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审判决书 · 2023-07-28

陈某与庞大集团、庞某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涉案上市公司庞大集团(601258)
审理法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案号(2022)冀民终692号
案由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裁判日期2023-07-28
裁判结果二审改判:公司赔偿投资差额等494,186.4元及利息,实控人庞某华承担连带责任(陈某案)

相关案件:ST庞大(601258)索赔条件与时效 →同案:庞大集团证券虚假陈述案批量裁判综述 →

案情归纳与裁判要旨

案情:庞大集团及实控人庞某华通过收益互换隐瞒仍控制已“减持”的1.16亿股、未披露关联资金往来和被公安机关调查,被证监会处罚;实施日2015年3月4日、揭露日2017年5月3日、基准日2017年6月5日、基准价3.05元。陈某请求赔偿146.6万余元并要求庞某华连带;一审(唐山中院)判公司赔493,911.86元,未判庞某华连带。河北高院二审认定持股360,000股,投资差额98.64万元扣减50%,判公司赔494,186.4元及利息,庞某华连带;受理费一、二审合计31,517.34元。

裁判要旨:以最早一项虚假陈述为实施日;立案调查公告日为揭露日;酌定扣减50%系统风险;二审认定实控人庞某华有过错,改判其连带赔偿。

裁判文书全文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2)冀民终692号

当事人信息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出生日期、住址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庞大某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滦县。

法定代表人:黄某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庞某华(出生日期、住址略)。

审理经过

上诉人陈某因与被上诉人庞大某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集团)、某乙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冀02民初3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3年2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某、被上诉人某某集团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庞某华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二审诉讼请求

陈某上诉请求:请求撤销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冀02民初35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由某某集团、庞某华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对某某集团提供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中2017年5月3日至2017年6月5日之间某某集团股票、雄安新区概念股及沪市大盘的走势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无法律依据。

2.一审判决对“自被告某某集团发布关于收到证监会对其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立案调查通知”和揭露日认定的描述,认定事实错误。某某集团于2017年5月2日收到的《立案调查通知书》并没有指明是信息披露违法,此时无任何证据证明某某集团存在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

3.一审判决对陈某持仓情况的描述,认定事实不清。陈某于2015年1月12日买入某某集团股票100股,此时某某集团的虚假陈述行为尚未实施,陈某于2015年8月11日上午清仓原持有并分红稀释后的200股某某集团股票,根据先进先出原则,卖出后陈某持有的某某集团股票数为零,此时陈某与某某集团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关系,此买入卖出操作不符合索赔条件,与本案无关,即2015年8月11日之前股市的振荡波动均与本案无关,亦不能用2015年6月至2015年7月间的“千股跌停”来证明陈某持仓期间的系统性风险。另根据某某集团2018年5月17日发布的《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之日起后30个交易日为基准日,应当合理计入陈某2018年6月28日前卖出的股票差额损失。

4.一审判决认定某某集团虚假陈述的揭露日及基准日错误。(1)判定标准。2017年5月2日某某集团发布的《立案调查通知书》中监管部门未以涉嫌信息披露违法或虚假陈述相关内容为由立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的揭露日的认定标准。(2)知悉程度。某某集团于2017年5月8日发布的《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函公告》可以证实,截至2018年5月17日某某集团收到《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前,某某集团都未有任何与被调查相关的信息披露。证监会及某某集团公告、行业媒体报道均对立案调查内容不知情,投资者亦无从了解立案调查相关事由及影响程度。

(3)时间的首次性。虚假陈述的披露是要给投资者知悉了解某丁公司的违法事实,并对公司现有价值重新评估,使其产生合理的股票估值。如果“首次揭露”后未能使股价达到合理的状态,未能产生出风险释放的作用,即便出现股价涨跌停现象也不应轻易认定为虚假陈述的揭露日。(4)股价走势及风险释放。某某集团股票在炒作期间多次出现暴涨暴跌情形,股价已无法显示合理的估值区间,立案调查公告本身属于重大利空的不确定信息,无论最终是否认定某某集团存在虚假陈述行为,该公告发布后都会造成股价的下跌。此时股价的波动受到市场行情、投资者心理、庄家操控、游资炒作等多方面的影响,不能单纯归咎于立案调查。

某某集团在收到《立案调查通知书》前一年的时间内其股价都处于合理的估值价位,炒作结束后的大半年时间内股价相比《立案调查通知书》发布前支撑位还略有提高,显示新进资金持观望态度,而并非因虚假陈述立案被知悉后的风险释放。某某集团于2018年5月17日发布《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足以警示投资者重新评估股票价值,20个交易日内股价跌幅达到25%,这才是市场中风险被释放的体现,对某某集团股价的合理估值不应单纯以一天或三五天的波动就草率认定,而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综合研判。

综上,一审法院仅依据某某集团收到《立案调查通知书》的次日其股价跌停就认定该日期为揭露日,完全不考虑当时客观的炒作阶段、投资者对虚假陈述的知悉程度、风险是否被有效释放、公司估值是否下跌至合理区间等因素,认定过于草率,与事实不符。应认定某某集团于2018年5月17日发布《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为虚假陈述的揭露日,以揭露日后第30个交易日为基准日,基准价为2.02元。

5.一审判决对系统性风险的描述,适用法律错误,扣除投资者损失比例不合理。(1)证券投资风险不等于系统性风险,不应以投资风险为由扣除赔偿比例。(2)系统性风险仅发生在特定时间段内,非特定原因、非影响全部股票、能够转移风险的正常波动没有系统性风险。(3)考虑系统性风险时应对不同投资人持仓情况分别加以甄别,不能以短期的下跌形态以偏概全,扣除整个持仓时间段内的所有侵权赔付比例。(4)熔断机制并不是系统风险的制造者,不应以熔断机制造成系统性风险为由扣除赔偿比例。(5)陈某持仓期间,除一审判决中引用了“熔断”作为系统性风险的理由外,再无任何共同事件能够引起整个市场震动的“系统性风险”,且陈某持仓时间段内某某集团股票走势均与上证指数、汽车类指数相背离。

某某集团股价的下跌及萎靡不振,完全系其公司自身问题所致,而非所谓的系统风险。仅以某某集团股票两天的下跌抹杀掉股指两年的上涨,对投资者极不公平,否则投资者完全有机会在两年的上涨周期中抓住机会,而不是因对某某集团的价值投资毁于虚假陈述。(6)证监会已对某某集团的虚假陈述行为作出顶格处罚,不应以其自述情节轻微而扣除赔偿比例。(7)一审判决扣除50%比例过高,投资者没有过错,却要和违法者共同承担责任,于法无据。(8)系统性风险比例应由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认定。

综上,在陈某持股期间不存在系统风险,不应扣除系统风险比例。

6.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庞某华作为某某集团实际控制人,并未披露某某集团及其子公司与唐山市冀东某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某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发生多笔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事实,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审辩方观点

某某集团答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2.一审判决采取的损失计算方法客观公正、合理合法。

3.在案证据足以证实某某集团股价受系统风险影响巨大,且在庭上调解时绝大多数当事人均支持50%系统风险的主张,故一审判决酌定50%的系统风险有理有据。

4.某某集团提交的证据均来自社会公开的证券操作体系、社会媒体及国家机关公告系统,司法机关及当事人可以随时调取、核查,一审判决采信该证据合理合法。

5.一审判决对于违法行为实施日、揭露日、基准日的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请求驳回陈某的上诉请求。

庞某华答辩称,1.庞某华不存在过错。庞某华当时是某某集团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某某集团成立了多个职能管理部门,具体工作由相应的各个部门实施。某某集团相关融资权益变动的披露由公司的财务部门及证券部具体实施,庞某华不负责信息披露和财务管理工作。

2.陈某的投资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及非系统风险等投资固有风险因素所致,其投资损失与庞某华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综上,陈某要求庞某华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依法认定庞某华不承担责任。

一审诉讼请求

陈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虚假陈述引起的侵权赔偿款暂计1466145.4元;2.判令庞某华对原告的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被告某某集团系某丁公司,股票代码为601258,该股票属于零售业板块。2018年7月3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2018]50号《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某某集团、庞某华、武某等4名责任人员)》,主要内容为:“经查明,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一、庞某华、某某集团未如实披露权益变动情况。某某集团2014年年度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31日,庞某华为某某集团第一大股东,持有某某集团21.03%股份;包头某某企业策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公司)为某某集团第二大股东,持有某某集团15.81%股份。

某甲公司将持有某某集团股份中除经济权利之外的其他一切权利授权给庞某华行使,某甲公司和庞某华是一致行动人。2015年3月4日,庞某华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庞大某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某某书》),称2015年2月16日至3月3日期间,其一致行动人某甲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合竞价交易系统和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某某集团”股票162002801股,占某某集团总股本的5%,其中通过集合竞价交易系统减持46002801股,通过大宗交易系统减持116000000股。经查,某甲公司大宗交易减持116000000股“某某集团”的实际受让方系庞某华个人控制的关联方,庞某华及其一致行动人当时仍实际控制和拥有该部分股票,具体情况为:2015年1月,为达到利用股东某甲公司所持“某某集团”股票融资并拆借使用的目的,某某集团副总经理武某安排公司证券部员工杨某宇去寻找一家融资比例较高的公司。

杨某宇在与某甲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证券)相关人员沟通过程中了解到,某甲证券收益互换业务融资比例高于普通股权质押融资,经向武某汇报,武某同意进行收益互换业务。为符合某甲证券关于参与收益互换主体应与某某集团无关联关系的要求,武某安排杨某宇以滦县某某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名义实施收益互换。某某公司形式上同某某集团没有关联关系,但实际系庞某华个人控制的唐山市冀东某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冀东某某)的子公司,其工商登记的2名自然人股东属名义股东,并未实际出资。某某公司属于某某集团的关联方。此外,因某某公司不满足某甲证券有关“开展收益互换客户须有6个月以上股票交易经验”的条件,某某公司选择先购买某某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期货)的资产管理产品,再由管理该资产管理产品的某某期货与某甲证券签订收益互换协议。

根据2015年2月三方先后签订的两份协议,某某公司作为委托人出资2.1亿元设立“某某期货互换通国信8号资产管理计划”,某某期货作为管理人代表该资产管理计划同某甲证券进行以116000000股“某某集团”股票为标的的收益互换交易,某甲证券提供不超过4.9亿元的资金用于收益互换并收取固定年化收益。2015年2月26日,庞某华向某甲证券出具《承诺函》,承诺自愿为收益互换交易项下的资产管理产品和委托人(某某公司)的各项责任及义务承担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2015年3月2日,某甲证券根据收益互换协议约定,以大宗交易方式买入某甲公司减持的116000000股“某某集团”股票,价格6元/股,交易金额6.96亿元。

上述过程中,某某公司通过某某期货对某甲证券下达交易指令,且某某公司向某甲证券承诺“本公司会将本交易下标的证券的对冲买入和平仓卖出行为视同本公司实际买卖标的证券的行为,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报告、信息披露和要约收购法定义务”。庞某华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某某书》中未如实披露其一致行动人当时仍实际控制和拥有相关“某某集团”股票的事实,遗漏披露其通过涉案收益互换进行融资的安排。某某集团2015年3月4日披露的《庞大某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系按照某某书》口径进行披露,相关内容亦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

二、某某集团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庞某华为某某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同时为冀东某某、某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某贸易)的实际控制人。冀东某某、某某贸易为某某集团的关联方。2015年3月2日至5月27日期间,某某集团及其子公司与冀东某某、某某贸易发生多笔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构成关联交易,具体如下:2015年3月2日,根据武某安排,某某集团向某某贸易转款2亿元。2015年3月3日,某某贸易向某某集团子公司某某兴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兴旺)转款6.3亿元(包含归还某某集团前一日出借的2亿元)。同日,某某兴旺向某某集团转款6.3亿元。

2015年3月4日至19日,某某集团向某某贸易转款4.3亿元(归还借款)。2015年3月26日,冀东某某向某某集团转款0.5亿元;某某贸易向某某兴旺转款0.07亿元。同日,某某兴旺向某某集团转款0.07亿元。2015年4月3日,某某贸易向某某兴旺转款1.2亿元,某某兴旺于2015年4月7日向某某集团转款1亿元。2015年4月14日至27日,某某集团向某某贸易转款1.3亿元(归还借款)。2015年5月11日,某某贸易向某某兴旺转款4.12亿元,同日,某某兴旺向某某集团转款4.5亿元。2015年5月14日至27日,某某集团向某某贸易转款4.59亿元(归还借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四)项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0.2.4条的规定,某某集团对其与关联方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应当予以披露,但某某集团并未按照上述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三、某某集团未披露自身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调查。2016年10月24日,公安机关向某某集团出具《调查取证通知书》。《调查取证通知书》明确记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我局侦办的某某集团涉嫌内幕交易案需调取你处下列有关证据”。某某集团在《调查取证通知书》上盖章确认己收到,某某集团董事会秘书刘中英作为“证据持有人”签名。同日,公安机关对庞某华进行讯问并制作讯问笔录,向庞某华出具《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武某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亦知悉上述事项。2017年3月27日,公安机关向某某集团出具《撤销案件决定书》,称“我局办理的某某集团涉嫌内幕交易案,因不应对某某集团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决定撤销此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十一)项和《某丁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十一)项的规定,某某集团对其被调查的情况应当予以披露,但某某集团并未按照上述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以上事实,有相关工商登记资料、某某集团公告、资产管理协议、收益互换协议、庞某华出具的承诺函、授权文件、情况说明、资金划转凭证、银行对账单据、公安机关文书、相关人员笔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庞某华、某某集团未如实披露权益变动情况和遗漏披露相关融资安排的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发行人、某丁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行为。对某某集团的该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为庞某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武某。

某某集团未披露涉案关联交易、未披露自身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发行人、某丁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行为。对某某集团的该两项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为庞某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武某、刘中英。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我会决定:一、对庞某华作为‘未如实披露权益变动情况和遗漏披露相关融资安排’的违法主体,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的罚款;对庞某华作为某某集团涉案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的罚款。

两项合并处理,对庞某华给予警告,并处以90万元的罚款;二、对某某集团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三、对武某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四、对刘中英给予警告,并处以15万元罚款。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汇缴专户),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稽查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2015年6月11日,某某集团发布关于2014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公司2014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以截至2014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3240056701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转增股本后,公司股本将从3240056701股增加至6480113402股。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6月17日,除权日为2015年6月18日,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为2015年6月19日。自被告某某集团发布关于收到证监会对其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立案调查通知的次日即2017年5月3日至6月5日,某某集团601258股票换手率达到可流通部分的100%,2017年5月3日起至6月5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为3.05元。

2015年6月至2015年7月间,因证券市场去杠杆等多重因素影响,沪深股市发生大幅波动,出现千股跌停、千股停牌、市场流动性缺失等异常情况。包括系争股票在内的绝大部分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均大幅下跌。

另查明,2015年3月4日,上证指数点位3279.53,某某集团股价为3.75元。2017年6月5日,上证指数点位3091.66,某某集团股价为3.01元。本案中,原告陈某的招商证券信用账户对账单显示,原告陈某在2015年3月4日至2017年5月3日之间于2015年8月11日分别以每股5.55元买入某某集团股票200000股,买入总成本为1110000元,以每股5.5元买入201000股,买入总成本为1105500元;于2015年8月28日以每股4元买入30000股,买入总成本为120000元。2015年8月11日以每股5.39元卖出某某集团股票200股,卖出总价为1078元;2015年8月26日以每股3.802元卖出50000股,卖出总价为190103元;2016年1月26日以每股2.9元卖出21000股,卖出总价为60900元。

一审法院认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证券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揭露日、基准日和基准价的认定问题;2.本案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者买入证券的行为之间是否存在交易上的因果关系;3.本案投资者的投资差额损失应如何计算;4.本案中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及扣减比例如何认定;5.本案损失计算中,是否需要扣除证券市场系统风险以外的其他因素。

关于争议焦点1,首先,本案中,虽然证监会发出的沪[2018]5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涉及三项虚假陈述行为,但就本案投资者而言,其买入股票的行为可能受到上述任一项虚假陈述行为的影响,凡是在第一项虚假陈述行为发生后买入证券并持有至揭露日的投资者,均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确定的可请求赔偿的投资者范围,投资者亦无需明确其具体针对哪一项虚假陈述行为提起诉讼。

因此,以在先虚假陈述行为的发生日作为本案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有利于公平保护证券市场投资者权益。结合本案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3月4日为被告某某集团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规定,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发行或者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披露之日。被告某某集团于收到证监会对其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调查通知书》的次日即2017年5月3日在相关报刊、网站上公布了上述事宜,当日被告某某集团601258股票股价跌停。

鉴于此,可以认定2017年5月3日的公告已足以达到在全国范围内解释系争虚假陈述行为的效果,对投资者起到了警示作用,故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5月3日为虚假陈述揭露日。自2017年5月3日起至2017年6月5日,被告601258股票累计成交量达到其可流通部分100%。经计算,上述期间该股票的均价为3.05元。

关于争议焦点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规定,应推定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的行为均受到了虚假陈述的诱导。本案原告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确定的时间范围之内买入某某集团股票,应推定买入行为与虚假陈述之间存在交易上的因果关系。

关于争议焦点3,对于如何确定投资者的证券买入均价,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各地法院亦采取不同的计算方法。采取任何一种计算方法,对于每个投资交易而言亦会发生不同影响,并不存在对投资者或某丁公司任何一方产生绝对不利或绝对有利的结果。法院可以结合具体案情,依据维护市场公平公正、充分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原则,确定相应的计算方法。本案中,原告投资系争股票的行为发生于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至揭露日之间,如果原告在该期间的股票买入平均价与其卖出平均价或基准价存在差额,就相应的投资差额损失,被告某某集团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投资人在基准日及以前卖出证券的,其投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与实际卖出证券平均价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投资人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者仍持有证券的,其投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与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基准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陈某在实施日至揭露日之间多次买进卖出某某集团股票,其买入平均价应为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买进股票总成本减去已卖出股票收回资金的余额,再除以其在揭露日后尚持有股票的数量。

本案中,原告陈某在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买入某某集团股票总成本为1110000元+1105500元+120000元=2335500元,卖出某某集团股票收回的资金为1078元+190103元+60900元=252081元,买进股票总成本减去已卖出股票收回资金的余额为2335500元-252081元=2083419元,揭露日后尚持有股票的数量为(200000+201000+30000)-(200+50000+21000)=359800股。据此,原告陈某的买入平均价为2083419元÷359800=5.79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二条,原告陈某投资差额损失为:(5.79元-3.05元)×359800=985852元。

关于争议焦点4,系统风险造成的后果带有普遍性,应是指对证券市场产生普遍影响的风险因素、对证券市场所有的股票价格产生影响,且这种影响为个别企业或行业所不能控制,是整个市场或者市场某个领域的所有参与者共同面临的,因而投资者发生的该部分损失不应由虚假陈述行为人承担。某丁公司所应承担赔偿责任,应与其行为的过错程度以及对市场的危害程度相匹配。本案中,确定虚假陈述行为人赔付比例时,应当扣除投资者因证券市场系统风险造成的投资损失。本案虚假陈述的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我国证券市场发生了大幅波动,虽然经历了大涨,但也数次触发市场“熔断”机制。

上述因素对市场内所有证券均发生价格影响,无法通过投资选择予以规避,故可认定为市场系统风险,应在计算赔偿金额时予以考虑。鉴于影响投资者作出股票投资决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某丁公司的信息披露仅是其中一种因素。股票作为一种有价证券,除具有流动性的特征之外,还具有风险性、波动性的特征。股票的特征决定了投资股票既是一种收益率颇高的投资方式,又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方式。作为投资者,不仅要面对市场外部客观因素所带来的整体风险,还要面对某丁公司内部的非系统性风险。被告接受行政处罚的行为并非造成某某集团股价下跌以及投资者损失的全部因素。

且虽然被告存在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但其行为并非采取浮夸、利好的方式公布信息,从而引诱投资人作出积极投资的决定。上述行为被披露后,某某集团股价亦没有发生巨幅震荡。

综上,虽然被告存在虚假陈述之违法行为,原告亦存在投资受损的事实,两者之间亦存在因果关系,但原告买卖被告某某集团股票所受损失不能完全归责于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故一审法院酌情确定被告某某集团因虚假陈述而应向原告赔偿投资差额损失的50%。

关于争议焦点5,为因证券虚假陈述受到损失的投资者提供民事赔偿救济,其目的在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规范证券市场行为。同时,市场中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很多,既包括利空因素也包括利多因素,如仅仅考虑利空因素对股价的影响而扣除投资者获赔比例,对于投资者而言亦不公平。本案中,被告某某集团称汽车销售企业经营恶化、举步维艰等问题,某乙公司股价产生何种影响并不明确,故不应将其作为扣除赔偿比例的因素。据此,被告某某集团的虚假陈述行为对原告陈某造成的投资差额损失为985852元×50%=492926元,对应的印花税及佣金损失均按投资差额损失的千分之一计算,均为492.93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条第二款,利息损失自陈某买入证券之日至卖出证券日或者基准日,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

综上所述,原告陈某的诉讼请求部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庞大某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某投资差额损失492926元,印花税损失492.93元,佣金损失492.93元,共计493911.86元;以及以493911.86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11日起至2017年6月5日止,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二、驳回原告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查明

本院二审期间,陈某提交第一组证据:《某某集团:公司尚未明确获知证监会〈调查通知书〉所涉具体案由》《因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某某集团预计2017年净利润同比降60%至40%》《某某集团被立案调查称不清楚具体原因》《某某集团缘何遭查扑朔迷离》《〈九民纪要〉解读-对“镜像原则”的理解》《中国某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庞大某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通知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庞大某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函公告》《庞大某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某某集团“沉默中爆发”游资2.14亿拉停“救驾”》《雄安概念股炒作之鉴》及某某集团股票走势图,以证明一审判决认定的揭露日错误,应当认定揭露日为2018年5月17日。

第二组证据:《2015年12月4日新闻发布会》《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答记者问》及某某集团股票走势图,以证明本案不存在系统性风险,陈某的投资损失完全系由某某集团违法行为造成,一审法院扣减50%投资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某某集团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陈某提交的证据为复印件或打印件,不能证明其合法来源。立案调查公告内容为某某集团涉嫌违法行为,具有被退市风险,而2018年5月17日的预处罚公告的内容体现了只是轻微的经济处罚,某丙公司退市,对于股价的影响并非利空,而是利好,故陈某的证明目的不能实现。

本院认为,陈某提交的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亦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案涉《招商证券融资融券深圳龙岗龙岗大道证券营业部信用账户对账单》载明,2015年1月12日,陈某买入某某集团股票100股,陈某于2015年6月18日“红股入账”100股,2015年8月11日,陈某以每股5.39元卖出某某集团股票200股,卖出总价为1078元。

二审法院认为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日、基准日和基准价是否正确;2.陈某的投资差额损失数额问题;3.本案是否存在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及一审判决认定的扣减比例是否妥当;4.庞某华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报刊、电台、电视台或监管部门网站、交易场所网站、主要门户网站、行业知名的自媒体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并为证券市场知悉之日。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开交易市场对相关信息的反应等证据,判断投资者是否知悉了虚假陈述。除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外,下列日期应当认定为揭露日:(一)监管部门以涉嫌信息披露违法为由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立案调查的信息公开之日;(二)证券交易场所等自律管理组织因虚假陈述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等责任主体采取自律管理措施的信息公布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的虚假陈述呈连续状态的,以首次被公开揭露并为证券市场知悉之日为揭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多个相互独立的虚假陈述的,人民法院应当分别认定其揭露日。”本案中,某某集团董事会于2017年5月2日作出的《庞大某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通知的公告》载明“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017年5月3日,某某集团在相关报刊、网站上公布了上述公告,当日某某集团601258股票股价跌停。据此,一审判决认定2017年5月3日的公告已足以达到在全国范围内解释系争虚假陈述行为的效果,对投资者起到了警示作用,2017年5月3日为虚假陈述揭露日,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的基准日,是指在虚假陈述揭露或更正后,为将原告应获赔偿限定在虚假陈述所造成的损失范围内,确定损失计算的合理期间而规定的截止日期。在采用集中竞价的交易市场中,自揭露日或更正日起,被虚假陈述影响的证券集中交易累计成交量达到可流通部分100%之日为基准日。自揭露日或更正日起,集中交易累计换手率在10个交易日内达到可流通部分100%的,以第10个交易日为基准日;在30个交易日内未达到可流通部分100%的,以第30个交易日为基准日。

虚假陈述揭露日或更正日起至基准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为损失计算的基准价格。无法依前款规定确定基准价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专门知识的人的专业意见,参考对相关行业进行投资时的通常估值方法,确定基准价格。”本案中,自揭露日2017年5月3日起,被虚假陈述影响的某某集团601258股票累计成交量达到可流通部分100%之日为2017年6月5日,2017年5月3日起至2017年6月5日期间,某某集团股票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为3.05元。据此,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虚假陈述的基准日为2017年6月5日,基准价为3.05元,亦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2,本院庭审时,陈某对一审判决采取的损失计算方法没有异议,某某集团提交的答辩状中亦认可一审判决采取的损失计算方法,故对该计算方法本院予以确认。依据案涉《招商证券融资融券深圳龙岗龙岗大道证券营业部信用账户对账单》载明的内容,陈某于2015年8月11日卖出的某某集团200股股票并非其在2015年3月4日至2017年5月3日期间买入的股票,一审法院将该200股股票的卖出总价1078元作为上述期间某某集团股票收回的资金并认定陈某揭露日后持有某某集团股票数量应扣除该200股,应属不当,案涉《招商证券融资融券深圳龙岗龙岗大道证券营业部信用账户对账单》亦可证实揭露日后陈某持有某某集团股票数量为360000股。

按照一审判决采取的损失计算方法,陈某的投资差额损失为:(5.79元-3.05元)×360000=986400元。

关于争议焦点3,股票作为一种有价证券,除具有流动性的特征之外,还具有风险性、波动性的特征。本案虚假陈述的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我国证券市场发生了大幅波动,虽然经历了大涨,但也数次触发市场“熔断”机制。上述因素对市场内所有证券均发生价格影响,无法通过投资选择予以规避,故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存在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并无不妥。一审判决综合本案实际,酌定某某集团因虚假陈述而应向陈某赔偿投资差额损失的50%,亦无不妥。

关于争议焦点4,《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公告的证券发行文件、定期报告、临时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及其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本案中,中国证监会于2018年7月3日发布的[2018]50号《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某某集团、庞某华、武某等4名责任人员)》可以证实,某某集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庞某华未如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存在过错,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庞某华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对此未予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据此,某某集团因其虚假陈述行为应赔偿陈某的投资差额损失为986400元×50%=493200元,对应的印花税及佣金损失均按投资差额损失的千分之一计算,均为493.2元。利息损失自陈某买入证券之日至基准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应予纠正。陈某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冀02民初35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冀02民初35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告庞大某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某投资差额损失493200元,印花税损失493.2元,佣金损失493.2元,共计494186.4元;以及以494186.4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11日起至2017年6月5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三、庞某华对上述第二项确定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995元,由陈某负担8947.5元,由庞大某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庞某华负担904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522.34元,由陈某负担13472.34元,由庞大某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庞某华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连胜

审判员 郭宝永

审判员 刘云鹏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张苏

资料说明:本页裁判文书全文取自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裁判文书,当事人信息为法院公开发布时的匿名化处理,整理于 2026-11-18。「案情归纳与裁判要旨」为本所整理,不构成法律意见;如与法院发布的原文有出入,以原文为准。