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怀琨与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民事一审案件民事判决书

裁判文书全文

上海金融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沪74民初1924号

当事人信息

原告：周怀琨（出生日期、住址略）。

被告：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濛园区美泰路36号，实际经营地上海市闵行区陈行路2388号浦江科技广场3号楼3楼。

法定代表人：陈永聪，总经理。

审理经过

原告周怀琨诉被告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恺英网络”）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6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8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怀琨，被告恺英网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怀琨诉请：1．依法判令被告恺英网络赔偿原告投资差额损失人民币（以下币种同）2，757.30元，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0.83元及印花税2.76元；2．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原告系被告公司证券投资者，被告恺英网络系深圳A公司，股票代码002517。2018年9月10日，恺英网络子公司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B公司）以向宁波九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九晋）增资为由，通过上海B公司子公司上海D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D公司）向宁波九晋支付5，000万元。2018年9月29日，上海D公司将该笔5，000万元款项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核算。在恺英网络2018年年报中，上海D公司将前述支付给宁波九晋的5，000万元由“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至“其他应收款”科目核算，并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恺英网络的合并财务报表对前述款项相应全额计提减值准备5，000万元。

恺英网络对上述5，000万元款项全额计提减值准备依据不充分，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06年修订》）（财会（2006）3号）第四十条和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上海D公司作为恺英网络的全资二级子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后导致恺英网络2018年度虚减净利润4，375万元，占恺英网络2018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438.53万元的25.09％，恺英网络2018年年报中财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恺英网络上述行为违反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情形而被中国XX局处罚。

原告作为投资者，因被告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一事受到损失，被告应当予以赔偿。原告购买被告公司股票的时间在被告虚假陈述的实施日以后，至揭露日之前。揭露日之后卖出或持续持有，产生投资亏损。依据《证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等规定，符合法定损失的因果关系。原告的上述损失，被告理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诉讼中，原告明确其主张的实施日为2019年4月29日，揭露日为2019年10月9日，基准日为2019年11月21日，基准价为2.63元。

辩方观点

被告恺英网络辩称：被告受到行政处罚的事实系诱空而非诱多虚假陈述，因此投资者买入股票与上市公司发布利空公告不存在因果关系。对于原告所主张的实施日、揭露日无异议。原告的全部损失均由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所导致，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原告周怀琨举证如下：1．中国XX局﹝202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恺英网络因其披露2018年年报存在虚假陈述行为而被行政处罚。

2．恺英网络2018年年报发布的截图，证明本案虚假陈述的实施日为2019年4月29日；3．中国XX局对被告的调查公告，证明本案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日为2019年10月9日。

4．恺英网络股票的历史行情，区间统计表、基准价计算表，证明本案虚假陈述的基准日为2019年11月21日，基准价为2.63元；5．原告股票交易的明细对账单，证明原告因被告虚假陈述行为遭受损失。被告恺英网络质证认为：对于第一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第二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虚假陈述的实施日为2019年4月29日的证明目的也予认可；对第三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虚假陈述的揭露日为2019年10月9日的事实也予以认可；第四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予以查明；对第五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举证如下：第一组证据：1．恺英网络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2．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述证据证明，恺英网络受到相关行政监管措施，主要原因是其他应收款减值具体依据不足，长期股权投资减值依据不足，预付坏账计提依据不足，该行为导致了2018年恺英网络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影响较大，是虚减利润的利空公告，因此该虚假陈述行为不会导致上市公司股价虚高，而影响投资者的判断。第二组证据：3．中证传媒从实施日至基准日涨跌幅情况统计表，证明指数整体下跌恺英股价变动与虚假陈述无关。

4．从实施日至基准日期间，14个游戏行业上市公司股价涨跌幅情况表及原因说明，证明内容是游戏行业整体股价均呈下跌趋势，恺英网络因股价变动与整体行业一致，与恺英网络虚假陈述无关。第三组证据：5．恺英网络自实施日至基准日的公告，包括了公告日的目录，涨跌幅、统计以及公告的具体内容。证明的内容是恺英网络股价下跌与利空公告密切相关，与虚假陈述无关。第四组证据：6.2019年两次定期报告，证明的内容是恺英网络股价下跌与业绩下滑关系密切，与虚假陈述无关。

7．恺英网络自实施日至基准日负面舆情情况截图及统计表，证明内容是恺英网络股价下跌与负面新闻报道密切相关，与虚假陈述无关。原告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于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于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有两点：第一，本案被告的虚假陈述不属于诱空型的虚假陈述；第二，《证券法》及《虚假陈述若干规定》没有对虚假陈述的类型进行划分，也没有将诱空型虚假陈述排除赔偿范围。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主要有四点理由：第一，被告提供的中证传媒指数不具有权威性，恺英网络的主营业务板块与中证传媒指数的行业板块并不完全一致，中证传媒指数并不能反映恺英网络个股涨跌情况；第二，从实施日至基准日期间，中证传媒指数的下跌情况和恺英网络的下跌情况是不一致的；第三，恺英网络在虚假陈述揭露日股价是跌停的，而揭露日及揭露日后一个交易日深圳成指、深圳综指都是上涨的，因此恺英网络的股价下跌与深圳成指、深圳综指也都是不一致的；第四，恺英网络个股的涨跌并不能完全参照中证传媒指数，也不能仅仅对比游戏行业上市公司整体股价的变化，被告统计的14家游戏行业公司的涨跌情况并不能代表游戏行业整体股价的变化，更不能推断恺英网络股价的涨跌与14家游戏公司的涨跌具有一致性。

对第三组证据，除一处公告日期有误外，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认可。理由如下：第一，被告揭露日前的公告与虚假陈述被揭露后的股价下跌并无关联；第二，被告提供的只是实施日至基准日之间发布的部分公告，并不足以展现揭露日之后公告对股价的影响；第三，被告仅仅将部分公告进行了罗列，简单计算股票的累计下跌值，并不能真实反映股价下跌和公告之间的关系；第四，被告提供的公告中并非均导致股价下跌的结果，部分公告发布后，股价是上涨的；第五，被告提供的公告中反映出揭露日当天恺英网络的股价是跌停的，也证明虚假陈述被揭露导致被告股价下跌的事实。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

本案揭露日为2019年10月9日，在揭露日之前发布的恺英网络2019年度半年报以及揭露日之后发布的第三季度报告均没有提及案涉5，000万元减值的事项，因此不认可揭露日之后的股价下跌系恺英网络业绩下滑所导致。对第五组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这些报道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其内容也与本案并无关联。

一审法院查明

在上述当事人举证、质证的基础上，本院经审理查明：恺英网络系上市公司，其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代码为002341。2019年4月29日，恺英网络发布了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10月9日，恺英网络发布公告，该公报的主要内容是：其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因该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其立案审查。2020年7月8日，恺英网络发布公告，其收到中国XX局下发的﹝202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是，恺英网络存在以下违法事实：恺英网络以向宁波九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九晋）增资为由，通过上海B公司子公司上海D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D公司）向宁波九晋支付5，000万元。

该款项实际为上海B公司为表达与蓝沙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沙信息）及相关主体达成和解的善意，作为前期双方纠纷的和解意向金，由宁波九晋代为保管。2018年9月29日，上海D公司将该笔5，000万元款项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核算。在恺英网络2018年年报中，上海D公司将前述支付给宁波九晋的5，000万元由“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至“其他应收款”科目核算，并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恺英网络的合并财务报表对前述款项相应全额计提减值准备5，000万元。恺英网络对上述5，000万元款项全额计提减值准备依据不充分，宁波九晋当时状态为合法存续的合伙企业，具备还款能力，未发现其持续经营能力出现异常。

从实际用途看，上海B公司与蓝沙信息仅达成和解意向，并未签署正式协议。恺英网络上述行为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06年修订》）（财会（2006）3号）第四十条和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上海D公司作为恺英网络的全资二级子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后导致恺英网络2018年度虚减净利润4，375万元，占恺英网络2018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438.53万元的25.09％，恺英网络2018年年报中财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恺英网络上述行为违反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情形。

时任恺英网络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永聪、时任恺英网络董事长金锋应对恺英网络2018年年报中财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承担主要责任，属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中国XX局作出以下决定：一、对恺英网络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的罚款；二、对陈永聪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的罚款；三、对金锋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的罚款。本案中，原、被告均同意恺英网络公布2018年年报之日即2019年4月29日为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以恺英网络发布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其立案调查公告之日即2019年10月9日为虚假陈述行为揭露日。

本院认为，根据《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二十条规定，虚假陈述实施日是指作出虚假陈述或发生虚假陈述之日。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或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本案中，从揭示方式而言，被告公司公布立案调查通知书系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在该网站发布消息能够被市场投资者所充分知晓。就揭示内容而言，因该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故已经基本明确了公司所涉及的违法行为的类型，根据上述判断要件，将2019年10月9日确定为虚假陈述行为揭露日，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

本院认为，根据《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本案中，被告恺英网络因虚假陈述行为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根据本案相关事实，本院确认被告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为2019年4月29日，揭露日为2019年10月9日。在此前提下，本案主要争议在于虚假陈述行为与原告损失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在恺英网络作出本案特定虚假陈述行为的情况下，原告举证的损失计算方式是否能够充分证明其损失构成。

根据中国XX局对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已符合“重大性”的要求。但判断原告各项诉请与其主张的证据是否可以相对应，仍然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侵权行为和损失的因果关系进行判断。从《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虚假陈述事实看，被告恺英网络系因其虚减利润的违法行为被处罚，从性质而言，系上市公司故意发布利空消息。以有效市场理论的逻辑而言，上市公司故意披露对其不利的利空消息导致股价下跌，往往并不会导致投资者因被该利空型虚假陈述欺诈而买入股票，原告所主张的因受到虚假陈述影响而买入证券造成损失的因果关系尚需予以证明。

《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规定，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按照该条文中所确定的持有证券的时间，以及《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三十条和第三十一条所确定的对投资差额损失的计算方式，可以确认，根据该因果关系计算投资损失方式应当适用于“诱多型”而非“诱空型”的虚假陈述行为。

显然，针对“诱多型”虚假陈述的损失计算，系根据实施虚假陈述行为导致股价上升，揭露日之后股价下跌，最终回归正常价值这一交易模型而构建，而“诱空型”虚假陈述是否导致投资者出现损失则与“诱多型”交易模型不同。根据本案事实，被告恺英网络并未虚假发布有助于公司业绩提升的利多信息，而是发布了虚减公司利润的利空信息。在虚假陈述种类相反的情况下，原告仍采用“诱多型”虚假陈述模式的计算方式，证明投资者因虚假陈述行为造成的损失，依据尚不充分，对此难以支持。

综上，原告的诉请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怀琨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周怀琨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任静远

审判员 葛翔

人民陪审员 于翠英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陈晓维

书记员 陈晓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