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卓锋与浙江亨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原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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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归纳与裁判要旨
案情:瀚叶股份(现更名浙江亨通控股)2017年6月起违规为实控人沈培今借款提供担保2.66亿元,2018年2月至2019年6月被占用资金3.36亿元,均未披露;浙江局〔2021〕28号警示函;一审判赔2,694元(先进先出,酌情扣除80%)。郑卓锋变更后诉请100,000元。湖州中院认定违规担保实施日2017年6月21日、更正日2020年5月16日,资金占用更正日2020年6月30日,基准日2020年8月11日、基准价1.37元;仅实控人被留置前(2020年4月22日前)买入部分有因果关系,先进先出核定13,469.49元,扣80%,判赔2,694元。
裁判要旨:违规担保更正日2020年5月16日、资金占用更正日6月30日、基准日8月11日;实控人被留置前买入者可索赔,但扣除经营风险等非系统风险因素80%,只赔20%。
裁判文书全文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4)浙05民初89号
当事人信息
原告:郑卓锋(出生日期、住址略)。
被告:浙江亨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钟管镇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崔巍,该公司董事长。
审理经过
原告郑卓锋为与被告浙江亨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原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通股份公司”或“瀚叶股份公司”均指被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24年7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24年8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卓锋、被告亨通股份公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诉讼请求
原告郑卓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变更后):1.判令被告亨通股份公司赔偿原告郑卓锋股票投资损失100000元;2.判令被告亨通股份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被告亨通股份公司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原告郑卓锋系普通A股投资者,因看好亨通股份公司买了其股票。2020年4月30日,被告发布《关于无法在法定期限披露定期报告及公司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司股票由于无法定期披露年度报告停牌。延迟披露两个月后,公司于2020年6月30日披露了《2019年年度报告》,同日披露的《2019年度审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公告》,揭露了公司存在资金占用3.78亿元,违规担保2.66亿元的违规事实,同时由于相关内部控制失效,审计机构无法确保已发现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的完整性。
公司股票也因无法表示意见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上述事项揭露后,公司股票连续21个跌停,到基准日跌幅达52.77%。2021年12月13日,因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事项,被告被上海证券交易所予以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实施日:2018年2月12日,揭露日:2020年6月9日,基准日:2020年8月11日,基准价:1.37元/股。原告因被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投资损失,原告购买股票的时间在被告虚假陈述实施日以后,至揭露日之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符合法定损失的因果关系。
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
辩方观点
被告亨通股份公司辩称,一、亨通股份公司于2020年4月22日至7月22日的股价下跌和交易量增加为亨通股份公司时任实际控制人沈培今因重大敏感案件被监察委留置并失联引发的市场连锁反应,并非原告所述的亨通股份公司资金占用与违规担保行为被揭露导致,即原告所述的亨通股份公司资金占用与违规担保行为被揭露并未引起亨通股份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产生明显变化。(一)2020年4月22日至4月29日,亨通股份股价下跌和交易量增加系因时任实际控制人被留置、失联消息的扩散引起大量大户抛售亨通股份股票所致。2020年4月21日晚,亨通股份公司时任实际控制人沈培今因涉嫌职务犯罪,在其于某公开场所聚餐时被北京市房山区监察委员会带走,并于次日收到书面留置通知。
由于沈培今是在公共场所商务应酬的过程中被带走,且涉重大敏感案件,故当时部分亨通股份持股大户知悉并进行传播,从而引发大户大量抛售公司股票。其中亨通股份公司股东杨某即为典型,在亨通股份公司2020年4月20日的股东名册中,杨某为亨通股份公司第五大股东,此前稳定持有亨通股份股票,于2020年4月20日至4月30日直接减持至清仓,后立即起诉沈培今及亨通股份公司。可见杨某是在知悉特别事件后意识到后续风险做出清仓亨通股份的决定。整体上,以亨通股份公司2020年4月20日前200名股东为基准,截至2020年4月30日,短短7个交易日,减持股东数量为73人,其中65人减持至清仓,合计减持股权比例占当时总股本的6.72%,直接导致股价下跌比例超过20%。
可以对比的是,以亨通股份公司2020年4月20日前200名股东为基准,在2020年2月20日至4月20日期间,在仅计算减持的情况下,减持股权比例仅占当时总股本的0.75%且无任何减持至清仓的股东,同时计算增持和减持的情况下,该前200名股东增持了公司总股本的4.71%。同时根据2019年12月至2020年12月亨通股份成交量变化图,正常情况下,亨通股份交易日的交易量大约在5000万股-15000万股之间,2020年4月22日至7月31日之间,亨通股份交易日的交易量明显增加。由此可见,正常情况下亨通股份公司股东(特别是大户)持股情况极其稳定,2020年4月22日至4月30日的交易量异动,显然有其背后的原因。
此期间尚在原告主张的虚假陈述揭露日之前,不可能与原告主张的亨通股份公司虚假陈述行为相关。(二)亨通股份于2020年7月1日至7月22日股价下跌和交易量增加系因时任实际控制人被留置、失联的消息继续发酵,同时时任实际控制人持续被留置、失联而引起的一系列不利事件,包括亨通股份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无法按期披露、亨通股份停牌、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出具以及亨通股份变成风险警示股等。由于亨通股份公司时任实际控制人沈培今被留置、失联,定期报告出具所需的与函证对象的确认程序无法正常展开,导致亨通股份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无法于2020年4月30日按期披露,因此,亨通股份于2020年4月30日至6月30日期间停牌。
2020年7月1日复牌后,随着亨通股份公司时任实际控制人沈培今被留置、失联消息的发酵,大户抛售行为继续。以亨通股份公司2020年4月20日前200名股东为基准,在2020年7月1日至7月31日,减持股东数量为49人,其中47人减持至清仓,合计抛售/减持股权比例占当时总股本的3.75%。在亨通股份停牌期间,因时任实际控制人持续被留置、失联,审计机构无法与其确认定期报告具体事项,审计机构于2020年6月30日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亨通股份于2020年7月1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同时,2019年年度报告披露亨通股份公司计提大额商誉减值、业绩明显下滑。
一系列事件引发股民恐慌性抛售股票,导致2020年7月1日至7月22日股价下跌和交易量增加。(三)商业案例类比:若发生时任实际控制人因重大事件或涉嫌违法犯罪等,通常而言,无论是否公告,单独一项因素即可造成股价较大幅度下跌。经检索其他上市公司,若上市公司发生时任实际控制人或控股股东因涉及重大事件或涉刑被拘留、被逮捕等消极事件,无论公司是否发布公告,都会造成公司股价急速下跌,甚至有连续几日跌停的情况,7日内最大跌幅达到52.15%,平均跌幅为26.59%。
综上,亨通股份公司时任实际控制人沈培今被留置、失联及其引发的一系列事件才是亨通股份于2020年4月22日至7月22日股价下跌和交易量增加的直接和根本原因。
二、原告所述的资金占用与违规担保行为不构成虚假陈述,不具有重大性。(一)亨通股份公司对于原告所述资金占用与违规担保事项已在相关定期报告中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主观上并无虚假陈述的故意,不构成虚假陈述。
1.就原告主张的亨通股份公司向杨某提供保证担保而言,沈培今已于2021年1月13日向杨某归还借款及利息共计21000万元,亨通股份公司未因该无效担保承担任何责任。
2.就亨通股份公司向深圳市皇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皇润公司)预付装修款共计5000万元,亨通股份公司已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笔预付款,对于股东是否占用该笔款项,亨通股份公司不知情,客观上无法进行披露。该笔款项已在2020年6月30日前全部归还。
3.就亨通股份公司向北京云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云图公司)预付制片款共计7000万元,亨通股份公司已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笔预付款,最终司法确认该笔款项并非资金占用。截至2021年4月12日,北京云图公司已返还亨通股份公司该影视项目投资款7000万元。
4.就子公司上海瀚擎影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擎影视)向上海建江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江影视)支付5000万元,亨通股份公司已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笔预付款,对于股东是否占用该笔款项,亨通股份公司不知情,客观上无法进行披露。该笔款项已在2021年4月12日前全部归还。
5.就亨通股份公司向江苏金浦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浦集团)付款3000万元,亨通股份公司已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笔预付款,最终司法确认该笔款项并非资金占用。
6.就上海瀚叶锦翠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瀚叶锦翠)对4家企业投资1.51亿元,亨通股份公司已按照规定将该笔投资行为进行公告,对于股东是否占用该笔款项,亨通股份公司不知情,客观上无法进行披露。该笔款项已在2021年4月12日前全部归还。
7.就亨通股份公司、子公司浙江拜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拜克生物公司)向德清升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华小贷)借款2712.46万元,亨通股份公司对借款无信息披露义务,且亨通股份公司对于该笔资金可能涉及资金占用不知情,客观上无法进行披露。截至2020年9月30日,该笔款项已由沈培今全部归还。(二)针对原告所述违规担保及资金占用,根据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仅对亨通股份公司给予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未给予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与行政处罚不同,行政监管措施规定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而行政处罚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行政监管措施与行政处罚在概念、性质、内容规制角度和形式上均不同,行政处罚是从惩戒的角度,对行政相对人科处新的义务,以告诫违法行为人不得再违法。虽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关于虚假陈述赔偿的规定》)发布之后,受到行政处罚与否不再作为人民法院受理证券虚假陈述案件的前提条件,但其仍作为认定虚假陈述行为是否具有重大性的重要考量因素。同时,《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85条规定:“……重大性是指可能对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的信息,虚假陈述已经被监管部门行政处罚的,应当认为是具有重大性的违法行为……”换言之,亨通股份公司因违规担保及资金占用行为仅受到行政监管措施,亦间接说明其上述行为不具有重大性。
(三)参考其他上市公司,仅发生违规担保和/或资金占用情形被揭露的,其股价变化微乎其微。就2020年整年度,除非上市公司某段时间发生多个不利事件,若上市公司某段时间仅发生违规担保和/或资金占用被揭露,同时该时段亦无其他利好公告,相关公司股票均为很小跌幅或上涨,而非本诉项下如此连续且巨幅下跌情形。由此可见,资金占用或违规担保的揭露对公司股价的影响微乎其微。
综上,亨通股份公司主观上不存在虚假陈述的故意,且已经按照公司所能知晓的全部情况如实进行了披露,故不应认定为虚假陈述行为。退一步讲,即便认定亨通股份公司存在虚假陈述行为,该虚假陈述行为未引起亨通股份股价和交易量的明显变化,亦未受到行政处罚,不具有重大性。
三、从原告的操盘习惯分析,原告应属投机型投资者,故原告的交易行为与虚假陈述之间不具有交易因果关系。《关于虚假陈述赔偿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被告能够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交易因果关系不成立:……(五)原告的交易行为与虚假陈述不具有交易因果关系的其他情形。”从原告的买入/卖出亨通股份股票行为分析可知,原告的买入/卖出行为从不依赖亨通股份公司的公告,原告的股票交易行为仅与股价有关,应属投机型投资者,无论原告主张的亨通股份公司虚假陈述行为是否成立,原告买入/卖出亨通股份股票的行为与其无关。司法实践亦支持就投资者并非依赖上市公司公告而做出投资决策,认定不构成交易因果关系,故上市公司不应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亨通股份于2020年4月22日至7月22日的股价下跌和交易量增加是因为证券市场对亨通股份公司时任实际控制人沈培今因重大敏感案件被监察委留置并失联及其引起的一系列不利事件的过度反应所致,与原告所主张的亨通股份公司违规担保及资金占用被揭露无关。亨通股份公司对原告所主张的违规担保及资金占用无虚假陈述的主观故意,不应认定为亨通股份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也不具有法律规定的重大性。且原告属于投机型投资者,买入/卖出亨通股份股票并不依赖亨通股份公司的公告。
因此,亨通股份公司不应对原告自主投资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原告向亨通股份公司主张损害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郑卓锋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A1.《2019年度审计报告》、A2.《内部控制审计报告》、A3.《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3)。《2019年度审计报告》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显示:1.截止2019年12月31日,实际控制人资金占用37812.46万元;2.违规担保2.66亿元。《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显示,由于违规担保、资金占用、应收账款管理、项目投资和业务管理、收款管理、资金管理等内部存在重大缺陷,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公告》显示,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应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沈培今余额37812.46万元,上述资金构成资金占用。以上证据拟共同证明:2020年6月30日披露的《2019年度审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公告》揭露了公司存在资金占用3.78亿元,违规担保2.66亿元的违规事实,由于相关内部控制失效,审计机构无法确保已发现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的完整性。公司股票也因无法表示意见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违规担保及资金占用与内控否定及公司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属于一因多果的关系。
证据二:A4.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沈培今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纪律处分的决定》、A5.《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6)。2021年12月28日,瀚叶股份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沈培今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纪律处分显示:(一)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2018年度,上述资金占用累计发生5000万元,占公司2017年期末经审计净资产的1.19%;截至2018年12月31日资金占用余额5000万元。2019年度,上述资金占用累计发生22812.46万元,占公司2018年期末经审计净资产的5.26%;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金占用余额为27812.46万元。
截至2020年9月,资金占用余额27812.46万元。
(二)公司对外担保未及时披露、未履行决策程序。同样事项,公司收到浙江监管局警示函处分。以上证据拟共同证明:因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亨通股份公司被上海证券交易所予以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和浙江证监局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证据三:A6.瀚叶股份K线图、A7.《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3)。K线图显示,揭露日到基准日公司股价下跌达52.77%。公告显示,延迟披露年报处罚事项,各责任主体申辩意见明确提及在沈培今行为受限后,多次修改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更换多个版本。
导致延迟年报跟核查相关违规事项存在因果关系。以上证据拟共同证明:延迟披露年报导致立案被调查的原因跟多项违规的清查有关,投资者的损失跟违规行为的揭露存在损失因果关系。证据四:A8.股票交易对账单,拟证明郑卓锋的交易明细情况,投资者因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行为导致的投资损失。证据五:A9.《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23)、A10-12.《关于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回函》三份。决议公告显示,会议于2020年5月1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其中董事长沈培今、副董事长孙文秋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决议公告及回函均有董事长亲笔签字。以上证据拟共同证明:无论是停牌期间的董事会决议,还是复牌后的异常波动公告,亨通股份公司相关公告都证明实际控制人沈培今正常履职。对于未及时披露留置事件的虚假陈述行为,亨通股份公司认为留置行为是引发公司年报延迟披露和年报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主要原因,那么同样适用未及时披露类虚假陈述投资者主张索赔损失。证据六:A13.赛为智能一案一审判决书节选,该案认为,赛为智能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正是由于审计证据无法证明赛为智能与格尚实业、泰和嘉源等公司交易的真实性及商业合理性,揭示了赛为智能以虚构应收账款方式虚增利润,即赛为智能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与其虚假陈述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对于赛为智能应扣除其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导致股价大跌个股风险因素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合以上因素,认定投资者损失与赛为智能虚假陈述之间存在直接的损失因果关系,在扣除系统风险后,赛为智能应当对投资者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拟证明:虚假陈述内容导致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进而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不能作为非系统风险扣除,上述观点被大量司法实践所支持。被告亨通股份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案中,亨通股份股价下跌背后实际真实原因是实际控制人因重大敏感案件被监察委留置,并且叠加大量大户抛售股票所致。此后2020年7月1日复盘股价下跌是因前述因素持续发酵,同时一系列不利事件综合叠加所致。
且对于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公司已经对相关信息进行了披露,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事项都已经消除。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于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公司收到的仅是行政监管措施,而非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监管措施的相关规定是部门规章。相关司法解释已经明确提到对于虚假陈述并不能以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就倒推认为已经构成重大性,不足以证明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行为构成了重大性。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针对的事项是延迟披露年报,而不是涉及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不足以证明投资者的损失是基于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所致。
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依法认定,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股票交易对账单,原告是低买高卖的投机型投资者,且根据原告的持仓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上市公司披露了很多公告,其交易量并不会基于上市公司的公告而发生影响,原告的投资决策并不是基于上市公司的公告和信息披露,其投资损失与上市公司的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依法认定,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会议决议公告中写明的沈培今以通讯方式参加董事会会议,该通讯方式为公司将议案和表决票以传真方式发送至房山区监察委指定号码,由房山区监察委审核后,交由沈培今签字,再由房山区监察委传真回复至公司,是非同步的通讯会议方式,并不是电话会议、视频会议等同步通讯会议方式。
上述事实亦有沈培今签字页左上角所载时间、传真号为佐证。回函所附沈培今签字,均系前述传真发送至房山区监察委,经房山区监察委核准后交由沈培今签字并传回。当时公司传真至房山区监察委的材料很多,并非全部交由沈培今,仅房山区监察委审核通过的部分材料交由沈培今查看。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需要与实际控制人沈培今核实的情况很多且较为复杂,不能通过传真文件的形式实现,因此会计师事务所未能在规定时间联系到沈培今核实情况,从而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该组证据不足以证明沈培金是正常履职,恰恰相反,事实上沈培今确实在当时情况下无法履职并对相关事实进行核对。
对证据六,该案例中,上市公司有虚增利润,即财务造假的行为,且该行为受到了行政处罚,与本案案件事实有根本区别,不具有参考性。被告亨通股份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B1.监控截图、B2.《留置通知书》[京房监留通(2020)5号]、B3.《解除留置通知书》[京房监解留通(2020)16号],以上证据拟共同证明:2020年4月21日晚,亨通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沈培今因涉嫌职务犯罪,被北京市房山区监察委员会相关人员在公开场所带走,并于次日收到了《留置通知书》,至2020年8月29日才被解除留置。B4.《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5)、B5.《关于无法在法定期限披露定期报告及公司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4),以上证据拟共同证明:因实际控制人沈培今被留置、失联,导致亨通股份公司2019年年报及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所需要的与函证对象的确认程序无法正常展开,故该定期报告未能于2020年4月30日定期披露,亨通股份自2020年4月30日起停牌。
B6.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天健函[2020]749号)、B7.《关于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即停复牌相关安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9),以上证据拟共同证明:股票停牌后,亨通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持续处于被留置状态,审计机构无法与其确认定期报告的具体事项,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导致亨通股份公司股票于2020年7月1日变为退市风险警示股。B8.2020年2月21日至7月31日瀚叶股份公司前200名股东持仓情况梳理表及梳理表对应的股东名册,拟证明:以瀚叶股份2020年4月20日前200股东为基准,前述股东在2020年2月21日至4月20日期间,持股极其稳定,2020年4月20日至4月30日,抛售或者减持的股东数量为73人,合计抛售减持股权比例占当时总股本的6.72%;至2020年7月31日,抛售或减持的股东数量为49人,合计抛售减持股权比例占当时总股本的3.75%。
B9.亨通股份2019年12月至2020年12月成交量变化图,拟证明:在正常情况下,亨通股份交易日的交易量大约在5000万股到15000万股之间,2020年4月22日至7月31日之间,亨通股份交易日的交易量明显增加。B10.实际控制人因重大事件或涉嫌违法犯罪等对公司股价影响的数据表,拟证明:如果上市公司发生实际控制人或控股股东因重大事件或涉刑被拘留、被逮捕等消极事件,无论公司是否发布公告,都会造成公司股票急速下跌,甚至有连续几日跌停的情况,7日内最大跌幅达到52.15%,如果仅发生实际控制人失联或涉嫌违法犯罪这一单独因素即可造成股价大幅下跌。
B11.《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拟证明:2019年年报显示,亨通股份公司计提大额商誉减值损失、业绩下降。证据一拟证明亨通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沈培今因涉重大敏感案件被监察委留置并失联,引发市场连锁反应,最终造成股价断崖式下跌。证据二:B12.事实情况梳理表及附件,拟证明:亨通股份公司对于违规担保与资金占用已在其知悉的范围内在相关的半年报、年报等定期报告中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所披露的信息与所订立的合同相关要素一致,主观上并无故意,亦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认定为构成虚假陈述行为。B13.《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6),拟证明:针对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行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仅给予亨通股份公司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未给予行政处罚。
B14.严洪与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行政监管措施与行政处罚有所区别。《关于虚假陈述赔偿的规定》发布之后,是否获得行政处罚不再作为人民法院受理证券虚假陈述案件的前提条件,但是否受到行政处罚应当是认定虚假陈述行为是否具有重大性的重要考量因素,也间接说明亨通股份公司违规担保及资金占用行为不具有重大性。B15.披露违规担保或资金占用对股价影响的数据表,拟证明:如果上市公司某段时间内仅发生违规担保和/或资金占用被揭露,同时该时段亦无其他利好公告,相关公司股票均为很小跌幅或上涨,可见资金占用或违规担保的揭露对上市公司股价的影响微乎其微。
证据二拟证明违规担保与资金占用不构成虚假陈述,也不具有重大性,对股价的影响微乎其微。证据三:B16.郑卓锋所持证券余额及股价波动,拟证明:除停牌期间外,原告的买入和卖出行为与亨通股份公司是否发布公告无关,既不存在某一利好公告发布后马上买入的行为,也不存在某一利空公告发布后马上卖出的行为,原告并非依据亨通股份公司的公告作出投资决策,应认定不构成交易因果关系,从原告的操盘习惯分析,应属于投机型投资者,原告的交易行为与虚假陈述不具有交易因果关系。原告郑卓锋质证认为,对证据一,B1-B3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条规定: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的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场所报送临时报告,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第二款规定:前款所称重大事件包括:……(七)公司的董事、三分之一以上监事或者经理发生变动,董事长或者经理无法履行职责;……(十一)公司涉嫌犯罪被依法立案调查,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关于虚假陈述赔偿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在披露的信息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虚假陈述。
根据相关规则,实际控制人于2020年4月21日晚被留置,亨通股份公司最晚应当于2020年4月24日披露该事项,但公司一直未予披露,相反在2020年5月1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中提到“会议于2020年5月1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其中董事长沈培今先生、副董事长孙文秋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而在7月4日、7月8日、7月11日披露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回函》中,连续出现沈培今亲笔签名。投资者无从得知股价下跌与沈培今被留置、失联事件相关。
本案是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原被告应当基于证券法第七十八条,以公开披露的信息来举证质证,现被告以另外一个虚假陈述和内幕交易行为来抗辩原告主张的虚假陈述行为,又以该类型证据涉密为由要求保密,违反公平原则。亨通股份公司无论是未及时披露实际控制人被留置信息,还是明知实际控制人被留置的重大事件已经泄露给大户的背景下,伪造相关文件证明实际控制人正常履职都已经严重违反证券法的规定,不利于平衡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B4-B7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上市公司是信息披露义务人,按期出具年报是证券法第七十九条明确规定的义务。
实际控制人被留置、失联与上市公司正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没有任何关联性,作为内控健全的上市公司,相关业务发生的真实性需要跟实际控制人核实,已经违反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七十二条第二款: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规定程序干涉上市公司的具体运作,不得影响其经营管理的独立性。上述证据只能证明上市公司和实际控制人存在人格混同。通过预付装修款、预付投资款等形式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正是导致审计机构无法确认科目商业实质引发年报延迟的主要原因之一,变相证明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行为是导致年报延迟的主要因素。B8-B10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
首先,被告主张2020年4月20日到4月30日,有73人合计抛售6.72%的股份是受到实际控制人被留置信息泄露引发的内幕交易行为。根据证券法第五十三条: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不得买卖该公司的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收购上市公司的股份,本法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内幕交易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上述证据采用的逻辑是推卸未及时披露实际控制人被留置信息行为的责任,引导投资者向监管部门举报查处相关内幕交易人员,通过内幕交易纠纷向相关知情人索赔,但仅凭臆想就认定相关股东的减持行为属于内幕交易,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其次,《关于虚假陈述赔偿的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证券市场对特定事件的过度反应”可以作为免责的抗辩,但被告需要拿出证据证明特定事件为市场和相关人员已经获取的直接证据,且董事长被留置事件没有披露,被告多次主张自己未及时披露信息和股价下跌的因果关系,突破了现有的司法实践,属于无效证据。最后,相关案例驳回投资者的诉请都是基于媒体报道和公开信息,尚未见内幕信息非知情人因交易因果关系被驳回的案例,也无相关法律规定。B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业绩下滑作为非系统风险扣除于法有据,但本案股价下跌的主要原因是虚构预付款和往来科目实现变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引发的审计机构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和延迟披露年报引发的立案调查所致。
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认定案件重大性只需考察“虚假陈述的内容属于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要求披露的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事项”,浙江监管局的警示函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都已经明确认定。在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产生明显的变化上,原告提交的证据A6也已经充分说明。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但无法实现其证明目的。考量交易因果关系采用推定信赖原则,相关司法解释已经明确了排除交易因果关系的五种情况。本院经审查认为,对原告郑卓锋提交的证据,被告亨通股份公司对证据一(A1-A3)、证据二(A4、A5)、证据三(A6、A7)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对证据四(A8)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证据五(A9-A12)不足以证明沈培今在董事会决议及相关回函的形成期间系正常履职状态,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证据六(A13)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对被告亨通股份公司提交的证据,原告郑卓锋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其中,证据B1-B3,可以证明沈培今被留置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证据B4-B7,可以证明亨通股份自2020年4月30日起停牌,且停牌后审计机构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亨通股份公司股票于2020年7月1日复牌后变为退市风险警示股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证据B8、B9能反映2020年2月21日至7月31日瀚叶股份公司前200名股东持仓情况及瀚叶股份2019年12月至2020年12月之间的交易量变化,本院予以认定。
证据B10、B14、B15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证据B11可以证明2019年年报显示亨通股份公司计提大额商誉减值损失、业绩下降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证据B12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证据B13可以证明针对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行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给予亨通股份公司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本院予以认定。证据B16结合原告郑卓锋提交的证据A8,可以反映原告郑卓锋证券交易情况及所持证券余额情况,本院予以认定。
一审法院查明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以及上市公司发布的公告,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于1999年11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名称“瀚叶股份”,证券代码为600226。2024年4月11日,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浙江亨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5月9日,股票名称变更为“亨通股份”。2017年6月18日,瀚叶股份公司董事长及实际控制人沈培今因资金周转需要与案外人杨某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由沈培今向杨某借款1.5亿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6月19日至2017年7月18日止,借款年利率为10%,上海瀚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瀚叶股份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017年6月20日,杨某将1.5亿元汇入沈培今个人银行账户。2020年4月30日,杨某向本院起诉沈培今及瀚叶股份公司,要求沈培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5亿元并支付相应借款利息及律师代理费100万元,并由瀚叶股份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经本院主持调解,沈培金于2021年1月13日向杨某归还借款及利息共计2.1亿元,杨某放弃向瀚叶股份公司主张权利。2020年4月22日,北京市房山区监察委员会出具《留置通知书》[京房监留通(2020)5号],沈培今因涉嫌职务犯罪,对其自2020年4月22日17时起实施留置。2020年8月29日,北京市房山区监察委员会出具《解除留置通知书》[京房监解留通(2020)16号],决定对沈培今解除留置措施。
瀚叶股份公司股票于2020年4月22日下跌2.37%,次日继续下跌2.08%。2020年4月22日至4月29日期间,瀚叶股份公司股票跌幅为20.34%,平均跌幅3.67%。2020年4月30日,瀚叶股份公司发布《关于无法在法定期限披露定期报告及公司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4),载明:因在定期报告编制过程中遇到困难,使定期报告所涉及的部分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在短时间内无法鉴别核实,进而无法按时披露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重大风险情况说明: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因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将于2020年4月30日起停牌。
2.如公司因上述事项1导致停牌,且在两个月内仍无法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的,则公司股票应当复牌,并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公司在发生上述事项2满两个月后,如仍未能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将停牌并可能被暂停上市。
4.公司在发生上述事项3后的两个月内,如仍未能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2020年5月16日,瀚叶股份公司发布《关于诉讼及可能涉及违规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2)。公告载明:经公司自查,诉状提及的公司为沈培今与杨某于2017年6月18日签订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事项未履行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决策程序;诉状提及的公司于2019年6月28日出具承诺函确认向杨某偿还全部借款本息事项,公司未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决策程序。上述事项可能涉及公司违规担保。经公司自查,公司内部没有上述诉状提及的公司负有连带责任担保的借款合同及承诺函的存档,公司管理层对上述事项也不知情,公司将进一步核实相关情况。
目前,涉诉案件已进入诉讼程序,尚未判决,暂无法判断相关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2020年6月30日,瀚叶股份公司发布《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3),载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应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沈培今余额37812.46万元。2018年2月12日,公司与非关联方皇润公司签订了《装修预付款协议》,公司于2018年2月28日预付装修款3000万元,于2018年4月1日签订了《装修预付款协议之补充协议》,于2018年4月11日预付装修款2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合同并未实质性履行。在公司年报审计过程中,对方企业未配合公司完成相应审计查证工作。经沈培今确认,上述资金确系其占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款5000万元已全部归还。2018年4月30日,公司与非关联方北京云图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出资8750万元用于影视剧《天涯海角》拍摄,拟开机时间原协议为2019年6月,后于2019年1月31日另行签订补充协议将开机时间变更为2020年12月30日。公司于2018年4月24日预付制片款4000万元,于2018年7月30日预付制片款3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合同并未实质性履行。
在公司年报审计过程中,对方企业未配合公司完成相应审计查证工作。经沈培今确认,上述资金确系其占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款项已归还1000万元,其余款项尚未收回。2019年1月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设立瀚叶锦翠新媒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19年4月24日,公司向瀚叶锦翠出资14950万元。2019年10月22日,瀚叶锦翠对4家企业投资15100万元,同日,沈培今从上述4家企业转出资金至其指定账户。经沈培今确认,上述资金确系其占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款项尚未收回。2019年1月24日,瀚叶股份公司全资子公司瀚擎影视与非关联方建江影视签订电视连续剧《向幸福出发》投资份额转让协议,建江影视公司拥有该剧60%投资份额,建江影视将其占有该剧60%的投资份额全部转让给瀚擎影视,交易对价为7500万元整,建江影视指定收款人账户为非关联方深圳市蓝火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瀚擎影视于2019年1月25日付款5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合同并未实质性履行。在公司年报审计过程中,对方企业未配合公司完成相应审计查证工作。经沈培今确认,上述资金确系其占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款项尚未收回。2019年4月29日,公司与非关联方金浦集团签订《委托采购框架协议》,委托金浦集团采购煤炭、葡萄糖,合作有效期1年。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付款3000万元。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合同约定采购业务并未发生,且合作有效期届满后对方未与公司续约或退还资金。在公司年报审计过程中,对方企业未配合公司完成相应审计查证工作。公司认定上述资金系沈培今占用,但尚未获得沈培今的核实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款项尚未收回。2020年5月,瀚叶股份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拜克生物公司收到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0)浙0521民初1640号、(2020)浙0521民初1641号]等材料。
根据材料,公司及拜克生物公司向升华小贷借款本金2400万元。经公司和沈培今确认,该2400万元均按照沈培今的要求直接支付给沈培今安排的第三方,形成关联方资金占用。截止2019年12月31日,上述借款根据合同计算的本息金额合计2712.46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款项尚未收回。2020年6月30日,瀚叶股份公司发布《2019年年度报告》,载明:一、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应收沈培今余额37812.46万元,系公司管理层或沈培今确认的关联方资金占用款。
1.公司应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培今资金占用款余额中35100万元资金占用款主要系公司及其子公司瀚叶锦翠、瀚擎影视通过预付项目投资款等形式支付给沈培今安排的第三方,形成关联方资金占用。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款项已收回6000万元。
2.2020年5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拜克生物公司收到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0)浙0521民初1640号、(2020)浙0521民初1641号]等材料,根据材料:“德清升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拜克生物签订了合同号为A(2019)XD最保借字第057号《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及合同号为A(2019)XD最抵借字第020号《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升华小贷自2019年6月17日至2020年6月12日期间向公司发放最高限额1300万元的借款,借款月利率为2%,拜克生物以其不动产权作为抵押担保,为公司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2019年6月公司实际向升华小贷借入1200万元。”“升华小贷与公司、拜克生物签订了合同号为A(2019)XD最保借字第059号《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及合同号为A(2019)XD最抵借字第022号《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升华小贷自2019年6月17日至2020年6月12日期间向拜克生物发放最高限额1300万元的借款,借款月利率为2%,拜克生物以其不动产权作为抵押担保,公司为该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担保。2019年6月拜克生物实际向升华小贷借入1200万元。”经公司管理层和沈培今确认,该借款本金2400万元均按照沈培今的要求直接支付给沈培今安排的第三方,形成关联方资金占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上述借款根据合同计算的本息金额合计2712.46万元。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款项尚未完全收回。
二、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1.2020年5月,公司及沈培今收到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0)浙05民初43号]等材料,根据材料:“2017年6月18日,沈培今与杨某签订《借款合同》[升借(2017)年字0619号],沈培今向杨某借款人民币15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6月19日起至2017年7月18日,借款年利率为10%,违约金根据违约天数为每日万分之七。公司及上海瀚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019年6月28日,瀚叶股份公司向杨某出具《承诺函》,确认15000万元的借款本息仍未支付,并保证向杨某清偿全部借款本息。
”2.2020年5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拜克生物公司收到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0)浙0521民初1644号]等材料,根据材料:“德清升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夏继明、公司签订了合同号为A(2019)XD最保借字第058号《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升华小贷与夏继明、拜克生物签订了合同号为A(2019)XD最抵借字第021号《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升华小贷自2019年6月17日至2020年6月12日期间内向夏继明发放最高贷款限额600万元,借款月利率2%,拜克生物以其不动产权作为抵押担保,公司为该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2019年6月夏继明实际向升华小贷借入500万元。”同时,提示重大风险:1.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就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出具了否定意见。截至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母公司的净利润为-542994243.33元,全资子公司成都炎龙科技有限公司因经营未达预期导致业绩出现下滑,公司就收购成都炎龙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形成的商誉118544.58万元计提减值准备71821.14万元。公司2019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2020年6月30日,瀚叶股份公司发布《关于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复牌相关安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9),载明:1.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0年7月1日。
2.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的股票简称:*ST瀚叶。
3.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的股票代码:600226。
4.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5%。
5.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将在风险警示板交易。
6.公司股票将于2020年6月30日继续停牌一天。
7.公司股票将于2020年7月1日起复牌并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为因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3.2.1条第(四)款的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瀚叶股份公司股票于2020年7月1日复牌后下跌5.11%,次日继续下跌4.93%。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8月11日期间,瀚叶股份公司股票跌幅为52.77%,平均跌幅为2.402%。上证综指上涨10.45%,互联网及相关服务板块指数下跌0.48%,2020年7月23日至7月29日,瀚叶股份公司股票股价反弹,涨幅为22.33%。
2021年6月23日,瀚叶股份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6),载明:公司于2021年6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对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1]28号)。具体内容如下:“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沈培今、孙文秋、吴昶、王旭光、鲁剑:经查,发现你们存在以下问题:一、资金占用行为:2018年2月至2019年6月期间,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沈培今、鲁剑等通过虚构交易、预付款项、违规借款等方式占用上市公司资金33572.46万元。
截至2021年4月28日,上述占用资金及利息合计36197.80万元已归还。
二、违规担保行为:2017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公司为沈培今等人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2.66亿元。截至2021年1月,公司基于上述借款的担保责任已解除,该担保事项未按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上述事项均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07年)》第二条、第三条、第三十条、第四十八条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一条、《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第一条的有关规定,公司时任董事长沈培今、时任总裁孙文秋、时任财务总监吴昶、时任董秘王旭光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鲁剑对资金占用行为负有责任。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07年)》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的有关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及沈培今、孙文秋、吴昶、王旭光和鲁剑分别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另查明,原告郑卓锋于2017年6月21日至2020年5月16日期间买卖600226股票以及于2020年5月16日至2020年8月11日期间卖出600226股票的情况如下:
一审法院认为
本院认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作出的[2021]28号《关于对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明确认定,2018年2月至2019年6月期间,瀚叶股份公司大股东沈培今、鲁剑等通过虚构交易、预付款项、违规借款等方式占用上市公司资金33572.46万元。2017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公司为沈培今等人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2.66亿元,担保事项未按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上述事项均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07年)》第二条、第三条、第三十条、第四十八条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一条、《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第一条的有关规定,对瀚叶股份公司及相关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据此,应当认定亨通股份公司对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事项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构成《关于虚假陈述赔偿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虚假陈述。郑卓锋在起诉时已经提供了身份证明,其身份信息与证券交易账户信息能够互相印证,可以认定其作为本案原告的主体适格。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亨通股份公司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更正日和基准日的确定,该虚假陈述行为与郑卓锋投资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亨通股份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对此,本院分述如下:一、关于亨通股份公司虚假陈述的实施日、更正日和基准日的确定虚假陈述实施日问题。在上市公司没有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形下,其虚假陈述实施日应为上市公司应履行披露义务而没有履行披露义务的最早日期。《关于虚假陈述赔偿的规定》第七条第三款规定:“因未及时披露相关更正、确认信息构成误导性陈述,或者未及时披露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事项等构成重大遗漏的,以应当披露相关信息期限届满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为实施日。”同时,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07年)》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及已查明的事实,亨通股份公司为沈培今向杨某借款1.5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作为担保方签订《借款合同》的时间为2017年6月18日,亨通股份公司应于2017年6月21日予以临时披露,但亨通股份公司未在该时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故认定2017年6月21日为本案违规担保虚假陈述的实施日。
资金占用虚假陈述实施日分别为2018年2月22日、2018年4月4日、2018年5月4日、2019年1月8日、2019年1月29日、2019年5月3日、2019年6月20日。虚假陈述更正日问题。亨通股份公司于2020年5月16日发布的《关于诉讼及可能涉及违规担保的公告》中,已明确披露公司作为杨某与瀚叶股份公司、沈培今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被告,因在2017年6月18日沈培今与杨某签订的《借款合同》中作为担保方为沈培今向杨某借款人民币15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而涉及诉讼。截至公告发布时,沈培今未按约定偿还全部借款本息,各担保人亦未履行担保责任,且被本院裁定冻结银行存款人民币26000万元,或者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
同时披露了本次诉讼涉及的实际资产冻结情况,并经公司自查,公司为沈培今与杨某于2017年6月18日签订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事项未履行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决策程序,上述事项可能涉及公司违规担保。该公告足以对理性投资者起到重新判断股票价值、注意证券市场投资风险的警示作用,系本案虚假陈述行为的首次揭示,故本院将2020年5月16日认定为本案违规担保虚假陈述的更正日。2020年6月30日,亨通股份公司发布《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公告》,披露了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根据该公告,本院认定2020年6月30日为资金占用虚假陈述的更正日。
虚假陈述基准日问题。在2020年5月16日作为本案违规担保虚假陈述更正日的情形下,以自此时起的第30个交易日即2020年8月11日作为基准日,基准价为1.37元,符合《关于虚假陈述赔偿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第四款之规定,郑卓锋、亨通股份公司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关于郑卓锋的投资损失是否与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因素有关本案虚假陈述更正日为2020年5月16日、2020年6月30日,瀚叶股份公司股票尚处于停牌阶段,故本院参照瀚叶股份公司股票复牌后第一个交易日至基准日区间的价格变化考量系统风险因素。2020年7月1日至8月11日期间,上证综指上涨10.45%,互联网及相关服务板块指数下跌0.48%,瀚叶股份股价下跌52.77%,可以认定公司股票股价下跌基本未受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因素的影响。
三、关于郑卓锋的投资损失与亨通股份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从亨通股份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沈培今被留置、失联的情况看,沈培今因涉嫌职务犯罪于2020年4月22日被北京市房山区监察委员会实施留置至2020年8月29日。2020年4月22日至4月29日期间,亨通股份公司多名大股东抛售股票,以第五大持股股东杨某为例,其持股比例为总股本的2%,在此期间抛售至清仓,并于4月30日起诉沈培今及亨通股份公司。公司股票于2020年4月22日下跌2.37%,次日继续下跌2.08%,2020年4月22日至4月29日跌幅为20.34%,平均跌幅3.67%。
此时,亨通股份公司尚未更正虚假陈述,股价发生大幅下跌主要因沈培今被留置、失联所致。2020年4月30日,亨通股份公司发布《关于无法在法定期限披露定期报告及公司股票停牌的公告》,载明因在定期报告编制过程中遇到困难,定期报告所涉及的部分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在短时间内无法鉴别核实,进而无法按时披露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亨通股份即日起停牌。停牌原因与沈培今被留置、失联,定期报告出具所需的与函证对象的确认程序无法正常展开直接相关。停牌前仅六个交易日并不足以消除沈培今被留置、失联引起的市场消极反应。
因此,2020年4月22日至4月29日期间,郑卓锋买入亨通股份股票造成的损失与亨通股份公司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的虚假陈述行为不具有因果关系,对该部分损失,亨通股份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但本案中郑卓锋在亨通股份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沈培今被留置前(2020年4月22日前)买入亨通股份公司股票的行为发生于亨通股份公司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后、更正日之前,依据《关于虚假陈述赔偿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如果郑卓锋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后、更正日之前因买入该证券而产生亏损,则该投资损失与亨通股份公司的虚假陈述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关于郑卓锋在上述期间内的投资损失是否系由亨通股份公司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后公布的其他利空消息等非系统风险因素所致,本院认为,亨通股份停牌期间,亨通股份公司于2020年5月16日发布《关于诉讼及可能涉及违规担保的公告》,披露了公司违规担保的情况,于2020年6月30日发布《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公告》,披露了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同日,亨通股份公司相继发布《2019年年度报告》《关于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即停复牌相关安排的公告》,披露了2019年度母公司的净利润为-542994243.33元、全资子公司成都炎龙科技有限公司因经营未达预期导致业绩出现下滑、公司就收购成都炎龙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形成的商誉118544.58万元计提减值准备71821.14万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出具否定意见、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股票简称变更为“*ST瀚叶”等一系列利空消息。
期间,沈培今持续处于被留置、失联状态。在同时期上证综指上涨的情况下,亨通股份公司股票的跌幅远大于互联网和相关服务板块的跌幅,表明亨通股份公司股票本身系弱势股,属于亨通股份公司经营管理不善、内控制度存在缺陷等自身经营风险等因素所造成。且亨通股份公司自身经营风险因素对股价的影响在虚假陈述行为揭露前已经存在,在虚假陈述行为揭露后仍会持续存在,尤其是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并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出具否定意见、公司上年度利润为负值、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挂*ST)等,均是与虚假陈述行为无关的重大事件,但对股价下跌影响显著。
相较该些因素,虚假陈述被揭露对股价的影响相对较小。叠加上述因素,2020年7月1日复牌首日,股价下跌5.11%,次日继续下跌4.93%。同时,在沈培今持续被留置、失联的情况下,其引起的市场消极反应进一步扩大,导致股价继续下跌,2020年7月1日至8月11日跌幅为52.77%,平均跌幅2.402%,但其中2020年7月23日至7月29日,股价反弹,涨幅为22.33%。而在虚假陈述行为揭露前的2020年4月22日至4月29日,股价平均跌幅为3.67%。可见,虚假陈述行为揭露后的股价平均跌幅小于虚假陈述行为揭露前的平均跌幅。
综上,综合考虑亨通股份公司违规担保及资金占用虚假陈述行为与其他一系列重大利空消息等非系统风险因素对亨通股份股价的影响程度,本院酌情确定扣除80%的赔偿比例。
四、亨通股份公司应对郑卓锋的投资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金额根据先进先出原则,郑卓锋在实施日至2020年4月21日(沈培今被留置前)期间买入的亨通股份公司股票剔除其卖出的该段期间的股票数量后,确定其系以2.24元的价格买入亨通股份公司股票13600股,并在基准日前以1.1元的价格卖出6000股,剩余股票持有至基准日后。
因此,郑卓锋的投资差额损失应计算为13452元〔6000×(2.24-1.1)+7600×(2.24-1.37)〕,该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印花税按总损失差额的千分之一计算为13.45元,佣金按总损失差额的万分之三计算为4.04元,合计17.49元,以上总计为13469.49元。亨通股份公司应对郑卓锋投资损失的20%,即2694元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八十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四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五项,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浙江亨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郑卓锋赔偿款2694元。
二、驳回原告郑卓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原告郑卓锋负担2238元,由被告浙江亨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62元,限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黄丽琴
审判员 顾月丹
审判员 刘甜甜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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