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德禄、周晓娴与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裁判文书全文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6）沪民终109号

二审法院查明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德禄。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晓娴。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翟金水，董事长。原审原告：唐福来。上诉人徐德禄、周晓娴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一中民六(商)初字第389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了合议庭，于2016年8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上诉人、被上诉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德禄、周晓娴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单方认定被上诉人虚假陈述揭露日为2015年6月19日有误，2015年6月19日的公告未对证券市场发出警示信号，也未对系争证券价格产生影响。原审双方都认为揭露日应为2014年3月28日，当日被上诉人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该披露系对虚假陈述的首次披露，该披露已经对投资者产生警示作用，结合多家媒体的新闻报道，已经揭示了被上诉人涉嫌虚假陈述的风险，并已经被广为传播。

被上诉人辩称，对虚假陈述的揭露的认定应考虑揭露的程度，2014年3月27日公告没有具体提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何种规定，只是提及违法，该披露是不明确，不充分的，其后一段时间内，系争股票价格相对于指数没有出现大的跌幅，说明该公告没有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现认可原审法院关于揭露日的认定。原告徐德禄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赔偿440,394.38元（其中，投资差额损失434,500元，佣金损失1,303.50元，印花税损失434.50元，利息损失4,156.38元）；原告周晓娴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赔偿42,166.76元（其中，投资差额损失41,693.60元，佣金损失125.08元，印花税损失41.69元，利息损失306.39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系一家上市公司，其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代码为600193。2014年3月27日晚，被告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载明：被告于2014年3月27日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通知，因被告涉嫌违反《证券法》及相关法规，根据《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被告立案稽查。被告在上述公告中表示，在立案稽查期间，其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稽查工作，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2014年12月12日，被告发布《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暂停上市风险的提示公告》，载明：被告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及相关法规，目前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截止2014年12月11日，被告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结论性意见，被告收到意见后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如被告因前述立案稽查事项触及欺诈发行或者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情形，被告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暂停上市。被告将按相关要求，每月至少披露以此被告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请投资者充分关注被告被立案稽查事项和相关进展，注意投资风险。2015年1月至2015年6月期间，被告均于每月月中定期发布《立案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向投资者披露其被立案稽查后的后续进展情况。该六份公告的内容相同，均载明：被告收到中国证监会的《调查通知书》后，截至目前，立案稽查尚在进行过程中，目前尚无新的进展。

如被告因该立案稽查事项被中国证监会最终认定存在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被告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暂停上市。被告并在该些公告中提示投资者关注被告的后续公告。2014年6月19日，被告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称：2015年6月18日，被告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被告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已由中国证监会调查完毕。现将上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主要内容进行公告。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中载明：“经查，被告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事实如下：2012年5月11日，被告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上海振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23%股权、收购桑日县金冠矿业有限公司7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被告以10,400万元的价格收购其关联方上海振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桑日县金冠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冠公司）70%股权，金冠公司主要资产为其持有的中铝广西有色崇左稀土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公司）27%的股权。

该事项通过《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桑日县金冠矿业有限公司70%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以下简称《关联交易公告》）进行了公开披露。《关联交易公告》称：“交易双方同意以经评估的金冠公司的主要资产中铝公司股东权益55,505.17万元（27%的权益价值为14,986.40万元）作为定价基础，本次交易的金冠公司70%股权价格为10,400万元。本次收购的金冠公司股权交易价格与账面价值差异超过20%，主要系金冠公司持有27%股权的中铝公司的矿业权评估溢价所致。”《关联交易公告》在“中铝公司股东权益评估概况”项下载明：“经具有证券业资产评估资格和矿业资源评估资格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公司），以2011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中铝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了评估。

根据天健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2011）第295号]，中铝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1,826.57万元，评估价值为55,654.67万元，增值额为53,828.10万元，增值率为2,946.95%”;总负债账面价值为149.50万元，评估价值为149.50万元，无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为1,677.07万元，评估价值为55,505.17万元，增值额为53,828.10万元，增值率为3,209.65%。”在“独立董事意见”项下载明“本次关联交易标的的主要资产均以经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的股东权益作为作价依据，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关联交易公告》将上述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天兴评报字（2011）第295号评估报告等作为备查文件予以披露。该信息披露事项存在以下违法违规问题：一、天兴评报字（2011）第295号评估报告全称为《广西华一投资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广西有色金属集团崇左稀土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系天健公司接受广西华一投资有限公司的委托，为其转让所持有的广西有色金属集团崇左稀土开发有限公司（中铝公司前身）的股权这一特定目的，以2011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广西有色金属集团崇左稀土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的评估，天健公司已在其《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本报告及其结论仅用于报告所设定的目的而不能用于其他目的，报告使用者为委托方、被评估单位、与该项目相关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政府审批部门等。

本次交易属于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的关联交易，达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5条规定的标准，应提供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证券服务机构对交易标的出具的审计或者评估报告，并将该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时，该交易构成《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所规定的重大投资行为。被告确认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金冠公司的主要资产中铝公司的股东权益，但被告并未就本次交易专项委托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而是使用了天健公司以往受他人委托为其他特定目的所作的资产评估报告。

被告在《关联交易公告》正文中未完整披露上述资产评估报告文件全称，隐去了评估项目的相关内容，也未披露该评估报告并非专为本次交易所作的情况，导致所披露的内容不准确、不完整。《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也未对此进行披露。

二、按照天健公司编制的《广西华一投资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广西有色金属集团崇左稀土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评估项目资产评估说明》及评估师询问笔录，采矿权评估有关参数包括矿产可采储量、生产规模、服务年限、销售收入、投资估算、成本费用、销售税金及附加、所得税、折现率等。在矿产储量、产能、折现率不发生较大变动的情况下，稀土销售价格是影响评估价值的敏感因素。中铝公司开采的稀土氧化物为含中钇富铕的碳酸盐，天兴评报字（2011）第295号评估报告选用的稀土价格为中钇富铕稀土矿价格，使用的评估基准日价格为45.25万元/吨。稀土价格自2011年8月起持续下跌，2012年5月4日至6月6日中钇富铕稀土矿价格稳定维持在27-27.5万元/吨，较评估基准日价格跌幅在40%左右，在被告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之时，天兴评报字（2011）第295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已不再能反映中铝公司整体资产的公允价值。

对本次交易而言，稀土价格的上述变化情况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9条第（五）项所规定的“因交易标的的特殊性而需要说明的与定价有关的其他事项”，在稀土价格较天健公司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下跌幅度达到40%左右的情形下，被告未在《关联交易公告》中披露稀土价格的变化情况，构成《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第十条所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信息披露文件中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关于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事项信息披露要求披露信息，遗漏重大事项的”情形。《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也未对此进行披露。

中国证监会据此认为，被告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中国证监会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拟决定对被告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被告可行使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被告在公告中称，其决定不行使上述权利，并将在收到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后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敬请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2015年7月16日，被告再次发布《立案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称：截止该日，被告尚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如公司因该立案稽查事项被中国证监会最终认定存在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被告股票将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暂停上市。

请投资者关注被告后续公告。2015年8月4日，中国证监会作出（2015）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确认被告存在信息披露违法事实（信息披露违法事实的具体内容与中国证监会此前在《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中的认定内容基本相同），中国证监会认定被告的该些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并据此对被告予以行政处罚。2015年8月18日，被告对上述处罚事宜进行了公告。三名原告为证券投资者，对本案系争股票的全部交易记录如下：原告唐福来：自2014年2月28日至2015年2月2日期间，原告唐福来共计买入600193股票324,500股，共计卖出600193股票324,500股。

2015年2月2日以后，原告唐福来未再交易600193股票。原告徐德禄：自2012年8月14日至2015年3月24日期间，原告徐德禄共计买入600193股票240,938股，获送股18,000股，共计卖出600193股票258,938股；其后，原告徐德禄又于2015年6月19日买入20,000股,于2015年12月2日卖出20,000股。原告周晓娴：自2013年1月15日至2015年4月27日期间，原告先后以13.11元/股的价格买入600193股票7,600股，以12.15元/股的价格买入1,000股，以13.63元/股的价格买入1,000股，以13.76元/股的价格买入3,000股，期间无卖出。

一审法院认为，中国证监会既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被告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并对被告进行了行政处罚，则可据此认定被告存在虚假陈述的过错。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及中国证监会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可进一步认定被告实施的虚假陈述行为属重大遗漏行为。根据《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作为上市公司，如因其虚假陈述给原告造成了投资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证券市场上，股票作为一种特殊的金融商品，其价格应当随其价值波动。

而虚假陈述的本质特征就在于，虚假陈述行为人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导致投资人对股票价值产生误判的情况下对偏离了真实价值的股票进行投资，其后因虚假陈述行为被揭露股票价格向真实价值回归，投资人因股票价格的异常涨落而产生投资损失。根据虚假陈述影响股票价格的不同阶段，虚假陈述实施日和虚假陈述揭露日的确定，对判断投资人的股票交易行为是否受虚假陈述的影响、受影响范围和损失金额的认定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就本案而言，首先，关于虚假陈述实施日的认定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国证监会在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认定，被告的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事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关联交易公告》中未完整披露其在重大投资行为中所采用的资产评估报告的文件全称，隐去了评估项目的相关内容，也未披露该评估报告并非专为本次交易所作的情况，导致所披露的内容不准确、不完整；二是未在《关联交易公告》中披露重要标的物的价格较评估报告的评估基准日下跌幅度达到40%左右的情形，导致遗漏重大事项。

鉴于被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内容均体现在《关联交易公告》中，故原告主张以被告发布《关联交易公告》之日即2012年5月12日作为虚假陈述实施日，符合上述规定。其次，关于虚假陈述揭露日，《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明确，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发行或者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在证券市场上，虚假陈述行为被揭露通常会有一个过程，但并非任何一个对虚假陈述行为揭露的均可以作为虚假陈述揭露日。虚假陈述被揭示的意义就在于其对证券市场发出了一个警示信号，提醒投资人重新判断股票价值，进而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

因此，除须符合首次被公开揭露这一要件外，确定虚假陈述揭露日还应当着重考虑两个因素：一是揭露的内容应与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虚假陈述行为相一致；二是此揭露行为的力度应当足以引起市场内一般理性投资者的警示。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均是以被告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之日作为确定本案虚假陈述行为揭露日的依据。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发布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中仅提及被告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及相关法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该公告不仅对本案被告虚假陈述行为的实质内容完全没有涉及，甚至也未能反映出被告被稽查的行为性质系涉嫌未按规定披露信息，故该公告的发布并不符合揭露的内容应与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虚假陈述行为相一致的要求，该公告发布之日不应认定为虚假陈述揭露日。

根据本案的现有证据，被告在发布上述公告后，直至公告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期间，进行了多次信息披露。其中，2015年6月19日发布的公告系被告对中国证监会向其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进行完整披露，该披露的内容与中国证监会在其后认定被告的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事实可完全对应，鉴于此系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首次完整被披露，故应当认定该日作为本案虚假陈述的揭露日。虽然本案中原、被告均未主张以2015年6月19日作为虚假陈述揭露日，但虚假陈述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并非只作用于本案当事人，故虚假陈述揭露日的认定也应采取统一的、客观的标准，而不因个案中当事人的主观认知不同而改变。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被告虚假陈述实施日为2012年5月12日，虚假陈述揭露日为2015年6月19日。本案中，被告对其行为构成证券虚假陈述不持异议，但否认原告的投资损失与其虚假陈述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并据此认为原告应自行承担投资损失。原告则主张，其系在被告虚假陈述实施日至虚假陈述揭露日之间买入被告股票，并在被告虚假陈述行为被揭露后仍然持有或卖出，原告由此产生的投资损失与被告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具有法定的因果关系，被告应予赔偿。针对原、被告上述诉辩理由，即原告损失与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争议，一审法院认为，《若干规定》第十八条明确规定，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

该第十八条规定表明，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纠纷适用的是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投资者仅需证明其投资被告股票的具体情形符合上述三个要件，原则上即可推定原告损失与被告过错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若干规定》第十九条亦规定，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二）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三）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四）损失或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由此表明，《若干规定》在推定因果关系存在的同时，也赋予虚假陈述行为人予以反证的权利。

虚假陈述行为人只要能举证证明原告存在上述第十九条所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即可否定其虚假陈述与原告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案中，被告未履行该义务的行为已受到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故可认定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所涉信息系与其被告股票价值有关的重大信息，三名原告购买被告股票，属于投资了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但要推定其损失与被告过错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三名原告仍需证明其投资被告股票的具体情形符合《若干规定》第十八条的其余两个要件，即原告是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后又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

但根据三原告的证券交易记录，原告唐福来系于2014年2月28日首次买入本案系争股票，至2015年2月2日最后一次交易已将期间买入的本案系争股票全部卖出；原告徐德禄自2012年8月14日起购入的本案系争股票，至2015年3月24日止，已全部卖出。

因此，上述两原告虽然符合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证券的要件，但因其并非在虚假陈述揭露日及以后卖出证券或继续持有证券，故难以认定该两名原告的损失与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综上，被告虽未能充分举证证明本案属于《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四）所规定的原告的损失系由系统风险所导致，但鉴于原告唐福来、原告徐德禄并未能先完成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之间推定因果关系的初步举证，故对该两名原告要求被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至于原告周晓娴，因其买入本案讼争股票的时间属于《若干规定》第十八条第（二）项所规定的时间段，并且在虚假陈述揭露日后仍持续持有该些股票，故在本案被告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存在《若干规定》第十九条所规定的不存在因果关系的几种情形的情况下，对原告周晓娴在此期间产生的投资损失，可推定与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具有因果关系，也即，如原告周晓娴在该期间的证券买入平均价与其卖出平均价或基准价存在差额的，就相应的投资差额损失，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关于投资差额损失的计算问题，《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投资人在基准日及以前卖出证券的，其投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实际卖出证券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第三十二条规定：“投资人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者仍持有证券的，其投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基准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原告周晓娴在虚假陈述实施日至虚假陈述揭露日期间共计买入12,600股，买入总金额为166,696元，期间无卖出，故原告周晓娴的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为13.22元/股，又因原告周晓娴未在基准日及以前卖出所持股票，上述12,600股均系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仍然持有，故其投资差额损失的计算应以上述第三十二条为依据，即：（买入证券平均价－虚假陈述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的交易日平均收盘价）×12,600股。

一审法院已认定虚假陈述揭露日为2015年6月19日，而前述揭露日对应的虚假陈述消化日，即基准日为2015年12月2日，虚假陈述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的交易日平均收盘价也即基准价为15.12元/股。鉴于原告周晓娴买入平均价13.22元/股低于上述基准价，故原告周晓娴在本案中并无投资差额损失，被告据此无须向其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及第三十三条第（一）、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唐福来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徐德禄全部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周晓娴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810.09元，由原告唐福来、原告徐德禄、原告周晓娴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如下证据：1、股票交易数据。根据创兴资源股票走势，2014年3月27日公告发布后，第二天股价大跌，对市场产生警示作用，而2015年6月19日股价没有大的波动。

2、2014年3月28日媒体报道。证明当日媒体的报道已经涉及虚假陈述的内容，证明该日是揭露日。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不能以一天走势作为判断的唯一依据，而应看一个时间段的走势，股票涨跌只是判断的参考因素，不能以此认定揭露日。以媒体报道作为揭露日的认定不科学。本院对上述证据证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对虚假陈述揭露日的认定。上诉人主张2014年3月27日被上诉人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已经对投资者产生警示作用，并已经被广为传播，系对虚假陈述的首次披露，应认定次日为虚假陈述揭露日。被上诉人认可原审法院关于揭露日的认定。

本院认为，《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发行或者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本案中，被上诉人发布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中，仅提及其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及相关法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该公告既没有被上诉人涉嫌违反《证券法》的具体内容，也没有反映出被上诉人系涉嫌未按规定披露信息违反《证券法》，故该公告发布不能作为对本案所涉虚假陈述行为的首次公开披露，相关媒体的报道也并不明确、具体、全面，难以作为首次公开披露的依据，原审法院未将该公告发布之日认定为虚假陈述揭露日并无不当。

2015年6月19日被上诉人发布的公告系其对中国证监会向其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告知书》进行完整披露，该公告的内容与中国证监会在其后认定的被上诉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事实可完全对应，系对被上诉人虚假陈述行为首次完整披露，原审法院以此认定该日作为本案虚假陈述的揭露日也无不当。需要说明的是，虚假陈述行为对所有相关证券的投资者都产生影响，而不是仅仅作用于本案当事人，故对某一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日的认定应采取统一的、客观的标准，而不因不同案件中当事人的主张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认定标准，原审法院没有采纳双方当事人的主张，而是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确定虚假陈述揭露日的做法并无不妥。

综上所述，上诉人徐德禄、周晓娴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2015）沪一中民六(商)初字第38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760.09元，由上诉人徐德禄负担人民币7,905.92元，由上诉人周晓娴负担人民币854.1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史伟东

审判员 熊雯毅

代理

审判员 许晓骁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八日

书记员 陈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