合伙协议书（签订版）》中删除了《合伙协议书（草稿）》第四条“资金托管”条款引起的合同条款文字些微调整外，上述《合伙协议书（签订版）》中的有关条款在《合伙协议书（草稿）》中均存在。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有相应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

本院认为，本案为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根据当事人二审期间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某某技术公司的子公司某某公司和北京某某公司最终签署的《合伙协议书（签订版）》删除已经披露的《合伙协议书（草稿）》中的资金托管条款是否构成具有可赔偿性的虚假陈述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22］2号）第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的内容具有重大性：（一）虚假陈述的内容属于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重大事件；（二）虚假陈述的内容属于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要求披露的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事项；（三）虚假陈述的实施、揭露或者更正导致相关证券的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产生明显的变化。

前款第一项、第二项所列情形，被告提交证据足以证明虚假陈述并未导致相关证券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明显变化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的内容不具有重大性。被告能够证明虚假陈述不具有重大性，并以此抗辩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根据上述规定，虚假陈述的内容具有重大性是上市公司承担虚假陈述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之一。

本院认为，某某技术公司的子公司某某公司删除《合伙协议书（草稿）》中的资金托管条款不具有虚假陈述赔偿意义上的重大性要件，理由如下：首先，从合同条款来看，《合伙协议书（草稿）》中的资金托管条款对合同签订主体所承担的资金风险分配不具有重大性。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某某公司和北京某某公司签订的《合伙协议书（签订版）》，删除了2015年11月9日某某技术公司发布其子公司某某公司投资深圳国泰基金的公告时所披露的备查文件之《合伙协议书（草稿）》中的资金托管条款。从字面含义来看，资金托管条款在一般的投资协议中应当是重要条款，但从本案两个版本的《合伙协议书》内容整体来看，资金托管条款并非是保证投资人某某公司5亿元资金安全的重要条款，两个版本的《合伙协议书》中多处约定了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某某公司对深圳国泰基金的资金管理、使用具有独立决策权。

例如，《合伙协议书（签订版）》第五条“执行事务合伙人”中的5.3“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权限和职责”条款约定，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管理、维持和处分合伙企业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性资产、非投资性资产、知识产权等，有权向银行发出关于合伙企业账户的付款指令。两份《合伙协议书》多处约定，执行事务合伙人独立管理合伙企业的日常运营，有限合伙人不得参与及干预。从后续发生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某某公司失联，以及截至本案判决作出之日某某技术公司未能举证其已经收回5亿元投资的情况来看，某某技术公司、某某公司未能收回投资与其和北京某某公司设立深圳国泰基金的交易整体架构有关，与《合伙协议书（签订版）》删除《合伙协议书（草稿）》中的资金托管条款这一具体行为关联性不大。

因此，从合同条款来看，某某技术公司的子公司某某公司删除《合伙协议书（草稿）》中的资金托管条款，不影响该合同项下合同主体的权利义务分配及风险分配，不属于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也不属于对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的信息。其次，2018年1月23日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向某某技术公司问询为何将《合伙协议书（草稿）》中的资金托管条款删除，该日某某技术公司在《合伙协议书（签订版）》中将协议草稿中的资金托管条款删除的行为始为公众知悉，但某某技术公司股价下跌主要归结于深圳国泰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某某公司失联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某某技术公司5亿元投资损失，与某某技术公司删除资金托管条款行为无关。

卓某辉、孟某未能证明删除资金托管条款行为对某某技术公司股票交易价格或股票交易量产生明显变化，其以某某技术公司删除资金托管条款为由，诉请某某技术公司承担虚假陈述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未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卓某辉、孟某另上诉称某某技术公司明知深圳国泰基金违反《合伙协议书》约定的投资范围而未予披露也构成虚假陈述。同上文所分析，2017年11月29日某某技术公司公布某某公司、北京某某公司人员失联后，某某技术公司股价下跌系因失联事件引发的5亿元投资损失所致，与深圳国泰基金是否违反约定的投资范围进行投资，以及某某技术公司是否公开深圳国泰基金变更投资范围等并无显著的因果关系。

卓某辉、孟某以某某技术公司在深圳国泰基金的投资范围问题上存在虚假陈述行为诉请其承担赔偿责任，同样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综上，卓某辉、孟某的上诉请求缺乏理据，本院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孟某上诉案件对应的二审案件受理费为49653元，由孟某负担。卓某辉上诉案件对应的二审案件受理费为18693.3元，由卓某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金锦城

审判员 胡晓清

审判员 王晶

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王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