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利玲与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民事一审案件民事判决书

裁判文书全文

上海金融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沪74民初1370号

当事人信息

原告：陆利玲（出生日期、住址略）。

被告：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濛园区美泰路36号。

法定代表人：陈永聪，总经理。

审理经过

原告陆利玲诉被告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恺英网络”）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7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陆利玲，被告恺英网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陆利玲诉请：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投资差额损失人民币（以下币种同）2，484元；2．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佣金损失及印花税损失共计4.96元；3．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上述损失款项的利息损失3.72元（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计算，从2019年6月18日起至2019年11月21日）；4．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被告系一家A股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2341），原告系二级市场的普通投资者。2020年7月，中国A局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该处罚决定书，被告因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而被行政处罚，原告因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而实际遭受损失。因投资者买入公司股票具有不同的考量因素，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十八条及第十九条的规定，原告在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之后买入，在揭露日之前卖出或者继续持有至基准日，就具有相应的因果关系，而不区分该虚假陈述行为系诱多型或者诱空型。

原告根据移动加权平均法计算投资者买入均价，以买入均价与实际卖出证券平均价格或基准价之差（持有上市公司股票至基准日后），乘以投资者可索赔的股数进行计算，并根据投资差额损失款主张相应的佣金和印花税等损失。本案中无系统风险扣除因素。诉讼中，原告明确其主张的实施日为2019年4月29日，揭露日为2019年10月9日，基准日为2019年11月21日，基准价为2.63元。

辩方观点

被告恺英网络辩称：被告受到行政处罚的事实系诱空而非诱多虚假陈述，因此投资者买入股票与上市公司发布利空公告不存在因果关系。对于原告所主张的实施日、揭露日无异议。原告的全部损失均由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所导致，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原告举证如下：1．恺英网络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证明被告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为2019年4月29日。

2．恺英网络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证明虚假行为的揭露日为2019年10月9日。

3．恺英网络区间统计、基准价计算表，证明基准日为2019年11月21日，基准价为2.63元；4．原告股票明细对账单，证明原告投资行为及损失；5．损失计算表，证明原告损失总额构成。被告恺英网络质证认为：对于第一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于证明目的不认可；第二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第三项证据无法确认其真实性；第四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予以查明；第五项不认可证明目的。被告为证明其主张举证如下：第一组证据：1．恺英网络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2．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述证据证明，恺英网络受到相关行政监管措施，主要原因是其他应收款减值具体依据不足，长期股权投资减值依据不足，预付坏账计提依据不足，该行为导致了2018年恺英网络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影响较大，是虚减利润的利空公告，因此该虚假陈述行为不会导致上市公司股价虚高，而影响投资者的判断。第二组证据：3．中证传媒从实施日至基准日涨跌幅情况统计表，证明指数整体下跌恺英股价变动与虚假陈述无关。

4．从实施日至基准日期间，14个游戏行业上市公司股价涨跌幅情况表及原因说明，证明内容是游戏行业整体股价均呈下跌趋势，恺英网络因股价变动与整体行业一致，与恺英网络虚假陈述无关。第三组证据：5．恺英网络自实施日至基准日的公告，包括了公告日的目录，涨跌幅、统计以及公告的具体内容。证明的内容是恺英网络股价下跌与利空公告密切相关，与虚假陈述无关。第四组证据：6.2019年两次定期报告，证明的内容是恺英网络股价下跌与业绩下滑关系密切，与虚假陈述无关。

7．恺英网络自实施日至基准日负面舆情情况截图及统计表，证明的内容是恺英网络股价下跌与负面新闻报道密切相关，与虚假陈述无关。原告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于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于证明目的不认可；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第三组证据证明目的不认可；对第四组证据、第五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

一审法院查明

在上述当事人举证、质证的基础上，本院经审理查明：恺英网络系上市公司，其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代码为002341。2019年4月29日，恺英网络发布了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10月9日，恺英网络发布公告，该公报的主要内容是：其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因该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其立案审查。2020年7月8日，恺英网络发布公告，其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B局下发的［202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是，恺英网络存在以下违法事实：恺英网络以向C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C公司）增资为由，通过上海XX子公司上海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XX公司）向C公司支付5，000万元。

该款项实际为上海恺英为表达与D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及相关主体达成和解的善意，作为前期双方纠纷的和解意向金，由C公司代为保管。2018年9月29日，上海XX公司将该笔5，000万元款项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核算。在恺英网络2018年年报中，上海XX公司将前述支付给C公司的5，000万元由“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至“其他应收款”科目核算，并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恺英网络的合并财务报表对前述款项相应全额计提减值准备5，000万元。恺英网络对上述5，000万元款项全额计提减值准备依据不充分，C公司当时状态为合法存续的合伙企业，具备还款能力，未发现其持续经营能力出现异常。

从实际用途看，上海恺英与D公司仅达成和解意向，并未签署正式协议。恺英网络上述行为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06年修订》）（财会（2006）3号）第四十条和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上海XX公司作为恺英网络的全资二级子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后导致恺英网络2018年度虚减净利润4，375万元，占恺英网络2018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438.53万元的25.09％，恺英网络2018年年报中财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恺英网络上述行为违反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情形。

时任恺英网络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永聪、时任恺英网络董事长金某应对恺英网络2018年年报中财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承担主要责任，属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中国A局作出以下决定：一、对恺英网络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的罚款；二、对陈永聪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的罚款；三、对金某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的罚款。本案中，原告、被告均同意恺英网络公布2018年年报之日即2019年4月29日为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以恺英网络发布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其立案调查之日即2019年10月9日为虚假陈述行为揭露日。

本院认为，根据《若干规定》第二十条规定，虚假陈述实施日是指作出虚假陈述或发生虚假陈述之日。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或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本案中，从揭示方式而言，被告公司公布立案调查通知书系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在该网站发布消息能够被市场投资者所充分知晓。就揭示内容而言，因该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故已经基本明确了公司所涉及的违法行为的类型，根据上述判断要件，将2019年10月9日确定为虚假陈述行为揭露日，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

本院认为，根据《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本案中，被告恺英网络因虚假陈述行为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根据本案相关事实，本院确认被告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为2019年4月29日，揭露日为2019年10月9日。在此前提下，本案主要争议在于虚假陈述行为与原告损失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在恺英网络作出本案特定虚假陈述行为的情况下，原告举证的损失计算方式是否能够充分证明其损失构成。

根据中国A局对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已符合“重大性”的要求。但判断原告各项诉请与其主张的证据是否可以相对应，仍然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侵权行为和损失的因果关系进行判断。从《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虚假陈述事实看，被告恺英网络系因其虚减利润的违法行为被处罚，从性质而言，系上市公司故意发布利空消息。以有效市场理论的逻辑而言，上市公司故意披露对其不利的利空消息导致股价下跌，往往并不会导致投资者因被该利空型虚假陈述欺诈而买入股票，原告所主张的因受到虚假陈述影响而买入证券造成损失的因果关系尚需予以证明。

《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规定，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根据该条文中所确定的持有证券的时间，以及《若干规定》第三十条和第三十一条所确定的对投资差额损失的计算方式，可以确认，根据该因果关系计算投资损失方式应当适用于“诱多型”而非“诱空型”虚假陈述行为。显然，针对“诱多型”虚假陈述的损失计算，系根据实施虚假陈述行为导致股价上升，揭露日之后股价下跌，最终回归正常价值这一交易模型而构建，而“诱空型”虚假陈述是否导致投资者出现损失则与“诱多型”交易模型不同。

根据本案事实，本案被告恺英网络并未虚假发布有助于公司业绩提升的利多信息，而是发布了虚减公司利润的利空信息。在虚假陈述种类相反的情况下，原告仍采用“诱多型”虚假陈述模式的计算方式，证明投资者因虚假陈述行为造成的损失，依据尚不充分，对此难以支持。

综上，原告的诉请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陆利玲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陆利玲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任静远

审判员 葛翔

人民陪审员 于翠英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陈晓维

附：相关法律条文：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对于重大事件，应当结合证券法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七十二条及相关规定的内容认定。虚假记载，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披露信息时，将不存在的事实在信息披露文件中予以记载的行为。误导性陈述，是指虚假陈述行为人在信息披露文件中或者通过媒体，作出使投资人对其投资行为发生错误判断并产生重大影响的陈述。重大遗漏，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信息披露文件中，未将应当记载的事项完全或者部分予以记载。不正当披露，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在适当期限内或者未以法定方式公开披露应当披露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