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乔春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裁判文书全文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7）浙01民初367号

当事人信息

原告：朱乔春（出生日期、住址略）。

被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128号9楼。代表人：胡少先，执行事务合伙人。

被告：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五里桥一街一号院32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继红。

审理经过

原告朱乔春为与被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所）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院依职权追加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弘股份）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并于2018年5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乔春、被告天健所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中弘股份经本院传票传唤未能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诉讼请求

原告朱乔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天健所为中弘股份2011年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天健审（2012）5-6号审计报告为不实报告；2、确认天健所为中弘股份2012年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天健审（2013）5-22号审计报告为不实报告；3、确认天健所为中弘股份2013年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天健审（2014）5-26号审计报告为不实报告；4、确认天健所为中弘股份2014年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天健审（2015）5-31号审计报告为不实报告；5、判令天健所、中弘股份赔偿朱乔春证券投资损失共计5810.25元；6、本案诉讼费由天健所、中弘股份承担。

事实与理由：朱乔春原为中弘股份的小股东。因天健所为中弘股份的相关年度会计报告出具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因此，朱乔春信赖会计报告以及审计报告的真实和准确，2013年10月16日，朱乔春购买中弘股份并导致亏损5810.25元。其中，天健所为中弘股份2011年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天健审(2012)5-6号审计报告；天健所为中弘股份2012年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天健审(2013)5-22号审计报告；天健所为中弘股份2013年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天健审(2014)5-26号审计报告；天健所为中弘股份20l4年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天健审(2015)5-31号审计报告。

后经专业人士对中弘股份公开披露的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年度会计报表进行认真、仔细的分析，发现相关信息存在一系列虚假记载嫌疑，详见中弘股份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年度报告之分析说明(以下简称分析说明)。主要为：一、2014年成本费用存在差异金额约为160048．12万元嫌疑。

二、合并报表“支付的各项税费”数值存在差异嫌疑。其中，2014年差异金额约6999.3万元、2013年差异金额约10515.35万元、2012年差异金额约-22169．6万元；2011年差异金额约-10416.7万元。

三、母公司“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数值存在差异嫌疑。其中，2013年差异金额约为-260000万元；2012年差异金额约为0万元；2011年差异金额约为O.01万元。如果差异成立，说明2013年公司净利润或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存在巨额差异嫌疑。

四、母公司“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数值存在差异嫌疑。其中，2013年差异金额约为250455.2万元；2012年差异金额约为-12337.5万元；2011年差异金额约为28064.62万元；如果差异成立，说明公司净利润或经营活动净流量数值存在巨额差异嫌疑。

五、合并报表“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的增加合计数值”存在差异嫌疑。其中，2014年差异金额约为-3539.03万元，2013年差异金额约为42739.65万元，2012年差异金额约为4180.6万元，20l1年差异金额约为2375.57万元．如果差异成立，也说明公司存在虚报资产和净资产的嫌疑。

六、合并报表“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数值存在差异嫌疑。其中，2014年差异金额约为31015.2万元；2013年差异金额约为-12169.2万元；2012年差异金额约为39925．03万元；2011年差异金额约为-8431.7万元。如果差异成立，公司净利润或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存在巨额差异嫌疑；七、合并报表“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数值存在差异嫌疑。其中，2014年差异金额约为-1565.5万元；2013年差异金额约为-57383.4万元；2012年差异金额约为-9131.03万元；2011年差异金额约为10228.4万元；如果差异成立，说明公司净利润或经营活动净流量数值存在巨额差异嫌疑。

对于上述疑问，朱乔春曾致函中弘股份，请求中弘股份针对疑问给予合法解释或进行详尽的反驳：但一直未得到中弘股份的任何回音。朱乔春认为，中弘股份作为上市公司，对上述疑问有义务用详尽的数据、具体的事实进行合法解释或反驳朱乔春计算的具体错误。中弘股份不能解释朱乔春提出的疑问，只能说明朱乔春提出的问题确实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认定规则》第八条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信息披露文件中对所披露的内容进行不真实记载，包括发生业务不入账、虚构业务入账、不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和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其他在信息披露中记载的事实与真实情况不符的，应当认定构成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既然中弘股份存在朱乔春所提出的问题，则中弘股份公开披露的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年度会计报表中存在第八条规定的违法行为，也即存在虚假记载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案中弘股份公开披露的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年度会计报表存在虚假记载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而且涉及的金额特别巨大，天健所仍为中弘股份2011年、2012、2013年、2014年年度会计报告出具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这违反了法律法规、执业准则和规则以及诚信公允原则，相关审计报告依法应认定为不实报告。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规定，朱乔春本案投资损失依法应得到赔偿。

辩方观点

被告天健所答辩称：一、朱乔春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天健所实施了虚假陈述行为。朱乔春提交的证据主要包括：天健所为上市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或年报；朱乔春进行股票交易的记录；对年报的分析说明。上述证据中，审计报告、招股说明书及年报均为公开资料，本身不具有对争议事实的证明力，股票交易记录也仅能证明朱乔春实施了交易行为。朱乔春赖以主张其诉讼请求的关键证据是对年报的分析说明，该份证据对年报披露信息进行了所谓“全面分析、研究和核对”，并以此主张审计报告存在虚假。但从证据效力而言，该份《分析说明》并非具有合法资质的专业中介机构出具，本身既无落款也无签字，不符合书证的形式要件，只相当于当事人一方的陈述，不具备对争议事实的证明力。

也即朱乔春事实上未提交任何具有实质证明力的证据对其主张的事实进行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二、人民法院对虚假陈述的认定应当以行政或刑事处罚为依据。

依照现行有效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在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赔偿纠纷案的过程中，应当以行政或刑事处罚作为认定虚假陈述存在的依据。理由：1、虚假陈述行为具有行政违法性。

依照《证券法》的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中介机构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否则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

因此，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其区别于普通民事侵权行为的最大特征在于，这一行为必定具有行政违法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表明，监管部门对虚假陈述的认定是虚假陈述民事侵权案件中的行政先决问题，处罚决定对于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主要争议的解决具有基础和前提的作用，在没有行政或刑事处罚的情况下，朱乔春的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支持。

2、对虚假陈述行为的调查认定职权依法应当由证券监管机构行使。

依照《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在对证券市场实施监督管理中履行对证券发行人、上市公司证券服务机构的证券业务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对违反证券市场监督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的职能。据此，无论是对上市公司还是会计师事务所的虚假陈述行为，调查权及处罚权均应由证券监管机构行使。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的原则决定了对行政违法行为的调查、认定和处罚职能应由行政机关行使。如利害关系人认为行政机关未能履行这一职责导致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救济途径是提起行政诉讼，并由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在行政诉讼中对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职进行认定。

而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不具有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和认定的权限。就虚假陈述侵权案件而言，如果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针对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是否构成虚假陈述进行实体审理，启动调查程序、询问专家意见、委托司法鉴定，事实上相当于民事审判庭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履行了证券监管机构的职能。而如果最终认定行为人构成虚假陈述，则相当于既替代监管机构对违法事实进行了认定同时又确认了监管机构存在着未依法履行职责的违法情形。这样的做法混淆了行政权、民事审判权和行政审判权的界限，并会导致司法权与行政权的严重冲突，产生大量新的争议。

三、本案所涉争议朱乔春可以向证券监督管理部门举报。

依照《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在对证券市场监督管理中履行对证券发行人、上市公司、证券服务机构的证券业务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对违反证券市场监督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的职能。据此，如朱乔春认为天健所在从事证券业务中涉嫌虚假陈述的，其主张权利的正当途径是向监管机构举报，并由证券监管机构依照《证券法》及《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使调查处罚权。如朱乔春对举报处理结果不服或认为监管机构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则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向监管机构举报——对举报结果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这一方式，才是法律法规赋予朱乔春维护其权益的合法途径。

被告中弘股份经本院传票传唤未能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答辩、举证、质证等权利。原告朱乔春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1.审计报告，证明天健所为中弘股份年报出具了无保留审计意见。

2.天健审（2012）5-6号审计报告，证明天健所为中弘股份2011年年报出具了无保留审计意见。

3.天健审（2013）5-22号审计报告，证明天健所为中弘股份2012年度会计报告出具了无保留审计意见。

4.天健审（2014）5-26号审计报告，证明天健所为中弘股份2013年度会计报告出具了无保留审计意见。证据二、中弘股份交易对账单，证明朱乔春亏损的事实。证据三、分析说明以及相关年报信息材料，证明分析说明的数据真实性、分析说明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以及中弘股份相关年报材料存在虚假记载的事实。

1.中弘股份2011年年报部分内容，证明2011年度会计报表相关会计科目的具体数据。

2.中弘股份2012年年报部分内容，证明2012年度会计报表相关会计科目的具体数据。

3.中弘股份2013年年报部分内容，证明2013年度会计报表相关会计科目的具体数据。

4.中弘股份2014年年报部分内容，证明2014年度会计报表相关会计科目的具体数据。

5.中弘股份年度报告2010-2014年年报之分析说明，证明1）分析说明中引用的数据均来自中弘股份相关年报披露的信息；2）证明中弘股份相关年报存在一系列巨额虚假记载行为；3）分析说明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证据四、中国银河证券上海漕宝路营业部股份明细对账单，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以及投资损失5810.25元的事实。证据五、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监管信息公开告知书（苏监信公告（2016）048号）以及附件3、中国天楹《关于对顾元成举报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的相关说明》、附件4、立信所《关于对顾元成举报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的核查意见》，证明关于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的成本费用计算方法与本案《分析说明》成本费用计算方法完全相同，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与本案原告无任何利害关系，三单位对本案的成本费用计算方法予以认可，充分说明本案《分析说明》成本费用计算方法符合法律规定。

被告天健所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天健所认为，证据一审计报告三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天健所实施了任何虚假陈述行为。证据二对账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和证明力均不具备。

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要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前提是朱乔春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没有卖出证券，但本案中不存在揭露日和更正日。证据三的公司年报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本案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分析说明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该分析说明并非任何专业机构出具，其证据不符合书证的形式要件，性质上属于朱乔春的单方陈述，对争议事实不具备证明力。证据四，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份证据仅能证明原告买卖股票的事实，但不能证明被告存在任何虚假陈述行为，也不能证明原告买卖股票所导致的资金差额与被告行为之间具有任何因果关系。

按照最高院司法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认定因果关系的前提是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是更正日之后卖出证券，显然原告该证据不符合要求。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身是监管信息公开告知书，反映的事实是证监会江苏局依照投诉举报对上市公司以及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核查的事实，该份公开信息没有任何明确的结论性意见，同时该份公开信息中会计师事务所在核查报告当中明确记载举报人的疑问系举报人对反向收购会计处理不了解所造成，经核查认为公司财务报表编制符合会计准则要求、举报内容不属实，故没有任何记载表明原告在证据目录所列的待证事实，监管单位、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对于成本费用计算方法予以认可、无法从证据中得出这样的待证事实。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原告朱乔春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一、二、四、五以及证据三中的公司年报，天健所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原告朱乔春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三中的分析说明，系朱乔春自行作出的单方陈述，尚不足以实现其证明目的，故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查明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天健所在审计了中弘股份包括2011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1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在内的财务报表的基础上，于2012年2月18日出具了天健审(2012)5-6号审计报告；天健所在审计了中弘股份包括2012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2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在内的财务报表的基础上，于2013年4月24日出具了天健审(2013)5-22号审计报告；

天健所在审计了中弘股份包括2013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3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在内的财务报表的基础上，于2014年4月14日出具了天健审(2014)5-26号审计报告；天健所在审计了中弘股份包括2014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3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在内的财务报表的基础上，于2015年4月28日出具了天健审(2015)5-31号审计报告；

上述审计报告的审计意见均为标准、无保留。另，朱乔春于2013年10月16日买入中弘股份股票7500股、成交价为5.38元；于2013年10月17日卖出中弘股份股票7500股、成交价为4.64元。

一审法院认为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朱乔春主张天健所出具的案渉审计报告系“不实报告”进而要求天健所、中弘股份共同赔偿朱乔春的投资损失，对此本院认为，所谓“不实报告”是指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法律法规、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依法拟定并经国务院财政部门批准后施行的执业准则和规则以及诚信公允的原则而出具的具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审计业务报告，朱乔春应当对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案渉审计报告系不实报告承担举证责任，而朱乔春所提交的天健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以及中弘股份的年度报告显然不足以完成该项举证责任，朱乔春对中弘股份年度报告的分析说明则系当事人的单方陈述，亦不足以完成该项举证责任；据此，在无证据表明天健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等情形时，朱乔春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中弘股份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案件的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朱乔春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朱乔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陈剑

审判员 赵魁

审判员 崔丽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金佳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